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力补贴
最重要的一条联邦制原则是“权力补贴（subsidiarity）。遗憾的是，这个词汇颇为拗口。它的意思是：权力应该尽可能属于组织里最低的一层。“较高阶层神职机构，不应把理当属于较低层神职机构的职责揽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九四一年“教皇通论”上的一段话，因为长期以来，“权力补贴”一直是天主教会教旨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如果某件事由家庭来做比较好，国家就不应该代劳。或许也可以说“偷取他人的决定权是不道德的。”很多为人父母者，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经常与子女在这方面互相角力。
所有经理人都会受到诱惑，而去偷取属于部属的决定权。然而假若实施权力补贴，经理人则必须对部属提供训练、指导和支持，使他们能够把那些决定做的更好。唯有当某个决定会对组织造成严重损害时，经理人才能出面干预。在飞航上，只要实习驾驶员所犯的错误不致于造成坠机，机长都会容许。也唯有如此，实习驾驶才有可能学会单独飞行。
目前欧洲统合大辩论中，权力补贴的意义，是把权力留在共同体个别会员国内。必须经过会员国同意，布鲁塞尔当局（指欧盟总部）才能施展权威。这是一种“逆向授权”（reverse delegation）。英国石油公司在一九九○年将权力与职责都移转给分支事业单位；但在实际走上联邦制之前，该公司必须决定中央该保留哪些权力。该公司的中心，提出了二十二项“保留权力”，但经过与分支单位讨论后，只保留十项与公司未来走向最攸关的权力。在联邦制度下，中央唯有得到被治理者的同意，才可以实施治理权。
所以，“权力补贴”是一种逆向的“权能赋予”，而不是由中央给予权力或授权。相反地，权力按常理来说应该置于组织的最低层，唯有经过对方同意，上级才可以取走。天主教会认为，每个教士都是自己教区的主教，就是奉行的这个原则。摩托罗拉的董事长盖文告诉该公司推销人员，他们与客户交涉时，便拥有董事长的全部权威。说得严肃一点，权力补贴是重责大任，因为它将所谓的“第二型责任”加在个人或小团体身上。
这种说法源于统计学上所称的两种错误类型。第一类错误，简单地说就是做错事情；第二类错误，则是指没有把应该做对的事情做对。传统上，我们是以第一型责任为基础来经营我们的组织；我们必须确保不出任何差错。但在“权力补贴”的概念下，是否善尽第二型责任——有没有把握每个机会？有没有进行一切可能的改善？——也是评量一个人的标准。
若要权力补贴效果好，就必须把它加以正式化。联邦国家都有宪法，也就是一份为每个团体的权力与责任设定界限、经过协商而产生的契约。组织也需要契约，而且必须界定清楚，谁能做什么，权力如何平衡，谁可在哪里施展权力等。倘若这一切都要看运气或随个人的善意而定，那么较有权力的一方，将会偷取超过应得的份量，而导致整个失去平衡。
最后，权力补贴还需要情报与资讯，需要广度上足以让人提供全貌、深度上足供精确掌握决策重点的即时资料。过去，在电子信息交换时代尚未来临之前，无法有真正“一体融合”（holisrn）的企业出现。假如有人想在执行本身职责的同时，还能照顾到整体利益，他们不但必须拥有相关的资讯，还必须经过训练，得到足够的知识来诠释这些资讯；否则，摩托罗拉的推销员如何能代表董事长？
2．建立相互依存关系
由于信息科技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所以中心应该要小，也可以小。因为中心小，所以无法介入太多细节，也没有能力掌控各分公司的每日营运状况；所以，权力补贴可带来自我强化的效果。一九九○年，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贺顿（Robert Horton）所作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总办公室迁离伦敦市中心的高楼区，并裁减一半以上的人员。这个迁移行动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而新中心（不再称为总办公室）人员的职称也是如此——团队领导人、协调人、顾问。英国石油公司还可以（也可能会）进一步将此中心分散至各营运单位，以强化接下来要提到这条联邦原则。
