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代。东晋初，因避难，举家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后投身行伍，累功至持有东晋北府重兵的统帅，封宋王。
公元420年，刘裕废晋帝，自即帝位，国号宋，史称南朝宋。刘裕登基之后，以晋朝为前车之鉴，对当时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维护了社会稳定。由于出身贫寒，刘裕知道稼穑艰辛，因此一改魏晋以来皇室、官府崇尚奢华的陈规陋习以减轻百姓负担。他规定政府所需物资不准像过去那样滥行征发，而是派有关官员以钱购买。适当降低农民租税，废除苛繁法令，让百姓在宽松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因此，在刘裕统治期间，中国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刘裕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他平时清简寡欲，事事严整有度，车马不加装饰，后宫不奏音乐，内府不藏财宝，甚至连床脚上的金钉也令人取下，换上铁钉。一次，长史殷仲文陈述朝廷应备音乐，武帝以没有闲暇且不会欣赏为由予以推脱。殷仲文劝他经常听听自然就会欣赏了，得到的回答是：“理解音律便有可能沉迷于此，所以干脆不听它。”宁州进献琥珍枕，光洁华丽，价逾百金。武帝听说琥珀可以治疗创伤，便令人捣碎分发将士。
刘裕患有热病和刀伤，需要睡在冷物上，有人献上石床，他却嫌奢侈耗费，下令毁掉，以免上行下效，不可收拾。女儿出嫁，嫁妆超不过二十万钱，而且绝无锦绣金玉。他平时穿着十分随便。下朝回宫以后，马上脱掉公服，身穿普通衣衫，足蹬连齿木屐。他喜欢逍遥散步，但每次只带几个随从，从不要任何仪仗。
刘裕不允许大兴土木，他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宫殿也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没有什么增加或改动。他去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
后来，刘裕的孙子刘骏做皇帝之后，为了构筑宫殿，令人拆毁刘裕生前所住的“阴室”，在那里建造“玉烛殿”。这时他才发现这位开国君主住的地方极为简陋，床头有一道土墙屏障，墙上挂着麻葛灯笼和麻线蝇拂。刘裕为了警诫后人，还特意在墙上悬挂贫苦时使用过的农具、补缀多层的破棉袄。围观的大臣禁不住盛赞武帝节俭朴素的品德。刘骏没有回答什么，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庄稼汉得到这种享受已经是很过分的了。”
——选自《宋书·武帝本纪》
【智慧心得】
成由勤俭败由奢
宋武帝刘裕出身贫寒，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才夺去晋室江山。他深知创业艰难，更知道民众的疾苦，所以，生活节俭，摒弃奢华。在他统治时期，江南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国力也极为强盛。可是，他后代的子孙却不思祖先开创基业的辛苦，毁坏提醒国君应当节俭的阴室，一味的贪图享乐，挥金如土，导致民怨沸腾，国力衰微，直至亡国。
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对此有过许多发人深省的论断。道家的老子将“俭”视为三宝之一；儒家的孔子认为礼制的根本是“与其奢也宁俭”；墨家的墨子高呼“节俭则昌，淫逸则亡。”朱元璋告诫后人：“金玉非宝，节俭乃宝。”清朝的曾国藩在他有名的《家训》中也说：“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总体而言，勤劳节俭之所以对一个人如此重要，就在于它不仅有利修身，同时也有利于立业。
从修身的角度看，节俭和勤劳会使人变得清心寡欲，奢侈与享乐却会使人滋生出贪欲，而贪欲则是一个人修身养性的最大敌人。一个地位不高的人节约用度，勤俭持家，减少贪欲，就可以不必为维持一家的生存而殚精竭虑，从而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事业；一个有地位的人坚持勤俭，就可以不为外物所役使，不受外物的牵制，可以走正道而不至于误入歧途。
北宋名臣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到北魏时司马家还出了个司马阳，官至征东大将军。隋唐五代以后，司马家的政治地位日渐下降。司马光的四世祖司马林，曾祖父司马政，伯祖父司马炳都以布衣而终。北宋初年，家世又有了转机，他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
到司马光这一代，司马家族已经出现了六七个进士出身的人。这几位家族的精英，不论官位高低，都能善始善终，受人称赞。原因就在于司马家族有着崇尚节俭，抵制奢侈的传统。祖父司马炫虽然官职不大，但清正廉洁，政绩显著，以气节闻名于乡里。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官居四品。司马池在宋朝那种官场风气十分奢侈、腐败的氛围中，不仅为官清廉，待人诚挚，而且个人生活俭朴，刻苦读书，认真做官，凡事多从百姓利益着想，在封建社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官。父亲的节俭作风极大地影响着司马光的成长和进步。
