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春，清政府和日本准备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拟将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并赔偿军费二万万银两。正在北京会试进士的康有为探知了条约的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请求朝廷拒绝签约。为了扩大声势，来一次规模更大的请愿，康有为和梁启超串联十八省举人1000多人，到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开会，商议联合请愿的事情。会上，台湾省举人痛哭流涕，誓死不愿离开祖国的怀抱。康有为痛述民族所受奇耻大辱，要大家联合上书皇帝，挽救国家的危亡。到会举人义愤填膺，公推康有为执笔起草奏书。康有为不负众望，一天两夜，奋笔疾书了一篇长达14000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把辽东等割让给日本，那么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会跟着来瓜分中国。所以必须拒绝签订屈辱的条约，惩办“主和卖国”的官僚和“丧师失地”的将帅。同时，还必须从根本上实行变法，改革政治，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上皇帝书》写好后，由梁启超等人抄写数份，分送大家传阅。大家看了，情绪更加激昂，签名的举人有1300多人。这就是着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5月2日，各省举人排成一里多长的队伍，正式把《上皇帝书》送到清政府都察院。都察院官吏找借口拒绝呈递《上皇帝书》，光绪皇帝还是没有看到。“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在社会上却发生很大的政治影响，造成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公车上书”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进士，得到工部主事的官衔。于是他再把《上皇帝书》加以修饰润色，以个人名义呈送光绪皇帝。这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看到并很受赞赏。于是，他又第四次上书请求变法。
在这个时期，康有为除了不断向皇帝上书以外，还极力加强变法的舆论宣传和壮大维新力量。康有为在北京结识了一批倾向变法的青年官吏，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报纸《中外纪闻》；8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10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到上海创办“强学会”，发行《强学报》；1898年4月，康有为集合在京举人又组织一个保国会，不少官吏、士绅、读书人纷纷参加。就这样，一个以北京、上海等地为中心的维新变法政治改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社会大变革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1898年(农历戊戌年)春，光绪皇帝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颇为赞赏，于是让总理衙门传康有为来，当面申述变法的意见。荣禄、李鸿章等封建守旧顽固派乘机发难，刁难、指责康有为，反对变法，康有为应付自如，回答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把守旧顽固派弄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事后，光绪皇帝命令康有为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康有为赶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方案。光绪皇帝看后，非常赞成，加快了变法的步伐。到6月，光绪皇帝乘慈禧太后移居颐和园期间，颁布了一个《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变法。接着召见康有为，详细讨论变法的步骤。二人谈的时间很长，很投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安排康有为在总理衙门工作。准许康有为的奏折可以直接送给他看，康有为实际上成了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政治顾问。不久，光绪皇帝又把康有为的好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安排在军机处。梁启超在皇帝亲自召见后，被委派专门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在这些维新派的大力协助下，光绪皇帝一连下了五六十项变法命令，修订法律、精简机构和冗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设立银行、鼓励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办各种工厂；设厂制造军火，训练新式海军；废除八股，开办各种学堂，翻译和出版书籍、刊物，派人到外国留学和考察，办理邮政，奖励新着作和新发明等。
但是，清王朝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手里。9月初，慈禧太后和掌握兵权的荣禄密谋，企图废黜光绪，取消新政。光绪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密令康有为、谭嗣同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他们只有向掌握重兵并伪装拥护维新的袁世凯求援，召其进京保驾。阴险狠毒的袁世凯一面满口应允，一面暗中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宣布临朝听政。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遇害。康有为由于事先得到消息，躲过毒手，逃亡到日本。至此，戊戌变法归于失败。这次变法仅仅实行了103天，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它打破了当时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
56.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
向警予(1895-1928)，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妇女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17岁那年，为了寻求改造中国的“真学问”向警予离开了家乡，来到长沙投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久，她和蔡畅一道组织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团”，会同蔡和森一起踏上了出国求学的万里征途。
几个月的勤工俭学生活，使向警予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22年初，向警予从法国回到了上海，参加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后来担任了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亲手起草了一系列关于妇女运动的文件，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了革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就在这样极其险恶的形势中，向警予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到汉口市总工会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她以全部精力，投入到“打倒蒋介石”的宣传活动中去。她编写各种通俗易懂、生动有力的宣传资料，举办短期宣传骨干训练班，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歌曲，呼喊口号。全市两百多支宣传队，走遍大街小巷，愤怒控诉蒋介石叛变的滔天罪行，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
1928年元月，由于叛徒告密，向警予不幸被捕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提审，她老是重复着一口咬定的“供词”，敌人毫无办法。
她严词拒绝了老奸巨猾的卫戍司令部秘书处长的劝降以后，提审员气急败坏地喊：“给我狠狠地打！”向警予说：“我知道你们迟早会露出这副凶相的。”
在刑室里，向警予闭住双眼，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一声不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这里也同样要战胜敌人。
在敌人的严刑毒打下，她挺着，挺着，挺着……
除了怒骂和痛斥，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5月1日，向警予被押往江岸区余记里刑场。她不顾宪兵殴打，阻止，向沿途民众演讲，高唱《国际歌》。刽子手用石块塞她的嘴，用皮带抽她的脸，她口流鲜血，仍然高呼口号，直到英勇就义。
57.杨儒不辱使命
杨儒，字子通。1892年任清政府驻俄公使。他威武不屈，不畏强暴，不受利诱，在谈判桌上挫败沙俄的阴谋，扞卫了国家主权。
杨儒出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大肆侵华的时期。沙俄在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西北地区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又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三省。1896年，沙俄诱使李鸿章订立《中俄密约》，夺取了东北铁路筑路权；1898年，以助华抗德为名，沙俄强租旅大；1900年，又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华军总司令，出动17万军队，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在这种形势下，杨儒负责与沙俄谈判交还东北三省问题。
正式谈判一开始，沙俄代表、财政大臣维特便要杨儒奏请朝廷批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沙俄在奉天(沈阳)派驻“总管”，中国的奉天将军所办理的公务，该总管应当清楚；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遣散，军火交出，炮台、火药局拆毁；俄军留驻奉天，他们的住房、粮食由清朝方面供给。杨儒当即严正指出：“章程不但夺我兵权，而且干涉内政，侵犯主权，此事断唯允准！”经过六次交涉辩驳，维特不得不承认章程一事“姑且作罢”。第一回合，杨儒取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