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更替似乎是一个优胜劣汰下被默认了的规则，无论历史的车轮怎样变迁，终究逃不过这样的命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通信的进步，新式商人开始由东南沿海向内地进军。
这些异军突起的新式商人中，既有外商，也有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商。他们往往拥有着非常多的资本，又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外加先进的交通工具、通信手段所形成的强大的物流优势，使得观念落后的晋商无法与其相抗衡。
一般说来，当先进的交通工具出现以后，以长途贩运业，如骆驼、船帮为主的商帮往往会受到最大的冲击。加之铁路的开通，使得商通四海的优势为众多的商人所共有。这样一来，占尽天时地利的沿海一带就快速发展了起来，这就促成了闽商、浙商、潮商等沿海商人崛起的步伐，渐渐取代了晋商称霸一时的地位，一时间，商业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一种鼎立的局面。
自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就在远洋运输、铁路（公路）运输的基础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此沿海逐渐取代了内地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这样一来不仅有大量的工业资本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而且政府管理的重心力量也向沿海扩移，这就更加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西北、东北、蒙古地区为代表的内陆地区的经商者以及管理投资都相应地减少了。如果硬要说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左右着晋商的兴衰的话，那么这种力量就是由于资本的流动而造成的社会管理水平的下降。江、浙、闽、粤等沿海商人进入近代后遇到的良好的机遇也促使着他们一簇而上，逐渐取代了晋商的经济地位。
早在康熙年间，海禁解除之后，清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的优待南商的政策，大批的广东、江浙商人，集结在汕头、潮州、福州、杭州、厦门等地，他们组成了大批的商船队，在每年的惊蛰前后，沿着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转运到渤海大沽口，进入海河到达天津港。当时，沿海商人南运北上的货物主要有烟铜用具、瓷器、皮具、玉器、象牙制品等北方紧缺物品，然后再从北方贩运一些食盐、粮食等物品销往南方。
再者，广东、浙江一带的沿海商人一直有着一定限度的对外开放，他们跟外商的接触比较多，一旦中国的大门彻底对外打开，他们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例如，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大批地涌进来到内地做生意，由于语言、习俗、货币制度的不同，就必须依靠本地的中间商人，这样一来买办商人就应运而生了。广东人是中国近代最早充当买办的商人，其次才是江浙沪的沿海商人，因为他们有着深入中国腹地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而反观晋商，商业网络多以北方为大本营，很少有买办商人。在近代中国，能和外商合作，不仅意味着获得了海外的巨大市场，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组织经验等，还意味着可以在通商口岸地区得到西方势力强有力的庇护，而免受残余封建势力的剥削压榨，从而为向现代工业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终，晋商在各方势力的压迫下逐日衰败，而新式商人在异军突起，靠着雄厚的实力逐步与近现代工业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