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常香玉为抗美援朝义演
一生不怕艰辛劳累进行义演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五十年代二十几岁就获得“爱国艺人”荣誉。1951年夏，由常香玉发起，她和她的民营剧社，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捐献的数额——十五亿元(旧币，折合新币十五万元)；完成时间——半年左右。消息传出，群情振奋，也有人将信将疑，认为靠一个仅有59人的民营剧社(其中还有从9岁到17岁的学员)完成这么大的捐款，恐怕是“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不低。”但常香玉是拿定了主意。
她得到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市长方仲如的支持；出发那天，西北大区抗美援朝分会会长、西北大学校长李敷仁致欢送词，西北文联主席诗人柯仲平即兴赋诗壮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长张稼夫，大力支持香玉的爱国热情，指令西北文化部派3名国家干部协助剧社进行捐献演出活动。常香玉在欢送会上代表剧社全体同志表了决心。她这次捐献飞机义演，宛似战士出征，不打胜仗决不回还。她和爱人商议后，卖掉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她的3个孩子，大的不足7岁，小的刚刚3岁，全送进托儿所；她还表示，捐献义演期间，她和爱人不拿工资，但要保证全体演职员的正常收入。她的热情，她的为国奉献精神，激励了剧社的每一个同志。欢送大会上，送别的人们掌声如潮，旗帜如云。
香玉剧社义演的第一个城市是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古城大为轰动，街谈巷议常香玉：“她是抗战前在咱开封唱红的！”“香玉仗义，不爱财，同刘家两个省主席(刘镇华、刘茂恩，分别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大不相同——两个省主席，不如一个常香玉。十几岁，她就为老家修石坝义演！”8月下旬，常香玉的剧社到郑州演出，一位老大娘，步行几十里提一篮新鲜鸡蛋来“看看常香玉”。香玉要给大娘钱，大娘说：“闺女，我不是来这儿卖鸡蛋哩！要卖鸡蛋，俺不用跑这么远。这是我老婆儿的心意，你得收下。你爱国，就不兴大娘爱爱你？”
1951年10月，香玉剧社到达中共中央中南局当时所在地武汉市。湖北省和武汉市隆重举办欢迎茶会，相互致词后，联欢清唱。香玉唱了《拷红》中的《佳期》一段。汉剧名演员陈伯华、楚剧名演员沈云陔、京剧名演员言慧珠，都唱了一段拿手戏。兄弟剧种名演员支持“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诞生，使剧社全体同志深受鼓舞。在江城武汉演出即将结束时，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同志接见常香玉同志。在简朴的客厅里，身穿灰布制服面孔清癯的邓子恢握着香玉的手说：“对不起，前些天去北京开会，没有来得及欢迎你。”香玉说：“邓书记很忙，我们不该打扰你。”邓子恢同志说：“你们决心捐献一架飞机，这种精神了不起，我们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学习你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临别前，邓子恢高兴地答应题字留念，在香玉拿出的一个精致的硬皮本子上写下一行非常流利的行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香玉剧社到达中国南方名城广州演出。广东话河南人难听懂，但与广州人的情谊，立刻沟通了。有的剧场为香玉剧社降低场租，有的不要场租。一次换台时，10位搬运工人用大板车为剧社搬运戏箱，从午夜干到黎明，给他们工钱，工人们谢绝了。他们说，要是收捐献义演的钱，那就太没觉悟了。并且表示，下次换台，还由他们承担搬运任务。在广州演出期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的叶剑英同志，会见了香玉和剧社其他负责同志。当他得知剧社演职员没带蚊帐时，立即通知省政府有关部门，给剧社送去60条洁白的新蚊帐。香玉请叶剑英同志题词，他欣然提笔写下：“爱国艺人——书赠常香玉同志叶剑英题”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经过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六个城市长达半年的义演，在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香玉剧社净捐献金额达152万余元(折合新币)，超额完成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2月，香玉率剧社演职员胜利返回西安。当时负责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同志让文艺处长苏一萍把香玉夫妇接去，称赞他们是“爱国主义的典范”，此后又举行授奖大会，给常香玉颁发荣誉奖状，也对剧社的起义庭等同志进行了奖励，同时，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与此同时，新诞生的“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已在朝鲜上空，搏击侵略者……
51.陈镜开为祖国争光
