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弘肇，农民出身，既不喜欢下地干活，又不爱经史子集，只知道耍弄拳棒。在战火连绵的五代时期，暴力成为解决一切争端的主要方式，史弘肇依仗自己出色的武功，成为当时的著名将领，深受君主器重。特别是他投奔刘知远之后，为刘知远建立帝业立下了不少功劳，他的官职也不断地被提拔升迁，后来一直做到同平章事。刘知远弥留之际，还特意将儿子托付给了史弘肇、杨分、苏逢吉、郭威等大臣。史弘肇也不负众望，很认真地担当起了辅佐幼主的责任。在他掌管禁军期间，把京师治理得井井有条。朝野上下对他的能力也是有口皆碑。
但是，史弘肇却有一个公开的缺点，那就是重武轻文。他鄙视文臣，不喜欢和文人来往，经常说：“这些文人让我无法忍受，他们总是轻视我们这些武将，说我们是小卒子，真是可恨！”在朝廷上，他对武将出身的郭威极力拉拢，凡事都尽量和郭威他们站在一起，但主政大臣中的苏逢吉由于是文臣，史弘肇就和他过不去。
有一次，郭威领兵出征到北方，史弘肇固执地要让郭威带走枢密使的官衔，苏逢吉不同意，认为这样无限地扩大武将的权力会影响皇权的巩固。但史弘肇却为郭威辩解说：“领枢密之职可以便宜行事，能使将士们服从命令。”由于他的一再坚持，最后皇帝也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
第二天，大臣窦贞固出面设宴为郭威饯行，文武大臣们都来了。正当大家欢饮的时候，史弘肇却突然讽刺在座的文臣说：“安朝廷，定祸乱，有长枪大剑就足够了，至于什么毛锥子（指毛笔），又有什么用？”在场的掌管财政的三司使王章听了很不高兴，就反驳他说：“光有长枪大剑，没有毛锥子，那军队的物资给养从何而出呢？”闹得宴席不欢而散。
没过多久，王章在他的府第也设宴招待大臣们。在酒席上，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就行起酒令来，史弘肇不太擅长，而内客省使阎晋卿坐在他的旁边，几次教他，苏逢吉借机逗史弘肇说：“旁边有姓阎的人，就不必怕罚几杯酒了。”这一句将史弘肇惹恼了，因为他的妻子正好也姓阎，而且原来是个酒妓，史弘肇以为苏逢吉是在讽刺他，于是大骂苏逢吉。苏逢吉没有想到会惹下史弘肇，但他也没有示弱，史弘肇更恼火了，甚至动起刀剑。虽然两人被劝住，但将相之间的矛盾激化，关系形同水火。
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皇帝和在皇帝身边的一些人有了可乘之机。皇帝的舅舅李业等人因为受史弘肇的压制，做不了高官，就在隐帝面前寻机挑拨，而隐帝刚刚成人，也想自己主政，摆脱史弘肇这样的大臣的控制，这样一来，甥舅之间一拍即合，准备除掉史弘肇。内客省使阎晋卿在察觉了这一消息后，冒着杀头的危险急急忙忙去给史弘肇报信，但史弘肇觉得他是个文臣，竟以有他事为借口不见，第二天他就中了伏兵，身首异处。而史弘肇死后不久，他所看重的武将郭威就起兵造反，自立为王了。
——选自《新五代史·汉臣传第十八》
【智慧心得】
不可心存偏见
史弘肇与苏逢吉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发生矛盾冲突，除了政见不和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弘肇对文官存在着偏见。偏见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是十分普遍的。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的民族、种族之间，不同的职业之间，不同的地域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见。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面存在的偏见，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谓的偏见，是一个人对某一人物、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等所拥有的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否定态度。对一个人的素质提升和事业发展都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
我们都知道是否具有是非辨别能力，是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要拥有准确的是非辨别能力，除了先天的智商以外，更需要科学而客观的思维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心存偏见，当他面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问题时，必然就缺乏缜密的理性分析。有人曾经形象地说过，“所谓的偏见，是在一个人的大脑处于休假期的时候进行的判断。”无疑，这样的判断是经不起推敲、不够准确的。
比如，郑和七下西洋，在我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壮举。但是，我国史书对他的记载仅有区区700余字。原因何在？就在于当时的史官受过去先辈经验教训的影响，产生了宦官几乎没有善良忠厚者，大多为奸诈之徒的偏见，才有了如此不负责任的历史记载。
再比如，鲁迅先生当年因为遭遇庸医，使患病的父亲没有得到有效医治而亡故，所以他对中医心存偏见，再加上后来赴日本学习了西医，就更加深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曾经片面地认为中医毫无价值，是十足的糟粕。这明显是一种不幸的经历使人心中有了偏见而产生的错误判断。后来，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偏激的想法。如果我们也如前人一样，跳不出习惯性思维和自身经历为我们设置的障碍，同样会形成偏见，无法对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很多变化做出准确的辨别。
