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顾不上疾病的折磨，一心一意带领人民同灾害展开顽强斗争。一次，他到一个生产队检查工作，边听汇报边记录，肝痛得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里掉下来。汇报的同志见此情景，再也说不出话来。焦裕禄却一再催促：“说，往下说吧。”
他动手开始写一篇文章，反映兰考人民的治灾经验，题目叫《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文章刚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住进了医院。
离开兰考那天，由于肝疼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到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呀！他不止一次地向送行的同志说：不久就回来。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嘱咐同志们，到乡下走走，好好抓一下工作总结。泪花在同志们眼里闪烁，焦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焦书记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不少同志跑到医院探望。每逢有人来，他总要拉着人家的手问：庄稼淹了没有？沙丘封住没有？泡桐树栽了多少？麦子长得如何？县委的同志来探望，焦裕禄特地嘱咐他：拿一把盐碱地改良后长的麦穗来让我看看。
焦裕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县委副书记来看他，他颤抖地将自己的照片交给这位副书记，声音微弱地说：“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咱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请把我运回兰考。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年，他才42岁。
53.秋瑾献身革命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充满着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为后人所崇敬和传颂。
秋瑾1879年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小官僚家庭。秋瑾从小聪明伶俐。她七岁时，听到书房中哥哥的读书声，就走到书房，对教书先生说：“我也要读书，和哥哥一样。”先生就教她几个字，谁知秋瑾一学就会，先生很喜欢她。从此，秋家的书房中又传出一个女孩的读书声。秋瑾还在母亲单夫人的指导下，学会吟诗填词。在外婆家，她跟表兄学会了骑马击剑、使枪舞棒等各种武术。她不仅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而且养成豪爽奔放的性格。她在一首词中写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在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绳索，妇女的自由受到限制，还要遭受缠脚的摧残。这与秋瑾的性格格格不入，引起她强烈不满。当她看到，厦门街道上，洋人耀武扬威欺压中国人的情景，更是愤怒，她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在北京，她受革新派人物和维新刊物的影响，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她自称“鉴湖女侠”。立志要用热血唤起妇女的觉醒，争取妇女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1904年春，秋瑾不顾家庭的反对，变卖了首饰，踏上留学日本的征途。她到日本后，一不学医，二不学师范，她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她参与组织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十人会”；发起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她又创办了《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政府，争取男女平权。不久，又加入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当孙中山到日本时，秋瑾与孙中山见了面，对孙中山的主张十分佩服，随即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长。她在日本奔走联络发表演说，宣传革命，介绍爱国青年加入同盟会，她将名字改为“竞雄”。经常穿男装，佩戴从日本商店买来的“倭刀”，练习武艺。她成为留日学生中传奇式女杰。
她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妇女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鼓吹妇女解放，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同时她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与同盟会会员陈墨峰在寓所里研制炸药。一次不慎，引起爆炸，陈墨峰的脸和手都被炸得流出了血，秋瑾的手臂也给烧伤。秋瑾果断地让别人把陈墨峰送进医院，自己留下处理了现场，当巡捕闻声赶来追问时，她说是做饭不留神着火，引起爆竹爆炸。巡捕抓不住把柄，只得作罢。
1907年春天，秋瑾离开上海回到老家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重要据点。秋瑾在校内增设了体育专科，购置了枪支弹药，又从各地抽调许多革命党人，到校担任教官，聚集好几百学生，到绍兴城外大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秋瑾也身着男装，骑着马，手持武器，亲自指导学生的野外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都发展为光复会会员，成了武装起义的骨干。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为了联络同志，秋瑾日夜奔波在杭州、金华、绍兴等地。徐锡麟与秋瑾决定，7月初，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同时起义。
但是，在起义发动前，有的义军首领擅自行动，被清兵打散；有的义军首领因走漏风声被捕殉难；清政府派出爪牙，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被迫提前起义，但虽然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孤立无援，终于被俘，反动派将他挖眼剖心处死。
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给整个行动计划带来严重困难，形势十分危急。当清政府得知秋瑾是徐锡麟的同党，派出一标(相当于团)兵丁前来绍兴镇压。在这紧急关头，大通学堂师生建议马上起义。秋瑾则认为，绍兴力量太弱，不能以卵击石。不少同志劝她立即撤向安全地带，但她哪肯只身出走，她婉言谢绝了。她将重要文件交给了同志，随即疏散了大部分学生。
7月13日下午，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撞开大门，一拥而进。秋瑾带着一部分学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秋瑾等六人不幸被捕。
当晚，敌人连夜审讯。秋瑾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绝不出卖战友。当敌人逼她写供词时，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起义失败的悲愤。
清政府无计可施，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将秋瑾杀害，临刑时，秋瑾视死如归，昂首大笑，声震寰宇。终年31岁。
秋瑾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但她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54.容闳海外赤心报国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人，1828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七岁时，他在澳门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学英文，后又在美国人塞缪尔·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容闳因家境困难，为了求生，志愿随布朗夫妇到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两年后，考取了着名的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学生。
