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康乾盛世的背后也是战火硝烟铺垫的结果。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叛乱，收复台湾以后，开始向危及清政府安定的位于西北边疆的准格尔部落进军。康熙皇帝还为此于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和四十年（1697年）三次御驾亲征。
在这长达八年的三次战役中，每次出征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路途遥远，还要途经荒无人烟的沙漠或高原腹地，使得行程十分艰难，这其中运粮是一个大问题。每运一石粮米需要白银多达120两，也就是说每公斤粮米就需要至少0.8到1.0两白银，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人民而言都是一项大的负担。
运送军粮缓慢严重地影响着进军平定叛乱的速度。以至于在第三次远征时，因粮饷问题，就有好多士兵饿死在征途上。为解决粮饷问题，康熙皇帝不得不在国事的重压下亲自料理。迫不得已，他只好下令鄂尔多斯出动3000多名骑兵协助运输军粮，这又使得运粮的成本愈加昂贵。这样的官办运输军粮最终导致的结果，一是使各地官吏忙得不可开交；二是劳民伤财，给天下百姓带来了许多的负担；三是使得国家银库亏空，加重民税重负；四是运送粮饷的环节错综复杂，特别容易贻误军饷，出了问题又难以追究责任。
到康熙五十八年（1718年），安定了几年的准格尔部再次发生叛乱，向西藏进犯。康熙皇帝就派十四皇子率领三十万大军分兵四川和青海两路向西藏进发。而此时的范家掌权人范毓馥在“皇恩浩荡”的感召下亲自出面解决清政府运送粮饷的问题。
范毓馥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塞外经商，对沙漠荒原的运输情况十分熟知，外加上范家人聪明的经商头脑，在深思熟虑之后，结合自己的详细核算便和其四弟联合奏请朝廷，甘愿以前几次出征作战时三分之一的运粮价格，也就是每石粮食40两白银的低价接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为显示其对于朝廷的忠心，他们还先用自己家中的百万资金作为最初资本主动担负起了运输军粮的重任。在他们的精心筹划运作下，军粮全部按时抵达，为战争的胜利打好了坚实的后方基础，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
雍正元年（1723年），紧邻西藏的青海省各头目又发生叛乱，严重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宁的统治地位。雍正皇帝派遣了四川提督岳钟琪、川陕总督年羹尧前往镇压叛乱。这次，范家同样鼎力支持。范毓籛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声名威望，外加雍正皇帝最信任的弟弟怡亲王的大力推荐，于是朝廷把运送军粮的重任又交给了范家。范家深知这次运粮不仅影响到战争的胜败，而且还关系到范家家族大业长久的兴旺与否。于是，他们极其认真地物色人选，准备运输器材，同时还多方收集军情信息，详细周密地安排好出发时间和中转休整的地点，对一切都进行了极其合理的预算。
雍正二年（1724年），岳钟琪在范家的大力支持下，直捣叛军设在柴达木的大本营，大战告捷。同年四五月份，岳钟琪又歼灭了青海省的其余全部叛军，青海省完全平定。范氏兄弟从内地到青海运送军粮，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与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做着殊死搏斗，在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他们：“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
雍正六年（1728年），准噶尔部落再次发生叛乱，朝廷为彻底卸下这块心病，不得不出动大军征讨。这样一来，运送粮食又成为了第一要务，这一重任第三次落在了范氏家族的肩膀上。为使其在边塞地区行动方便，朝廷特赐范毓籛为四品顶戴，让其承办军粮的运输任务。
此次军粮运输由来远堡起运，在范毓籛的精心组织下，有多家商户参与其中。但又由于各家商民运达的目的地和运粮的数量不同，范毓籛建议清政府对运价实行“按谷石多寡，道里远近，计算发给”。而范毓籛以身为范，再次降低了自己的运价标准，甚至在上次价格的基础上又下调了四分之一。运粮抵达最远的地方是科布多（今蒙古国之西陲，距张家口2500公里），每石仅收28两，其次是乌里雅苏台（距张家口2250公里），每石是19两。坚定的后方支持，外加清政府势必征讨的决心，战争大获全胜。
次年，清政府又命令傅尔丹和岳钟琪两员大将，准备来年大举进攻伊犁地区。范氏兄弟再次向西北战场运送军粮。他们把车载驼负所需的人工、器具、牲畜、辎装和鞅靽等，都事先自己准备好，而且还在细中取精。
在此次数千里的路途上，风餐露宿，人困畜乏也是常见，除此之外兽狼出没、敌骑袭击等险境，也是司空见惯。而运粮路途又多为荒漠深谷、异域雪原，或险峻，或泥泞，或冰冻，路上困难重重，有时候匆匆忙忙走一天也赶不了几公里路。为此，范氏兄弟常在沿途广招工役，常以付给他们很高的工钱为代价。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雇人平整道路，铲除险情，使军粮尽量平安抵达。一路上他们往往是历经磨难，有时送粮目的地的军营临时搬迁，就要掉头重新开始；有时会迷失方向，走错了再重新找路……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边境的安宁，范氏兄弟运送军粮，“几倾家产而不悔”，每次重大的战役，都能保证“粮先兵到，士饱马腾”。军中将帅对范氏兄弟为国尽力的举动，大为感动，于是众人联名列举其功，上奏于朝廷。雍正皇帝钦赐范毓籛为太仆寺卿，赐其弟为布政司参政。从此，范氏兄弟由皇商而兼居高官厚位，妇孺皆知，名动一时。
徐珂在《清稗类钞》一书中，对晋商巨族仅做过资产排行，但进行过单独记载的，惟独《范芝岩商于张北》一篇，文中就详细记录着范毓籛“涉危险，驰绝粮”运送军粮的事迹。范氏兄弟输粮共百万石，为国库至少节省上千万两白银。
范氏兄弟远途运粮，荣耀辛苦的背后，也曾蒙受过重大损失。在一次对准噶尔部落用兵征讨时，大将傅尔丹因一时失策，中了敌人的计谋，全军溃败，运送的13万石军粮全部落入了敌人的手中。雍正皇帝在得知实情后，特准其“据实报销”，而范毓籛不仅辞谢了皇上的恩偿，还自己拿出了144万两白银作为补运损失的费用，全力支持清政府以表决心。
当然，范氏兄弟几次自筹资金，运送军粮，其中也不乏有其他的收获。在长途运送军粮的同时，他们还兼做其他的买卖，史书上曾有这样的记载“致百货军中，一柑之实、一瓶之浆、寸丝尺帛悬直数金。归则易骡马、毡裘，捆载云集”。可以说，每一次军粮往返，即使军粮不赚，其他捎脚商品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范氏家族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几次往返于战场，足见当时晋商们的忠肝义胆，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朝廷，在兴旺的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患，“伴君如伴虎”，自古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