曾巩，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仅擅写文章，在为官时政绩也颇为突出。
在曾巩的政治生涯当中，有一次他曾被任命为齐州知州。齐州这个地方的治安十分混乱。当地的土豪劣绅与盗贼结成死党，以曲堤、章丘两地为据点，横行乡里，为害一方。
曾巩本来就认为为官治理一方要以迅速惩除邪恶、禁绝盗贼、安定社会作为根本，现在看到齐州的情况，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于是，他首先着手解决曲堤的问题。
曲堤的匪首是一周姓大户。周家因资财雄厚而称霸乡里，他的儿子周高骄横放纵，欺压百姓，污辱妇女，无恶不作。更猖狂的是：周家人使用的衣服器物，竟然僭越等级，依照帝王的规格。可是，因为他家财大势大，力量能够左右权大位高的人，州县官吏没有敢过问查办的。曾巩没有被他们的气焰所吓倒，毫不犹豫地将周高及其爪牙逮捕，并依照当时的刑律严加处置。
曾巩在曲堤小试牛刀之后，马上集中精力对付章丘的地方势力。与曲堤相比，章丘的问题更为棘手。这里的土豪不仅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还聚帮结伙成立了“霸王社”。这伙强人杀人放火、劫夺囚犯没有不敢做的事情。曾巩毫不退缩，首先通过明察暗访，掌握了“霸王社”三十一个主要成员的犯罪事实，将他们一并拿获，并发配到远方。
这一举措收效显著，极大地打击了“霸王社”的嚣张气焰，一般的歹徒吓得不敢在街头露面，大小头目也纷纷躲进山里。为了彻底铲除恶霸，曾巩又把百姓组织起来，让他们随时注意稽察、监视强盗的行动，发现有盗时就敲鼓报警、互相援助。这样一来，歹徒就更不敢轻易出来作乱，当地的治安得到很大的改善。
一天，有个名叫葛友已被列入缉捕名单的强盗，实在忍受不了困居深山的生活，主动来官府自首。按照曾巩以往的行事风格，大家以为葛友必死无疑了。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曾巩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对他的弃暗投明大加赞赏。曾巩酒饭款待他之后，让他换上体面的衣服，并把自己的随从借给他，装运着购来的金饰丝帛等物跟在他后面，在州内各地到处夸耀示众。本来躲在山里准备负隅顽抗的匪徒听到这一消息，纷纷下山投案自首。剩下的几个匪首一下失去了爪牙，变得势单力孤，只能束手就擒了。
从此以后，“霸王社”彻底土崩瓦解，齐州一带家家夜不闭户，百姓生活变得非常安定。后来，曾巩又调任福州，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了当地的匪患。
——选自《宋史·列传第七十八》
【智慧心得】
恩威并施，刚柔相济
对于一个管理者、领导者来说，对待自己的下属，对待管辖对象，是毫不留情，黑脸到底好；还是春风化雨，以德服人好？千百年来围绕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郑国的子产是推行刚猛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不仅在生前积极实践，临死的时候还告诫自己的继任者太叔实行刚猛的政策比实行宽厚的政策要好，二者的区别就如同火和水，“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
隋朝的赵煚则是宽厚政策的身体力行者。他出任冀州刺史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形成了狡诈贪婪的不良风气。于是，赵煚就坚持以德化民，宽厚待人。比如一次有人偷盗了赵煚田里的蒿，被官吏当场抓获。赵煚说：“这是我这个刺史不重视教化，偷蒿的人有什么罪呢？”于是，劝慰一番将他放了。事后还派人送去一车蒿给那个人。这个小偷感到十分惭愧，简直比受重刑还难受。就这样经过几年的治理，当地民风为之大变。赵煚也深受人们的爱戴，当他染病的时候，百姓纷纷为他祈祷。
曾巩面对“霸王社”时，不畏凶险，坚决打击，待到对方有所收敛，隐身山林以后，仍然组织乡民，穷追猛打，坚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这是刚猛的表现。他对匪首之一的葛友不计前嫌，体恤照顾又显然是怀柔的表现。所以，曾巩的为政方式应该属于第三种类型，那就是恩威并施，刚柔相济。
对领导者、管理者来说，片面追求严厉刚猛或者一味实行宽厚怀柔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都有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就刚猛政策而言，其优点是见效快。可以迅速树立威信，达到令行禁止，焕然一新。可是，如果不加节制地继续下去，就会使规章制度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苛刻。因为，你的管理没有人性化的因素，下边的人对你的服从是建立在惧怕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愿意与领导进行沟通和交流，一旦有什么问题出现，没有人敢发挥主动性，只能寻找现成的制度。制度上没有，就等着领导制定新的条款进行补充。