联邦国家中，各州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它们既需要中心，也彼此需要。就这层意义来说，联邦不同于邦联；邦联的个别成员国，并未交付主权给中心，也尽量对邻邦无所需求。他们只同意在特定重要问题上相互合作。这种组织容易瓦解；前苏联各邦合组织的独立国协，也许很快就会走上这条路。
建立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需要保留局部权力给中央，另一方面则必须将全体所需人的服务或设施，设在中央以外的一、两个地区。例如，研究开发机构可以设在德国、日本和美国，但还是以全球为服务对象。欧洲区的电脑中心可设于法国，来服务全欧洲各地营运的分支公司。政治学称此为多元体制（pluralism）——有多个权力与专业能力中心。
3．联邦制多元化
联邦制鼓励在适当时机及地点进行组合，但不鼓励集中化。比如联合利华公司撤回设于欧洲各国的清洁剂制造厂，集中在一个地点生产；因为清洁剂如今已成为标准化商品，集中生产或许可以取得大规模的经济利益。吉利（Gillette）公司将其欧洲及北美行销主管，集合在波士顿办公，为同步推出感应刮胡刀作准备。只有在集合行动过度频繁，或总是集中在一个不适宜的地方时，才违反多元制的原则。
多元制是联邦制的要素，因为这套制度可以分配权力，所以可以避免因中央官僚独裁或管制过度所造成的风险。因为多元制必须尊重不同参与者的意见，所以可以确保较大型组织维持一定程度的民主化。随着这个制度产生的是一种新的“中心分散型”（dispersed centre）的联邦制；这种中心较近似于网络，而比较不像某个“处所（place）。但是，这样的分散行动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因为中心仍然必须是个见面、交谈、分享的中心。由于电话和视讯会议无法替代某些真实的会议，与会者不得不乘机奔波；不过，如此劳神伤财也是值得的。有意思的是，中心分散，反而使整体的结合更加紧密；各单位是相互配合运作，谁也离不开谁。
结果产生了一种矩阵，但不是传统的功能和事业矩阵。在这种新矩阵中，每个营运单位既要对各自的全球事业部门负责，也要对所在的地区负责。此外，不管共有资源与服务配置于何处，各单位也都能加以运用。它像是一个因应复杂世界的复杂混合，而且这种混合会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联邦制具有弹性，也必须有弹性；它永远不会僵硬。
4．使用共同语言
如果对于基本行为规则没有共识，没有一套共同的沟通方法，也没有共通的衡量标准，就不太可能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欧洲若想发展出一套如同美国现行制度一样、可以正常运作的联邦体制，就必须具备以上这些要求。用企业的术语来说，所谓的共同法律，指的是一套基本的规则与程序，也就是一种做生意的模式。比如，艾波比集团有一本十八页的“圣经”，实际上就是该企业的共同法律。大都会集团有一群人，以该企业的中心为据点，但经常在全世界各地奔波，随身携带大都会集团的各项标准、习惯与文化。他们就是知名的“拎着皮包的人”，也是所谓的“现代传教士”，负责传布公司的语言与法规。
所谓的共同语言，通常指的不只是美式英语，也包括一套共通的信息系统，让每个人不仅可对他人的电话答录机讲话，更能对他人的个人电脑讲话。实施共同货币的意义，在于必须建立起一致的计价单位，才能比较全球的柳橙和苹果的价格。虽然这个道理相当浅显，但人们经常因为争着把工作做完，而把它不小心疏忽掉了。一旦手边有太多合并案进行时，就会忽略掉这些事情，不然就是拖延到日后，问题变得严重到难以下手时才来想办法处理。
美国以及其他联邦国家，都把这种观念视为理所当然；只不过他们的企业组织很少真的将这种观念加以实践。这些企业组织就像古老的君主政权一样，宁可尽量集中权力，好方便做事。然而，联邦制组织所担心的，却是由中心做成的事情，也许根本就是错的；此外，联邦组织也不乐于见到过多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或一群人。在德国决定以柏林为首都后，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个城市逐渐变成一块磁铁，将商业、金融、艺术以及政府，都吸到同一个地方。这样一来，德国的联邦色彩将会明显冲淡许多。
