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性”这个字，从“心”、从“生”，这说明它与“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字造字原则中的常识。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有一篇属于儒家学派的佚文《性自命出》（篇名是整理者根据简文所加的），更证明了这一点。
道理实际上也很简单，试想，一个人如果连生命都没有，又哪里来的性呢？告子曾说过，“生之谓性”，认为人性就是人天生的本能，人人皆然，无所谓善恶，这本也没什么错。如他又说过“食、色性也”，即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欲就是人最主要的本能，这也是一点不错的大实话，孔老夫子不也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孟子却对告子的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由此引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即认为孟子否认人的动物属性——本能。这可是冤枉了孟子，孟子并没有想过要否认“生之谓性”。只是在孟子看来，讲“人性”问题时只讲“生之谓性”，未免太浅薄、太庸俗了点，于是提出了反驳，想凸显出人性更深刻的含义。
按孟子的观点，人的性分为两层，一层属于人的本能的、动物的“性”，如味、色、声、臭、安佚之类；另一层属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的“性”，如仁、义、礼、智、圣人之类。因为这两种“性”都是天生的，所以都与“命”有关系，即两者都兼有“性”与“命”的性质。而孟子讲人性本善时，讲的只是其中的后者。换言之，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性”，只在于他的道德的“性”。因此他把前者仅仅称作“命”，而把后者才称之为“性”。
孟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值得我们玩味。我想，孟子应该是有感而发吧？大概在他看来，人们大多热衷于对前者拼命追求，而对后者却听之任之（这一点古今中外应该说差别不大）。所以，孟子要突出强调前者的命运成分和后者的天性成分，希望人们对前者不必强求，对后者身体力行。因为仁、义、礼、智这些东西，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只要你努力去追求就能获得；而金钱、权势、美女、佳肴这些东西，外在于我们本身，虽然你可以根据一定的方式去追求它们，但能否得到却还需听从命运的安排。换句话说，“性”和“命”虽然都是“你”的，但就“你”而言，“性”属于内在的，因此你主观上可以把握住它；而“命”是与“天”联系在一起的，属于外在的、客观的，并不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你主观上想把握它但事实上却未必会如你所愿。所以，“性”比“命”更重要，尽管有“性”无“命”也不行。
原文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注释
臭：气味。这里的味、色、声、臭都含褒义。今译
口对于美味，眼对于美色，耳对于美妙声音，鼻对于芳香气味，四肢对于安逸舒适，都是天性，但能否得到却由命运决定，所以君子不认为它们是天性的必然(因而不去强求)。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智对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都是命运，但能否实现却是天性的必然，所以君子不认为它们是由命运决定的(因而努力求其实现)。
原文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
今译
追求就能得到，放弃就会失去，这样的追求有益于获得，因为所追求的东西就在我本身之内。追求有一定的方式，能否得到由命运安排，这样的追求无益于获得，因为所追求的东西存在于我本身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