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刻苦钻研，经常攻读到深夜。经过努力，他的成绩优异，多次夺得英文论文的首奖，蜚声于校园内外，容闳的兴趣广泛，选修了多门学科，学识的增长，使他看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精神，也看清了当时中国清政府的腐败透顶，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美方不止一次地用优厚的待遇诱劝他留下来，但丝毫动摇不了他的爱国之心，他要把知识献给祖国，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祖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然而，回到祖国的容闳，并未受清政府的重用。为了生计容闳只好到处奔波，寻找工作。他在海关当过翻译，在洋行里当过书记员。他虽然得到了温饱，但总感到自己报国无门。在这期间，他看到腐败的清政府对人民的大屠杀，激起他无比痛恨；他对太平军产生了敬慕之情。他曾拜会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向干王提出关于建设军队、政府、银行、学校等七点建议，这是容闳首次提出的为中国谋富强的大计。干王虽然知道这些建议十分重要，但战事频繁，无法实行，把这些建议搁了下来。容闳也离开了太平军。
自己能为祖国干些什么？容闳想起在同外商交往中，中国由于缺专门人才而多次失利，许多应由中国人掌管的要塞、军舰、海关等重要职务，都任用外国人，甚至与西方国家谈判时，中国的首席代表竟是外国人，想到这里，容闳既愤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为中国缺少新式教育感到不安。他想如果每年能有一批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就能造就许多通晓西学的人才。
1868年，容闳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他的选派留学生计划，几经周折，他再三努力，两年后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1871年夏，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被选入的幼童先在预备学校补习英文。从1872年到1875年，中国每年派遣30人，完成了留学120人的计划，容闳任留学生副监督。
清政府派出的监督，对学生们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和思想非常不满，对支持学生的副监督容闳更是怀恨在心，多次向朝廷告密，说容闳纵容学生，说这些留学生即使学成回国，也不能为朝廷效力，要求撤回留学生。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1881年，赴美留学生全部撤回中国。使容闳的计划半途而废。
1873年，容闳从美国回到天津，向清政府奏请从西方购买武器一事。直隶总督让他就关于招募华工赴秘鲁的签约问题与秘鲁特使谈判。秘鲁特使声称华工将会受到优厚的待遇，而容闳以前在澳门就亲眼见过许多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被人贩子们像牛马似地牵往船舱，听说过受骗华工被人贩子在市场上拍卖，不少华工因反抗被杀或跳海自杀。容闳义正辞严地怒斥了秘鲁特使，并向直隶总督汇报了所见所闻，欣然接受直隶总督的派遣，到秘鲁去调查华工的情况。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到了华工遭受的折磨和奴隶主的罪恶，并把华工身上被笞、被烙的斑斑伤痕拍成照片，作为奴隶主残暴虐待华工的罪证。
容闳的秘鲁之行，使华工受虐待的真相大白。清政府宣布禁止华工出洋。秘鲁特使虽竭力抵赖，但在容闳拍摄的一幅幅照片面前，无言以对。
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容闳在美国得知消息，忧愤交加，立即写信给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幕僚，建议向英国借款购买军舰并雇用外兵，抄袭日本的后路，使其腹背受敌。张之洞请他去伦敦借款，但这时，清政府已对日本屈辱求和，借款计划也告中止。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容闳再次回到中国，他建议实行新政，创立国家银行，发展资本主义，都受到阻挠而失败。后来，他又组织修建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不料，德国有山东筑路权，不许铁路从山东通过，容闳不得不放弃筑路计划。
屡遭挫折，使容闳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嘴脸。他开始倾向革命，他结识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经常与他们讨论救亡图存的方略，容闳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对他们产生了一定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支持唐才常并参加发动“自立军”起义。在上海张园的“国会”上，他被公推为会长，并起草了对外宣言。可是，宣言还未正式发表，唐才常在汉口遇难，容闳被列为通缉的首犯，他不得不潜往香港。两年后到美国避难。
在斗争中，容闳认识到孙中山“宽广诚明有大志”，并号召各界进步人士要支持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成功。1909年，他写信给他在美国物色的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司，让他们支持孙中山。经容闳介绍，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建立联系，举行会谈，制定起义计划。并以孙中山名义，委任布司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向纽约财团贷款，筹组临时政府等。
1910年5月，82岁的容闳病倒了。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容闳非常高兴，并致函：“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人民——那些近三百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他的信，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受鼓舞。
孙中山高度评价容闳的爱国精神和革命业绩，称他为“建伟大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老同志，并致函，希望他回国参加民国的建设。可是，容闳接到孙中山来函时，已卧床不起。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逝世，终年84岁。他在临终遗书中让他两个生长在美国的儿子回国服务，写道：“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老人金子般的语言，激励着两个儿子，他们回国后，一个任矿冶工程师，另一个任广东军政府军火局长，两人都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55.康有为与百日维新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1858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
康有为早年曾到过香港和上海，阅读到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书籍，由此初步明了当时的国际大势，通过比较，觉得按资本主义文明所建立的秩序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他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逐渐形成了政治上和思想是的维新体系。他写成了《大同书》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小康)世”；公产主义社会是“太平(大同)世”。大同之世是一个“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这部书反映了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