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确实如此，杨、李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守恒的设想后，并不被当时多数物理学家所承认。其中最典型的，要数20世纪最负盛名的物理界权威泡利教授。他对杨、李的设想大大地不以为然。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无能的左撇子，我愿意出大价钱和人打赌，实验的电子角分布将是左右对称的！”
虽然没有人和泡利教授打赌，但他终究输了。证明他输的也是一位华人，即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她用精确的β衰变实验，证明电子角的分布并不左右对称，而是偏向一方。通过这项震动世界的实验，最终得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于是“θτ”之谜也随之解决：具有不同宇称的θ介子和γ介子原来是同一种粒子，后来称之为k介子。
杨振宁终于成功了，是年34岁。
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然而，这是要特别指出的是，它还不是杨振宁的最高成就。在更早的1954年，也就是他32岁时，曾完成一项贡献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学术创造。他和美国人密耳斯一道，提出了物理学中的规范场理论，称为“杨-密耳斯规范场方程”。这一方程，和麦克斯韦的电磁场方程、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相对论)并列，被称为20世纪物理学奠基性理论之一。而杨振宁则被称为“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出类拔萃的设计师”。随着人们对规范场理论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加深，物理学界普遍认为，杨振宁在规范场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应得第二次诺贝尔奖。
杨振宁学术成就如此之高，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杨振宁总结了他的治学经验，通过着文、讲学，带给人们十分有益的启示。
首先，杨振宁认为，做研究工作要有主见，对所研究的问题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想法。也就是说，要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考虑一切可能性，不能被书本、权威和已有结论牵着鼻子走。他认为，物理学中所追求的，应该是新的、活的东西，要多注意新的发展，多注意最初的现象。有时为了不被现成的结论所束缚，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还要从头做起：暂时先不看别人的文章，待独立研究一段时间后，再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思路有何不同。
其次，杨振宁认为，做研究工作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认为，爱憎决定风格，而风格又决定贡献大小。他比较喜欢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的风格。这种风格，具有把一个物理概念、一种理论结构或一个物理现象的本质是炼出来的能力，并且能用简洁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从而能准确地把握其精髓。杨振宁的研究风格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风格的基础上，才发展出规范场理论。
第三，杨振宁认为，要发挥自己的特长，注意扬长避短。一方面对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坚信研究目标能够实现，并为之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要适当估计自己的能力，不能死钻牛角尖。他说：“假如你做一件事情做得很苦，我想也许值得考虑不要这个东西了，去另外想别的东西。一个学问的前沿方向是很多的，有许多有生气的方向。最好走向这些有生气的方向。牛角尖不是绝对不可以钻，但是必须保持主动性，保持见机而退的能力和勇气。”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杨振宁出国之初，本想从实验物理学发展，但他的动手能力实在欠佳，以致流传着“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的笑话。后来，氢弹之父泰勒劝他改向理论物理学发展。这一改变，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人们都说，他转向理论物理，是理论物理的幸运；有的朋友也戏言，他“见孬就收”，也是实验物理的幸运。
第四，杨振宁认为，要有广泛的兴趣，要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知识面。由于各科之间知识的渗适性日益加深，他主张采用“渗透性学习法”。在研究工作中，要抓住由渗透、联想所产生的创造火花，并努力把它发展成创造的支柱。
