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晋商发达了三百年，持续在巅峰状态又发展了两百多年，写下了金融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笔。晋商或多或少地左右着当时中国的经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说，当年晋商手里的银子，能够买下大半个中国，近代大清国，平定江山，花的也多是晋商的银子。
然而晋商的兴起毕竟是豪壮的，是轰轰烈烈的，也是令人敬仰的。其豪壮在于其艰苦奋斗的历程。只身穿越茫茫沙漠，或将内地的茶叶、丝绸贩至蒙古，或千里迢迢贩回皮毛制品。如此艰辛的原始积累过程，使许多人在淘得第一桶金之前就丢了性命，然后又有人前仆后继，这不仅仅是生活所迫，而是这些人的勇敢坚强、吃苦耐劳的精神，是骨子里打不垮压不弯的精神，于是这些走西口者开始了书写晋商辉煌的篇章。
其轰轰烈烈在于创新经营、迅速扩展、充满无限生机。一位老家急需银两的平遥商人将银子交给老乡雷履泰，请他写一封家书急送平遥，将平遥雷家等额银两付与急需用钱的自家人，如此辗转，自有酬劳。这样一件小事却令雷履泰灵光骤闪，发现了无限商机，并迅速行动，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票号，结束了几千年来驮运银两的历史，成为最早的银行雏形。从此一发不可收，分号遍及中华，远至俄国、印度，使晋中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续写了晋商最浓墨重彩的篇章。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几百年前，在西向新疆、北往蒙古乃至西伯利亚广袤的草原和大漠上，庞大的晋商驼队满载着货物迤逦而行。伴随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是山西商人风尘仆仆的身影；几百年前，从吴淞口晨曦中出海的商船到蒙古草原叮咚作响的驼铃，从呼伦贝尔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窖，从盐、粮、铜、绸、烟到木材、毛毯、皮货、药材、玉石、钟表，无一不是山西商人操一口晋中官话在那里运筹经营着；也是在几百年前，欧亚大陆上，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至莫斯科、西伯利亚、彼得堡，东到大坂、仁川、长崎，西至喀什、伊犁、阿拉伯国家，都留下过山西商人行走的足迹。
晋商在源远流长的发展中给子孙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几百年的商业大战的实践中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他们以其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影响着后世人的发展，让后人慨叹瞻仰的同时也不忘好好学习借鉴，乃至发扬光大。
晋商虽然远去了，但是晋商所留下的遗址如今遍及华夏，以晋商商号命名的古旧街巷也在九州大地上随处可遇。砖块瓦砾间，百年晋商曾经的辉煌在若隐若现：新疆的古城塔、甘肃的老西庙、江苏扬州的亢园、昆明金殿的铜鼎、安徽亳州的花戏楼无不在彰显着晋商雄厚的实力。此外，以山西商人的字号命名的街巷胡同，至今犹存，如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至今仍是闻名遐迩。
从漫漫黄土高原上负重而来的山西商人的心血和汗水几乎洒遍了全国各地：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佣杏花村汾酒厂的工人和当地的酿造工人共同创造的。还有那华夏大地上寻常百姓口中传诵的谚语，无不在阐述着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例如东北流传的“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流传的“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大西北流传的“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等，无一不是在诉说着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百年间金钱如细水长流般，不断地流入山西这块富饶的土地上，一些家族、票号更是因此迅速崛起，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如久负盛名的大盛魁一家，仅雇员就有六七千人，南队的骆驼可达一万六千到两万峰，他们拥有的全部资产，据说仅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来计算的话就可以从库伦铺到北京。那些令人咂舌的财富至今仍无人可比。
渐走渐远的晋商，足迹书写的是一部名扬海内外的商业传奇，浓厚的商业底蕴已积淀成为一种浓浓的文化气息，只需微微呼吸，我们仿佛就能嗅到昔日晋商的万丈豪情，在岁月中沉淀，弥久沉香，空气中缭绕的是一份悠远空旷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