司马光一生不喜欢金银美服，也不喜欢华贵的打扮。他在考中进士以后，皇帝举行喜宴，大家都戴上宫花，而唯独他不戴，还是一个同年告诉他这是皇帝所赐，他才不得已戴上了。他一生对钱财视之为“如恶恶臭”。当他身居高位以后，他依旧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到晚年，他又将此美德教导儿孙，作《训俭示康》一篇专文，让子孙永远保持此优良传统。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氏的子女，都从小接受了“节俭”和“勤劳”的教育，并始终坚持，从而提高了个人的品德和修养，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傲人的成就。反之，如果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奢侈浪费，贪图享乐，当他的经济实力难以满足他时，就很容易不走正路，最后招致祸患；如果有地位的人不思节俭，为了满足贪欲，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方营求，走向贪赃受贿之路，最后败家丧身。
清朝的鄂尔泰，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人，雍正时升云贵总督，后任武英殿大学士。鄂尔泰身居高位，但为官勤劳，生活俭朴，他曾多次告诫自己的子女及家属万不可奢侈享受，否则祸必从奢起。但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他的弟弟鄂尔奇虽然从小和哥哥一起长大，接受同样的教育，长大成人以后也一样官运亨通，但是二人性格、品质却大不相同。鄂尔泰做官之后，一如既往，而鄂尔奇却开始讲排场，追求享受，家里珍宝如山，奴婢成群。鄂尔泰曾多次告诫弟弟，不可以一时得志而忘乎所以，一定要保持勤俭的作风，千万不能奢侈腐化。鄂尔奇出于对哥哥的尊重，总是口头上答应，而行动上并未有丝毫的收敛。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乾隆皇帝深为惋惜，下诏让鄂尔泰配享太庙，并入贤良祠祭祀，同时赐谥号为“文端”，可以说极尽荣耀。但就在乾隆十一年，鄂尔奇却遭到直隶总督李卫的弹劾，举报他坏法营私，紊制扰民。朝廷经过调查，发现完全属实。乾隆皇帝本想从重治罪，但念其兄长生前的功勋，才免其一死。
从立业的角度看，一个人在创业时期，手里掌握的人力、财力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必须要拥有节俭的意识，妥善而合理地把这些有限的人力、财力用在最关键的环节上，才能够使有限的资本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当一个人在事业有所成就，或者起点很高的情况下，也必须坚持节俭，这样才能够避免跌入奢侈腐化、慵懒贪暴的泥潭，最终使事业更上一层楼。
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了南方割据势力陈友谅之后，有人献上了陈友谅曾经使用过的镂金床。明太祖不仅没有高兴，反而十分气愤地说：“用这种东西和后蜀之君孟昶用七宝装饰便壶有什么区别？”立刻命人将它捣毁。有一个侍臣在一边见风使舵地说：“陈友谅还没有富，就这样恣意放纵，尚未显贵，就这样奢侈，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朱元璋听了以后驳斥他说：“即使富了，又岂能放纵？即使显贵了，又岂能奢侈？有了骄奢之心，即使富贵了也不能保全自己。身处富贵的人更应抑制奢侈之心，力求节俭，控制欲望，即便这样也害怕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更何况穷尽天下各种技巧，来满足一己之私欲呢？这自然要导致灭亡。覆车之辙，不能重蹈啊！”
朱元璋一生都以此自戒，等到他登上皇位，建造宫室时，看到设计图中有雕琢奇丽的地方立刻删去，并对主持的官员说：“宫室要规整坚固就行了，何必过于雕琢呢？上古尧帝居住的地方是茅草屋、土台阶，砍来的椽子不经加工就使用，极为简陋。而前古称颂的盛德之君，尧数第一。到了后世，居高位的人竞相奢侈，享受尽宫室苑囿的娱乐，沉迷于车马珠玉的华美。欲望之心一起，则一发而不可收拾，祸乱就由此而起。所以说皇帝能崇尚节俭，臣下就不可能奢侈。我说过，珠玉不是宝，节俭才是宝。凡是兴建均应俭朴，何必雕琢奇巧而耗尽天下之力呢？”
每个人在提高个人修养和追求事业的同时，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物质享受。我们当然不提倡像严监生那样临死时看见多点了一棵灯草就闭不上眼。这是一种拜物教徒的生活方式，完全颠倒了人与金钱的正常关系，已经成为金钱的奴仆，而非物质财富的役使者。但是，我们也反对那种不计后果的挥霍浪费，绮靡穷奢，金迷纸醉，不仅会使人们的精神极度空虚，再无斗志，还会使之沉沦堕落，走上不归之路。我们倡导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观，奉行的是适度消费，量入为出的原则；使物质生活能够成为精神与事业追求的基础，而不是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