以上是杨振宁的治学经验谈。除此之外，杨振宁还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中西文化的结合。他认为，中国文化注重演绎法，即从一定的数学表达式，推演出相应的物理结构或结论；而西方文化注重归纳法，即从物理现象、事实中，引导出相应的数学表达式。杨振宁同时接受中西两种教育，不同方式的思想训练，使他受益匪浅。他提出规范场理论，最初思路是想把麦克斯韦方程推广到新的领域，这是演绎去的成功范例。而他突破宇称守恒定律的局限，则来源于对物理现象、事实的归纳，这又是归纳法的生动事例。
当然，杨振宁的成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比如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他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着名的数学教授，也是他学术方面最早的引路人。他母亲罗孟华，是一个善于在幼儿心田上播撒智慧种子的母亲。至于他的学校教育，可以说奠定他学术基础的，是清华大学。这是清华人，乃至全体中国人引为自豪的。
由于杨振宁的科学成就，也由于他对新中国教育、科学诸多方面的贡献，中国有关方面，将紫金山天文台1975年11月26日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并已得到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的正式批准。“杨振宁星”将在浩瀚的宇宙中永远闪耀！
28.发现粒子
1974年8月底，年轻的美籍华人丁肇中和他的实验小组，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上日夜奋战。
为了寻找新的重粒子，他们已经辛苦了10年之久。这次来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在对机器进行检查、调试后，他们又几乎花费了大半个夏天的时间，在能量为40亿～50亿电子伏的区域内反复寻找，仍然毫无所获。
要知道，这个实验的难度实在太大了。在核反应过程中寻找出他们所要的粒子，真如同大海捞针，它的机会少到只有100万分之一。而且，不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会突然地冒出来，一不留神，稍纵即逝，必须24小时不停地开机搜索。小组成员在丁肇中的带领下，经常一天工作16小时以上。
几年前，有位名叫莱德曼的教授也在这台加速器上做过类似的实验，只看到一些模糊的反常现象，便放弃了探索。当时，一些人也以莱德曼为“前车之鉴”，来劝说丁肇中放弃实验方案。
可丁肇中的回答是：“不！即使是波士顿的雨季里，也许这是仅在一秒钟内降下的一颗雨滴，我也要把它找出来。”
他又再三告诉自己的小组成员：“决不放弃自己的科学观点，要毫不胆怯地去迎接挑战。”
同时，丁肇中详细地研究莱德曼教授的实验报告，吸取了他们的教训。这次做实验，他在改进探测器上下苦功，力排万难，制作了一台分辨本领很高的新型探测器。
可到底行不行呢？谁也没有把握。
这天，他们决定把机器能够提供的能量区域再往下调低一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
情况如同往常，小组成员继续搜索着。
突然，一个反常的现象出现了：计数器接受的信号骤然增加！
咦？难道是仪器出了毛病？
“不，不可能。”丁肇中想，因为他们对仪器都仔细检查过，何况它经过了几个月的考验。
“啊！莫非果真有一个新粒子？”
丁肇中竭力克制住自己万分激动的心情，再三叮嘱组员们：“重新测试，检查、再检查！
全体实验小组成员都来到了这小小的控制室，个个无比兴奋、喜悦，注视着仪表的动静。
这是真的！已经可以肯定，在他们面前，果真出现了一个新粒子！大家欢呼起来，相互握手、相互祝贺。10年的艰苦耕耘，终于结出了硕果！
几天后，丁肇中看到了经计算机处理的实验数据绘制的图形：在31亿电子伏处，出现了一个峰顶越出图纸的高峰，表明这里产生了一个新的重粒子，而且这个新粒子的寿命异乎寻常地长。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采用两套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再次核实这个实验，最后得到完全相同的结论：一个寿命长得出奇的新粒子确确实实存在！
丁肇中和他的组员们商量后，给新粒子起了名字，叫J粒子。
J粒子的发现，是基本粒子科学的重大突破。它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几乎吸引了全世界所有的粒子物理学家，成了当时每次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中心内容。
为什么J粒子的发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原来，它的性质是那么奇特，寿命比预料值大5000倍，比其他伙伴大1000倍。J粒子的这种特性，表明了它是一种含有新型夸克的强子。
夸克是什么？它是组成基本粒子的小粒子，也叫亚粒子。两千多年来，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先是发现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以后又探测到分子是由更小的原子组成的。自从汤姆生1897年从实验中发现第一个基本粒子——电子以后，人们认识到原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它的中心有原子核，核里有质子和中子，电子环绕着原子核不断地运转。物理学家把质子和中子叫做强子，把电子叫做轻子，统称为基本粒子。随着各种加速器的出现，物理学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基本粒子，到现在已经有近400种了。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以为基本粒子是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东西。1962年一位年方31岁的盖尔曼教授把已发现的100多种粒子分门别类，列出了一张基本粒子“周期表”，从这张表的空格中，他预见强子是由3种比基本粒子更小的、带有分数电荷的粒子——亚粒子(u、d、s)构成的。他给这3种亚粒子起名叫夸克。当物理学家们运用这3种夸克来解释已经发现的所有强子时，理论与实验结果非常一致，以致很难想像，还会有其他成员进入这小小的夸克家族。