特别是对于那些掌握重要权力部门或者处于重要位置的决策者来说，就更需要杜绝偏见了。因为这些人会经常面对重大问题、重要方针的决策。一旦他们在没有摒弃偏见的前提下进行判断，制定决策，那么很可能就会作出失误的判断，从而丧失发展的机会，使自己的事业受挫，甚至一败涂地。有时还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对问题的分析和处理如果心存偏见，会使我们失去掌握真理的机会，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是十分有害的。如果我们对某个人、某个群体有了偏见，造成的害处也不容忽视。它首先会使我们的人际关系陷入十分紧张的境地。这是因为，偏见的存在容易造成误会。比如，两个人之间如果素无瓜葛，一方的一举一动，在另一方眼里都是正常的，可是一旦一个人有了偏见，情形就有了变化。他会变得十分敏感，觉得对方的举手投足都不顺眼，对方的一颦一笑似乎都在传达着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这样一来，即使原本没有误会的两个人之间也会产生出误会。
比如，大清朝被称为“模范疆吏”的田文镜，十分厌恶科举出身的官员。有一天，他忽然问手下的一位县令是什么出身。该县令知道上司的脾气，就皱着眉头，结结巴巴地说：“不才是某科的翰林。”这样一来，反倒使田文镜产生了误会，认为属下这样回答，分明是有意讽刺自己不是科举出身。于是，就想方设法找对方的麻烦，想将其罢免。这极大地影响了“模范疆吏”的形象，令世人颇有微词。
对人有偏见的危害还不仅如此，还可能造成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处理问题有失公允。本来，两个人的成绩相似，能力差不多，可是就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对其中的一个心存偏见而不能一碗水端平，这不仅对个人不公平，也是对集体的不负责任。在宋朝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通过科举进入朝廷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宋朝，中国南方的经济地位逐渐提升，同时带动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考中进士的南方人越来越多。
可是，有些北方出身的朝廷重臣挟传统之优势，对南方士人怀有偏见，在政治上排挤南人。宋真宗朝的宰相寇凖就曾极力反对让南方人参政，并讥讽南方为“下国”。这实际上是由于受传统习惯的误导而产生的偏见，直接体现了寇凖等人见识不高，不能看到时代的发展。其实，北宋时期，许多著名的大臣，如蔡襄、曾公亮、李纲等人都是由科举起家的南方人，他们的政绩是十分突出，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如何从固有的偏见之中解脱出来，以一种公允的心态、平和的心态去对事、对人呢？关键在于排除外界和固有信息的干扰，同时注意相互沟通，加深理解。
为什么知识分子一见到扛枪的，就武断地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是因为故纸堆里对武人的种种歪曲还留在他的脑海里。为什么外国人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就认为中国对世界构成威胁？是因为他们接触的媒体或者人群所传播的歪曲中国的论调时常在耳边响起。为什么男人偶尔受到异性的伤害，就整天念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是因为过去的不幸经历，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同时，话不说不透，理不讲不明，在认识到偏见产生的病因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与交流，多大的隔阂、多大的成见，都会冰释消解。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中国各民族间的偏见很深，有时候甚至出现尖锐的矛盾。可是，在唐朝中国各民族之间却能够和睦共处，进入了大融合。这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不像过去的统治者，贵华夏而贱夷狄，无论胡、汉他都一视同仁。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李世民又带头鼓励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成为好友，将文成公主下嫁到吐蕃。有他的带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变得活跃起来，民族偏见日益消除，民族矛盾也就在无形中得到化解。试问天下还有哪一种偏见有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偏见最深，还有哪一种问题比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更为纷繁复杂？如果我们能够如李世民那样不受传统观念的羁绊，加强沟通和交流，就一定能够摒弃一切偏见，为人处世，皆有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