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鼓舞山西商人的不仅是利益的驱使，还有强大的精神支撑。
“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是当年在山西这片热土上广为流传的歌谣。
中国的封建社会不论怎样改朝换代，大体上都是采取了崇本抑末的政策。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官本位往往是国家的政治核心，而其后备队伍，即那些层层叠叠的虾兵蟹将、秀才举子，也常常遵循孔老夫子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苦读寒窗数十年就奔一个所谓的庙堂之上的光明前程。
明政府的大移民和建立九边重镇，初衷是要激活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抵御外袭的军事能力，没想到却让精明的山西人看到了用物资流通而谋生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折中法”的实施，又让山西人手中有了贩盐权。用这种商业手段所获取的钱财，远比安于在土地上种地刨食要来的快得多。于是就有人靠贩盐先致富了，并最终形成了一种迅速发家致富的有效手段，它与中国历史上正统的社会主体价值取向并不相同，这是晋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
晋商完全打破了古代的那种“士农工商”的高下卑劣之序，将商人所处的低人一等的位置抬到了社会的上层。然而，社会的上层偏又不认可晋商们的这种价值观，于是，无心又没钱读书的农家子弟们为了发财致富大多会选择经商这条路。
富裕起来的晋商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的教育，相反他们会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其课程除了经营必备的专业知识外，与登科应举的士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为了其家族产业的连绵不绝，多数晋商会抛开千百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阻挡宗族子弟的科举仕途。例如太谷的孔家，孔祥熙的曾祖父孔宪昌就用遗嘱当做家法，严令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千万不可应科举”。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平生最崇拜孟子，却一生从商从未考过科举。这种做法，在众多晋商中更是举不胜举。
榆次县的富商常家，尊师重教，为子孙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家的商业贸易培养人才。由于常家文化底蕴深厚，经商多运用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这两个商号让常家成为晋商中的一支劲旅。据说常万育读书特别用功，人们都以为他能走上仕途之路，但他却志不在此，后努力钻研陶朱术，经商二十余年，也颇有成就。常氏子孙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积极地推动商业发展。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并没有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商中有学，学中有商，因而能在商业大潮中屹立数百年。
无数山西人从明代至清代五百年间，在商界施展着才华，累积着财富，这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一种反叛。由于他们奉行一条“学而优则商”的原则，或弃官从商，或弃文从商，才为山西大地写下了数百年久盛不衰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