可是，今天发现的J粒子，需要引进新的第四种夸克来解释它。这无疑是打开了夸克家族的大门，展示了探索亚粒子世界的前景，大大推动了高能物理的发展。不久后，人们发现了许多新的粒子，第五种、第六种夸克也相继被发现。微观世界真是奥妙无穷！现在，物理学家们还在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
1976年10月18日，丁肇中收到了一份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瑞典皇家科学院今日以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平分颁于美国丁肇中教授和美国布尔顿里希特教授，以酬谢其在发现一种新的基本重粒子方面的先驱性工作。”
按照惯例，获奖者在颁奖典礼上要用本国语言发表演讲。可是，丁肇中向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请求：在授奖典礼上，先用中文发表演讲，然后再用英文复述。
丁肇中1936年出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城，是美国公民，但原籍是中国山东省日照县。父母留学美国时生下了他，而且他出生才3个月就被父母带回中国，小学、中学时代都在中国度过，是在中国长大的。他要先用中文演讲，是为了表示他对中国的深挚的爱，表达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后代的自豪。
他的这一请求使瑞典皇家科学院为难，但经过他的努力，他如愿以偿。1976年2月10日下午，丁肇中精神抖擞地走上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的庄严讲台，用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发表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演讲。在短短200多字的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强调了实验工作的重要性。中华之声第一次响彻斯德哥尔摩授奖大厅，人们向他报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
丁肇中成为当代着名的实验物理学家绝非偶然。他走出了一条“兴趣＋勤奋＝成功”的成长之路。
在旧中国，丁肇中的童年是在战火与逃难中度过的。战争使他无法进小学读书。为了给父母分忧，他小小年纪就干起了家务活。
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可以说是他的启蒙老师。丁肇中八九岁的时候，父亲常给他讲述19、20世纪一些伟大科学家，如法拉第、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母亲则常告诫他说：“你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努力，要成为一个佼佼者。”他懂得了要成为佼佼者，必须吃大苦、耐大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地奋斗的道理。听父母讲“龟兔赛跑”的故事后，他嘲笑那只自满的兔子，佩服那只埋头苦干的乌龟。心想，做事情“不怕慢，就怕站”。只要认准目标，一往直前，再远的路程也可以走完，再高的山峰也可以攀上去。
由于战乱，他到1949年才进正规的学校。之前，他要补上全部的小学课程，以便考上初中。经过刻苦努力，他一年内把小学的基础打得扎扎实实，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学。
中学开学典礼上，老校长说：“大家一定要努力上进，做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自古以来，成大事者不但要有高超的才能，而且还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丁肇中铭记在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争取“出类拔萃！”他抓紧分分秒秒刻苦努力。“时间是最浪费不起的”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后来，数学、物理、化学和中国历史成为他几门拿手的课程，以致在高中毕业时，同学的临别赠言这样写道：“你的理科可以说是班上无敌手，希望你集中全力向理科进攻，发明几个丁氏定律。”
在中学，丁肇中的兴趣有了变化。从小他的父母就不强迫他读何种书，也不单抓他的考分，总是启发他的自觉，激励他的兴趣。最初他爱好中国历史，以后，他逐渐觉得自己搞自然科学更有把握，越来越对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自己热爱物理，自己真正的兴趣和长处是物理。高中毕业时，他确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立志献身于物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