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世界的日升昌不仅开了中国票号业先河，还成为了中国银行业鼻祖。提起日升昌，不得不用“汇通天下”来形容它。
雷履泰创立的日升昌票号自开业以来，生意红火，买卖越做越大，分号也是遍地开花，几乎遍布全国二十多个重要城市和重镇码头。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需要大量的银两。当时，一向善打小算盘的雷履泰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当机立断，命令川、陕、湘、豫、鄂等省分号伙计尽快了解汇解赔款银两的金额、时间、汇往口岸等情况，主动担揽了这笔大买卖。
不料这事却惊动了道光皇帝。皇帝得知日升昌竟能使一纸汇票变成白花花的银子，便脱口而出道：“好一个日升昌，竟能汇通天下”。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位于北京的日升昌分号。从此日升昌北京分号就改名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从此名声大震。
经过这一件事情，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官员更加信赖日升昌，于是就常把大宗汇兑业务交给日升昌的票号办理。在日升昌票号达到鼎盛的时候，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号就达35个，同时与外国来华设立的银行，如英国汇丰、俄国道胜、美国花旗等银行也经常有业务往来，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也就真正名副其实了。
票号的出现，使中国在金融业存、放款的基础上，又具备了汇兑的资本，这就使近代银行业务在中国金融机构内逐步齐全起来，从而使票号拥有了更多的近代银行色彩。
山西票号凭借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获利是非常惊人的，这令其他各种商业经营活动都自叹不如。作为“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仅在生意兴旺的光绪年间，就曾结账分红七八次之多，每次东家都会有30万两上下的白银进账，六七十年的时间就获得200万两以上白银，获利之丰，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蔚字五联号”的蔚丰厚票号，在创办之初，每年的获利除了开支之外，就剩三五千两。但到了光绪年间，利润增加了近百倍，每年能达20万两白银。其他如天成亨、蔚泰厚等票号也接踵而上，每账分红每股至少有七八千两，最多的甚至达一万多两。
众所周知，汇费是票号的主要收入之一，但是汇费的收取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这完全是由主客根据各地汇兑的逆顺、银色的高低、银根的松紧、路途的远近而确定的。除此之外，还要看顾客与票号是什么关系。一般情况下，在交通便利的城市，每千两只需二三两的汇水，若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段，每千两的汇水就达二三十两，甚至高达七八十两。如果是新疆这样的地方，每千两汇水就会有百两之多。
山西票号赢利如此丰厚，再加上来自平色余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额，晋商可以说是大发横财了。他们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危难政局，集思广益，获得了高额的金融利润。其获利渠道之多，恐怕就连西方金融家也会羡慕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