时间一长，规章制度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人们整天想的不是如何愉快而积极的工作，而是担心自己会触犯哪条纪律。不堪重负的结果，就只能是趁早离开你，换一个工作环境了。而且由于你的规定过于繁琐，执行起来又一点儿都不灵活，就会使人们觉得你是个不近人情的人，从而失去大家的爱戴和支持。战国的商鞅就是因为犯了类似的错误，让秦国上下都觉得他“刻薄寡恩”，才落得个一朝失势，墙倒众人推的下场。
此外，一味推行严格管理而没有温情的集体，一旦出现什么危机，失去了利益这根纽带，又没有感情维系，往往“树倒猢狲散”，没有人会与之同甘共苦。相反，著名的松下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数次出现危机之后，员工仍然不舍得离去，与企业共度难关，就在于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一直将公司作为家庭来管理，将每个员工都作为家人看待。
单一地推行严格管理不好，只依靠广施恩德，以情动人也不值得推崇。首先，这样一来环境就会显得过于宽松，纪律和规章制度就会被视同儿戏，人人放任自流，我行我素，集体生活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气氛和秩序性，变成一盘散沙。例如，中国古代皇宫中的礼仪制度是非常完善和严格的，由于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谨慎地遵守，所以即使天下大乱，这里仍旧井然有序。
可是，南朝梁太子萧统为人温和可亲，对待下人臣子都是以感化教育为主，很少使用严刑酷法。这虽然使得令人压抑的宫廷生活有了些许的阳光和温暖，但是却也破坏了人们对纪律的遵守，最后甚至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一日，萧统带领后妃一起划船嬉戏，一个妃子竟然不顾礼仪和太子的安危，由着自己的性子拼命的荡舟取乐。最终小船倾覆，太子落水，惊惧而死。
其次，单纯的温情管理在缩短自己与下属之间距离的同时，也失去了上下级的层次感。层次感失去了，你的威信也就失去了。没有威信的领导，在发布命令或者组织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会认真执行。工作搞不好，不仅上级对你失望，就是下级也会瞧不起你。这样里外受气的领导，早晚会“下野”的。古时候，子罕做了宋国的国相，子罕对国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与乱，在于国君的赏罚是否得当。奖赏得当就会使贤人受到鼓励，刑罚得当，就能制止奸邪的小人。赏罚不当，则贤人得不到鼓励，奸邪得不到制止。奸邪之徒勾结起来，欺骗国君，争夺俸禄爵位，对此不能不慎重！赐与奖赏，这是人们喜爱的，国君可亲自执行，刑罚杀戮，人人厌恶，让我来主持。”宋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就只抓赏赐，把刑罚交付给子罕。时间一久，国人知刑罚的大权掌握在子罕手中，大臣都亲近子罕，百姓也依附他。过了一年，子罕赶走了国君，掌握了宋国的政权，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
再者，那种授人恩惠，以德报怨的管理方式，虽然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妙处，但可惜的是，它的效率是十分低下的。管理者要让所有的下属都体会到自己的精神魅力，对自己有一种情感上的依赖，从而转化成工作的热情，不是简简单单树立一两个类似于“偷蒿人”这样的典型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长期的感情投入。这种方式在农业社会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因为毕竟那个时代民风淳朴，社会问题比较简单，人员结构相对稳定。而今天，我们的时代人员流动如此之大，社会问题如此之复杂，很难为我们留下足够的时间去恩惠泽被众多的人群。
因此，比较有效的管理方式应该是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既要执法必严，树立威信，便于工作的开展；又要适度地给与他人温情，以博得情感上的支持，创造一个温馨、团结的工作环境。就像孔子在修正子产观点时所说的：“政策宽厚民众就怠慢，民众怠慢就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政策刚猛民众就受伤害，民众受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的政策。宽厚用来协助刚猛；刚猛用来协助宽厚，政治才能得以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