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要道，不仅资源丰富，还有着长期的经商传统，具有发展工业生产的良好条件，但是山西的近代工业却起步缓慢，比东南沿海的工商业晚了近半个世纪。
晋商投资近现代工业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清政府在1900年官办新绛纺织厂并没有成功，此后晋商的多次集资重办也收效甚微，但是晋商一直没有放弃努力。1927年，李通、李玉山父子终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成功地创立了大益成纺织厂，规模尽管不算大，却是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新起点。此后，在晋商的多方努力下，火柴、面粉、冶金、电力、采矿等许多近代新兴工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
清末民初，全国的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棉纺、面粉、卷烟等轻工业方面，这是完全符合近代工业的成长规律的。同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存在着投入资本多、资金周转周期长、利润低、技术管理要求高等特点，无法成为民族工业的首选。于是在民间资本不愿意投资重工业的情况下，外国商人趁虚而入，如山西矿权、路权被夺事件。于是紧接着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这使得晋商的投资转向了投资多、见效慢、周期长、效益低的被诸多条件限制的煤矿业。保晋公司便是这一运动下的产物。
集合了三晋人民意志的保晋公司也确实是按照西方股份制和现代管理制度来经营的，其在许多方面开创了传统晋商向现代晋商转变的先河。但保晋公司重工业的性质又使得它在许多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麻烦，很快就陷入了资金周转困难的境地，好在有晋商强大的力量做后盾。那时候，煤炭资源全靠铁路运输，但由于正太铁路在法帝国主义的操纵下，高昂的运费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晋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中国兴办近代工业基本上都是一种被动的救亡举措。清政府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当时的中国几乎与世隔绝，对近现代工业近乎一无所知，直到帝国主义侵华，加上对财力、物力资源的掠夺，才使得商人们自发地防卫了起来。他们在抵制侵略和“工业报国”、“保矿运动”等政治渲染的氛围下投资近代工业，其目的本不是为发展近代工业，而是在无意之中的本能驱使下尽的责任。
而与中国相隔一水，并与中国近代工业同时起步的日本却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其主要原因是，除了日本政府实施一系列强国发展的政治政策，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统治障碍，把大量的官办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外，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积极并大力扶持近代工业的发展。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例如1904年清政府仿效西方颁布了第一部《商人道则》和《公司律》、1906年颁布了《破产律》、1908年颁布了《大清银行则例》、1914年北洋政府进一步颁布《公司条例》等，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步伐，但总的来说这些法律、条文只不过是政府的门面而已，从中并没有看出清政府改革的决心。
晋商一次次地与向近代工业转型的机会擦肩而过，其中缺乏的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在晋商发展的后期需要一些像渠本翘这样的有识之士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但这样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晋商迈向近代工业的脚步越走越近，但终究在种种原因下止步不前了，这是晋商的悲哀，但对晋商而言，同时也是一次革新的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