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是为中华民族体育运动世界纪录的第一个创造者，他先后十次创造了世界纪录，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55年1月，陈镜开19岁，他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陈镜开被选进了中南军区体工队。
1955年9月，华沙举行世界青年联欢节，他被派去参加。陈镜开在这次联欢节上，虽然因故没有参加比赛，但他深受鼓舞。当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孙梅英和游泳运动员穆祥雄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庄严的国歌乐曲响起来了，鲜红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这时候，陈镜开只觉得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心中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祖国，我也一定要为你争取荣誉；祖国，我也一定要为你争取荣誉。
回国以后，陈镜开自觉地加强了训练难度，增加了训练时间。有时，他一连三四个小时也不休息，杠铃举起，放下；又举起，又放下。由于举的次数太多，把虎口磨破了，缠上软布，仍然继续举……不止一次，杠子擦在胸口上，不仅擦破了皮肤，连胸骨都阵阵作疼，他也不肯下来休息，他在杠子中间缠了一条毛巾，继续不停地举……
他练习举重的地方，脚下的地面上，常常被汗水淋得湿漉漉的，要用墩布拖。
1956年6月初，陈镜开到上海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举重比赛。
陈镜开接连几次推举、抓举、挺举，都顺利地获得了好成绩。
指示牌上的数字又变了——挺举，133公斤。
观众议论纷纷了，人们知道，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是1325公斤！人群中爆发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片刻后，整个大厅又变得安静了。人们等待着，陈镜开马上要向世界纪录进行挑战了，他这一举如果成功，就打破世界纪录了！由于过分紧张，第一次冲击失败了。
陈镜开很沉着。他活动了一下双肩、双腿，而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次走上举重台，张开五指量了量杠铃的杠子，紧抓住杠子后，下蹲……观众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只见他刹那间就把杠铃提到了胸前，接着，随着一个有力的箭步，那杠铃便高举过他的头顶了，陈镜开面不改色，接着做动作：收腿、站定。
裁判席上的三盏耀眼的白色灯突然通明，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它告诉全场观众，不，也是在告诉全世界，陈镜开已顺利地举起了133公斤，他创造了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
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人围过来，新闻记者摄影机的镁光灯亮了，无数双热情的手伸过来了。祝贺你陈镜开！你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第一个体育运动的世界纪录！
几位白发苍苍的体育界老前辈热泪夺眶而出，他们簇拥着陈镜开：
“你是新中国的骄傲！”
“我们多少年来的愿望，在你这一举里实现了！”
“世界纪录没有尽头，小伙子，再接再厉呀！”
对，要再接再厉！陈镜开没有就此止步。
两年一度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这一届，在莫斯科举行。
陈镜开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在世界各地有种种不同的反应，各国人民向我们热烈祝贺。但是，也有一些人偏见很深，他们不相信多少年来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竟放肆地用冷言冷语攻击我们，说什么：谁知道陈镜开的成绩是记者用笔写出来的呢，还是这位运动员用双臂举出来的？
陈镜开决心在这个国际比赛场上，用事实来回答他们。
莫斯科举重场上的较量开始了。推举、抓举、挺举齐头并进。
这一天，陈镜开偏偏小腿抽筋，他推举和抓举的成绩都不理想，和苏联选手相比，两项总和，已经落后了15公斤。
苏联选手挺举的成绩也不错。
人们开始为陈镜开焦虑了。但是陈镜开自己却镇定异常。他活动活动四肢，又揉了揉腰，觉得自己身体情况还好。
拼搏！拼搏！拼搏！他争夺冠军的雄心丝毫未减。
陈镜开即将开始挺举了。他在上海创造了世界纪录后，一年来，成绩又有了新的提高，最佳成绩曾达到过1375公斤。人们希望，他今天能保持这个纪录。
但是陈镜开不满足于只拿下挺举冠军，他的目标是总分第一。他默默地算了算，如果自己挺举能举起140公斤，那么，总成绩就是第一名了。但是，以前他从来没有举过这么重的重量呀！
这时候，他一扭头，发现第一名位置的旗杆下端，已经拴上了苏联的国旗。苏联人显然认为总分第一已是稳拿的了。
他们怎么这样不尊重人呢！怎么这样小看我们中国人呢！陈镜开被激怒了。
当裁判员问陈镜开第三次挺举多少公斤时，陈镜开咬了咬牙，大声报道：“一百四十公斤！”
裁判员愣了一下神，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陈镜开又用手比划了一下，裁判员这才点了点头。
