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城小学是周晓元他们上小学读书的校园,如今已改成县实验小学。当大伙来到校园时,正值星期天,昔日的黄老师虽已退休多年,仍住在学校旁的宿舍。他听说昔日的同学要回校看看,便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向导来。黄老师说:“如今的学校已建成花园式的校园,校园整洁卫生,到处是花圃和盆景。校园扩大了许多,新建了两座教学楼,原来的那座教学楼也翻修一新。”同伴们走进当年上课的教室,似乎想寻找当年坐的座位,寻找当年上课的情景。
当他们来到操场,当年的沙土地已变成水泥地,在操场上还增添了许多运动器械和田径跑道,操场上靠北边的升旗台上,毅然高高地竖立着旗杆,看着这高高竖立的旗杆和宽阔的操场,大伙似乎想起他们当年上体育课挖山填沟修建操场的情景,为能为母校发展出过力、流过汗而感到宽慰和留恋。
临别时,他们感谢黄老师的热情接待,并请黄老师转告对其他老师和同学们的问候,让黄老师多保重身体健康。
大伙还追寻着小时的踪迹,重游了昔日的文庙、梅溪河畔的码头和小时游泳戏水的地方,由于梅溪河被严重污染和破坏,码头和游泳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了,唯有文庙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修缮,并扩建成县中心广场,成为县城集会和休闲的好场所。
四、儿时的同伴们
县委大院的同伴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动人的故事,都有曲折的经历和不堪回首的岁月。
许建明是大院小伙伴们的“领头人”,同伴们都尊称他为“大哥”,鬼点子多,在男娃们中极具“号召力”。瞒着大人们去溪中游泳戏水、偷摘果子、用弹弓打鸟、爬上树掏鸟窝等都是他带头干的。
高中毕业后,许建明考上了西安的交通大学。读到大二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父亲当时是梅溪县的县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批判,后来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长期遭受批斗迫害。他的未婚妻是小学教师,原来也住在他们家里,也被迫上台揭发他父亲的“反革命罪行”,并宣布断绝关系,划清界线,他母亲被逼得差一点跳河自尽……
许建明在学校的运动初期,也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批判“封、资、修”和破“四旧”运动,后来由于父亲及家庭的遭遇,逐渐变成“逍遥派”。
1970年他大学毕业,因为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一类,被分配到闽北山区一个工厂当工人,在工厂一待就是七八年。
在工厂里,他埋头苦干,当过烧锅炉工、车间里的搬运工、站机床的磨纱轮工,时间长了,工人师傅们都说:“这个父亲是‘走资派’的大学生,没有一点架子,是个合格的工人大学生。”后来驻工厂的军代表力推他当技术副厂长,得到上级的批准。在副厂长的岗位上,他更加与工人打成一片,努力把大学学的文化科学知识与工厂的生产实践相结合,使工厂的产量、质量和效益都得到提高,被评为全地区系统内的先进企业。
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父亲才得到“解放”,重新恢复了工作,后来调到一个地区当副专员,这才使许建明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彻底摘除。鉴于他在企业多年的表现和政绩,被提拔到地区经贸委当副主任,如今已提升为一个地级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
陈淑英是大院女娃们的领头人,同伴们都尊称她为“大姐”,在小学是少先队的大队长,在大院里深受大人们的信任和宠爱,经常通过她去管大院里的孩子,连那些调皮的男娃也要让她三分。男娃们要搞一些“出格”的“坏事”,总是要躲着她,怕她通风报信。
她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广州的军医大,读到大二时,“文化大革命”爆发,部队的军事院校起先规定不准介入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后来也卷入运动中,停课闹革命。在运动初期,她也是响应号召,参加批判“封、资、修”,但对一些过激的破坏行动,她也不感兴趣,拒绝参加。
她的父亲当时是县委副书记,在运动中也遭受批斗,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长期受到批斗,受此影响,她也对运动产生消沉和抵触情绪。
1970年大学毕业后,她也因父亲还未“解放”,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类,迟迟不能分配。她的同学都分配到部队医院了,最后说她不能分配到部队的医院,要到地方的医院去,她没有接受分配。
陈淑英有个要好的女同学非常同情她。这个女同学的父亲在北京,据说是部队的一位高级领导。这个同学要她父亲给学校说情。于是她父亲给学校领导打电话说:“陈淑英的父亲虽然还未‘解放’,但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并未定性,还是不要影响她的正常分配吧!”就这样,陈淑英后来被分配到南京军区所属的一个医院从事医务工作。
在部队医院,她刻苦钻研业务,虚心向老同志学习。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她踊跃报名参战,在作战前线,她也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病员,荣立三等功。
后来,她长期在部队医院从事泌尿科医疗研究,成为泌尿外科的专家。如今她已是享受副师级待遇的医务技术专家人员。
周胜利在大院同伴中是较老实的一个。他富有同情心,很会帮助和爱护较小的同伴,关心集体和团结大家,所以在同伴中也有很高的威信。他在小学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兼中队长,上中学时是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干部。
高中毕业后,学校有意请他留下当教师,他考虑再三后就留校当老师。后学校又推荐他到省教育学院脱产进修学习两年后,又返回学校当专职团委书记兼政治课的老师。
他的父亲在县里长期从事人事和组织工作,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在运动中也受到冲击和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他父亲也得到“解放”,安排到县人大当副主任。他在学校起先当校教导主任,后来又提任副校长和校长。学校在他的带领下,大抓教育改革,提高素质教育,提倡学生要德、智、育全面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使该校在全省普通高中的高考升学率和素质教育都达到先进行列。
到90年代初期,他又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长,如今已是县委副书记了。
李解放在大院同伴中是有名的“小调皮”,他也是许建明的得力“助手”,同伴们要玩什么花样,搞什么活动他总是冲锋陷阵。他还是“小外交家”,遇到要与女娃们沟通商量什么事,都是派他去传话。他在女娃眼里是“小弟弟”,也喜欢开他的玩笑,所以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他也落得两边都当好人。
在60年代初期,他的父亲调到另外一个县当县委书记,他也跟着转学到那个县上中学。1964年在上高中三年级时,县里到学校征兵,他踊跃报名参军,光荣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他所在的部队是在福建沿海边防前线,当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经常派遣小股武装特务到省沿海一带骚扰破坏。李解放在沿海边防前线的部队,从战士、班长、排长到连长,一干就是十多年,如今他已是一个地市的武警支队的政委。
唐友林在大院同伴中是年龄较大的一个,上学也比大部分人高一个年级,家里弟妹多,母亲都叫他帮忙做家务,参加同伴们的活动也较少。同伴们学习上有什么难题,他都会以大哥的身份热心帮忙,他也经常以大哥自居,劝说同伴们不要做什么“出格”的“坏事”。
他高中毕业后,因北方老家祖父母年纪大没人照顾,他父亲就劝说他回老家去照顾祖父母。他回北方老家后,除了照顾祖父母外,起先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几年后转为正式教师,先后在几个小学当校长,多次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后来他调到县城中心小学当校长,如今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了。他在县里教育界也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教的很多学生中有的考上全国的重点大学,有的成为县各行各业业务骨干和一些部门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