5．企业三权分立
如今，企业的管理、监督和经营，逐渐被视为三项分开的功能，必须由不同的单位来执行——尽管各单位的成员可能会局部重叠；这是公司版的三权分立。管理相当于行政，负责交付货品；监控相当于司法，负责确保执行产品交付时，能遵照法令、合乎标准、恪守伦理原则；经营则相当于立法，一方面要对管理及监控单位进行监督，但更重要的是负责公司的未来，包括策略、政策与方向在内。
假如三项功能合并在一个单位执行，往往会只看短期，不顾长程；探讨经营问题所需的时间和注意力，将被每个月的管理及监控议题所占据，因而导致重大决策发生错误。比如位于伦敦的劳氏（Lloyd）保险事业集团，就是由一百七十九家自主保险合作社所组成的联邦体系；该集团根据法律规定，将三项功能合并为一。劳氏的董事长，本身必须是执业保险人，也就是身兼执行者；而集团的各项规章，也由该执行单位来负责制定；结果是一团混乱。一九八九年的错误帐面，造成一九九二年严重亏损达三十七亿美元，类似的情形一再地发生。而这一切亏损，却必须由所谓的“挂名者”（names；即个别投资人）来承担；可以想见的是，事发之后，他们果然愤怒要求改革。劳氏显然违反了联邦制的重大原则。
大多数的公司却反其道而行。现在，许多公司将董事长与总裁的角色区分开来，并创立双层式的“董事会”，但通常不如此称呼——他们喜欢称负责执行工作的董事会为委员会或小组。也有公司单独成立稽核委员会，负责监控公司在环境及社区责任方面的执行状况。在英国和北美，承担经营责任的最高董事会，不像德国或日本企业的董事会，也具有利害关系（stakeholder）的地位。但是愈来愈多的英美公司也开始认为，董事会（尤其不执行职务的董事）应该多考虑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在联邦体制下，经营终究要民主，要对全部的相关利益团体负责，而非只对出资者负责。就长远发展来说，公司负担不起漠视其他利益团体的代价。
6．双重公民身份
在联邦国家，人人都具有两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同时是所在的州或邦，以及联邦的公民。例如，一个人可以既是德克萨斯州人也是美国人。我们发现，很多热爱加州的加州人，住宅外飘扬着星条旗。一个慕尼黑公民，也许先是巴伐利亚人，其次才是德国人，他兼具两种身份。同样的情形，一些公司信纸的上方，也同时飘扬着两面旗。有些公司在角落以小字写着：“某某企业企团”。还有一些公司，例如壳牌石油旗下的公司，则将联邦标志放在醒目的位置；而以所呈现的编排方式，可以看出权力分配的情形，但两种旗帜通常会同时出现。
地方公民身分很少需要特别强化。联邦制企业的各“州”，通常各自有个君王般的强势霸主。但这并无矛盾之处；因为各“州”的坚强领导力，是联邦整体力量的来源——这项联邦制的吊诡，可确保地方属性坚强。
7．凝聚向心力
现在，想要培养相互依存关系，就越来越需要强调联邦公民身分。一些公司的作法是，除了旗帜之外，再加上相当于国歌的东西：发行所谓的“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s）或“愿景与价值宣言”（vision and value statements）——即使员工不见得总是完全信奉它们，起码经常会在联邦各个角落宣读。这些东西有其象征作用，可以提醒人们自己是某个较大整体中的一分子，具有较大组织的公民身分。但是，这些“国歌”功能如果发挥到极致，会形成巴斯卡（Richard Pascale）和艾萨斯（Anthony Athos）在《日本式管理的艺术》（The Arts of Japaness Management）书中，所谓的“灵魂构造”（spiritual fabric）。虽然他们所描述的是当今的日本公司，但这种传统其实由来久远。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冒险家遍游四海，不受权威拘束，唯有靠着对“女王大业”（the Queen"s great matter）的共同关切，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就靠这份认识，建立起一个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