场上骚乱起来，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个中国人，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一个外国记者连连摇头，不停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陈镜开决心把不可思议的事变成事实。他走到杠铃前，举止沉着，不慌不忙地张开五指量了量杠子，有力地深呼吸，动作处处合乎分寸，随着跨步分腿，杠铃忽地就举过了头顶，两条铁臂牢牢地擎着这140公斤重物，稳稳当当的。最后动作是收腿、站稳，做得利落、得体。运动中的奇迹出现了。轻量级新的世界纪录产生了。场上顿时卷起旋风般的欢呼声：“中国！中国！中国！”
陈镜开一手捧着鲜花，另一只手向热情的观众频频挥动……
他瞥了一眼身后的旗杆，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已经换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奏起来了！五星红旗——新中国的国旗冉冉上升了！
52.焦裕禄心中装着人民
焦裕禄(1922-1964)山东博山人。1962年任中共兰考县委书记。
1962年，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一起袭击兰考大地。这年，风沙打毁了20多万亩麦子；大水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里10万亩禾苗枯萎；只有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着。
党派焦裕禄到兰考当县委书记。第二天，县委机关的人到处找新来的书记，焦裕禄已经下乡了。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走了一圈，回来后说：“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他下决心要和兰考36万人民一道治伏“三害”——风沙、盐碱、内涝，为全县人民造福。他带领调查队，在全县展开治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焦裕禄同志正患肝病，同志们不让他在风雨中奔波。他拒绝了大家的好意，背起干粮，撑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经常在齐腰深的水里跋涉，蹲在泥水处歇息。有一次，他刚调查回县不久，遇上大雨，雨下了七天七夜，焦裕禄顾不得休息，带上3名同志，拄着棍子又出发了。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画了一张又一张洪水流向图。到了一个生产队，队长硬拉他留下吃顿便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谈过工作后又拄着棍子向风雨中走去。经过反复调查，县委掌握了制服“三害”的大量资料。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飞雪越下越大。焦裕禄惦记着农民兄弟，他对同志们说：“这大风雪天，农民兄弟住得咋样？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要到群众中去。”同志们带着救济钱粮出发了。
风尖厉地吼叫着，雪有半尺厚，焦裕禄用手捂着疼痛的肝部和小伙子们一起出发了。他走进一户无儿无女的老人家。大爷生病躺在床上，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进屋后问饥问寒，大爷问他是谁？他答：“我是您的儿子。”大娘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您老人家。”老两口感动得流下热泪。
焦裕禄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儿子。一次，他的孩子很晚才回家，一问才知道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来的票，孩子说：“收票的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他问我是谁，我说焦裕禄是我爸爸。叔叔就让我进去了。”这怎么行！焦裕禄立即叫来全家人讲了这件事，命令孩子把票钱如数送去戏院。以后，又让县委起草了个通知，不许任何干部特殊化，不许任何干部子女特殊化。
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取得了显着成果。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无论开会、作报告，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手也经常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同志们问起他的病情，他总是说：“没什么，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负你了。”
到地委开会，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地委给他请了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贵，他说什么也不肯买。“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他对负责同志激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