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州社会与政局
据《宋史·地理志》载，宋朝福建路有“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军二：邵武、兴化”。“八闽”之称由此开始。同书又载：“福州，大都督府，长乐郡，威武军节度。旧领福建路钤辖，建炎三年（1129）升帅府。”太平兴国六年（981），从闽县分出怀安县。宋代，福建长期处于和平安定环境，“邦人皓首不识兵革，以故生齿繁毓”。宋初，福州府主客共94510户；景德年间（1004—1007），凡114862户；元丰年间（1078—1085），211546户；建炎（1127—1130）间，至270201户，407344人。两宋时期，福州人口增长迅速。时福州下辖12县：闽县、侯官、怀安、连江、福清、古田、永福、长乐、罗源、闽清、宁德、长溪。闽县、侯官为福州州治的倚郭之县，与怀安皆为望县，人口稠密、集中。当时有诗称“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形容福州人文之盛。
北宋开宝七年（974），福州刺史钱昱在唐末五代罗城、夹城的基础上增筑东南夹城，史称外城，并以坚石为墙基，上垒砖壁，周长913丈、高1.6丈、厚8尺，开七城门。福州州治仍在城北，其东南为闽县，衙署旧在城东（后移南台）；西南为侯官，衙署在州治西南（今道山路）；怀安在州西北境，衙署设芋原江北30里（今闽侯荆溪桐口）；咸平二年（999），迁城西北石岊村（今福州建新镇淮安村）。依《三山志·地理》所记各县疆域：闽县为东西93里、南北80里；侯官为东西180里、南北290里；怀安为东西85里、南北210里。
宋代，福州大规模植榕绿化。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称：“郡城中独盛，故号榕城。”又据记载，张伯玉任知州时（1065—1066），倡导州城内编户植榕，出现“绿阴满城、暑不张盖”的景象。同时，蔡襄两任福州知州，发动民众在各县官路旁多植松树，自福州城外大义渡至漳州官道七百里种植夹道松。
有宋一代，福州地区政治局势长期比较稳定。至南宋末期，朝政日趋腐败，外敌入侵，福建地区还深受大旱、地震等天灾的困扰。
南宋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军攻克临安，宋王朝灭亡。三月，原宰相陈宜中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拥戴皇子益王赵昰（9岁）、广王赵昺（6岁）逃亡福州。同年五月，赵昰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将城内大都督府作为垂拱殿，将便厅作为延和殿，图谋抗元复宋。由于宰相陈宜中专权，排斥文天祥、陈文龙等抗元爱国人士，加上福建制置使王积翁等叛变，十一月，元兵攻陷福州，张世杰、陆秀夫等护幼帝流亡海上，1279年于广东崖山战役后投海而亡。元兵入闽，经过战争的屠杀和掳掠，福州人口由《三山志》记载的32万多户，降为不足18万户。
公元1277年11月，元军占领福建全境。元承宋制，在福建境内设八路。至元十五年（1279），正式成立福建行中书省，福州路下领有闽县、侯官、怀安三县，规制无大变化。元代福建境内时有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六年（1366），行伍出身的福清人陈友定，担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成为割据闽中的地方军阀。至正二十七年，明军大举入闽，次年攻克延平、福州等地，陈友定兵败被杀，福建遂归明朝统治。
二、农业迅速发展
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州社会经济趋于繁盛，农业、种植业呈现兴旺景象。农民耕山围海，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三山志·版籍》载：“海退，泥淤，沙塞，瘠田可变膏腴之类。”据统计，当时福州诸县计有沙洲田271顷98亩，海田1230顷有奇。丘陵地带多垦为梯田。《三山志·水利》载：“闽，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堘级满山。”“濒江善地，梁渎横纵，淡潮四达，而龙骨之声，荦确如语。”生动描绘闽地山区多辟梯田，沿海濒江多种水田的情景。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农业水利设施有浦、塘、圳、池、车头数百处，工程规模浩大。嘉祐二年（1057），福州知州蔡襄命三县疏导渠浦。在闽县开淘负城河浦176条，计21974丈，用民力凡89000工，溉田3600余顷。侯官县“疏导渠浦六十九，延袤百二十五里”，“仍令民以时修治，不用命者有罚”。怀安县“从乐游桥下开，沿城外至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艁场”，散入北郊各处。由此可见福州地区水利工程设施之完善以及农田得益的情况。
福州西湖历代关乎水利，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宋守曹颖叔、程师孟、蔡襄，先后修筑。淳熙中，赵汝愚请于朝，大浚之。”宋元时期，闽侯地区农耕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种类有水稻、大麦、小麦、粟、穄米、薏苡等。《三山志·物产》载：水稻，“今州倚郭县三县两熟”。大约在五代时期，占城稻从越南传入福建，闽地普遍种植，还推广到江淮流域。当时马益咏《福州》诗云：“两熟湖田世独无”，说明福州稻作在全国独具优势。
与此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比较广泛，如《三山志·物产》记载：“糖，取竹蔗捣蒸。侯官甘蔗洲最盛。”红花、蓝靛可作染料，也多种植。草席“织作尤盛”，贩卖于各地。白梅在怀安、侯官广泛种植，而且品质优良，远销江南等地。末丽（茉莉），“此花独闽中有之”。
经济作物中，较负盛名的还有荔枝、龙眼、柑桔、橄榄、杨桃等。蔡襄《荔枝谱》载：荔枝“福州种植最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得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植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说明宋代福州地区荔枝优质高产，畅销海内外。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载福州土产有：美人蕉、佛手柑、羊桃、龙眼、茉莉、蔗、蕉葛、茶、白藤箱、簟、扇、轻绢、丝布、纻布、海蛤、麸金、干姜、蚺蛇胆、荔枝干、橄榄、笋箭、干白沙糖、品类相当丰富。
经济作物的多种经营，也给手工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促进手工业全面发展。
三、手工业繁盛
宋元时期，福州纺织、制瓷、矿冶等手工业生产呈现鼎盛局面。《宋史·地理志》载：福州“元丰贡红花蕉布”。当时福州织品中，还有纻布、轻绢等。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在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四处置场收买丝绸，说明当时福州具有较发达的丝绸业生产。从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黄升墓出土300多件服饰及匹料看，品种有罗、绫、绮、绢、纱、绉、锦等，花纹图案应用了敷、印、彩绘、刺绣、印金与填金等技术，精致的质量和精湛的工艺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两件绫织物，发现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另一作“□□□司”，表明南宋宗室可能在福州设置官营的宗室手工业作坊，与民营作坊一起生产丝绸等精美织物，以满足达官显贵的需要。墓主黄升，是宋绍定二年（1229）侯官状元黄朴之女。黄朴历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吏部郎、广东漕运等职。黄升嫁与宋宗室赵师恕之子赵与骏为妻，赵师恕曾知南外宗正事，赵与骏官至连城县尉。
福州北郊茶园村出土南宋端平二年（1235）入葬的夫妇合葬墓，随葬品也以丝织品为主，包括漆器、金银器、木器、骨角器等在内共数百件文物。丝织品类工艺与黄升墓相似。这些足以佐证南宋时期福州纺织业的发达状况。
元代，福州设置官营的文绣局，规模颇为可观，诗人范德机作《闽州歌》咏文绣局云：“去年居作匠五千，耗费府藏犹烟云。”《元史？成宗纪》载：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减福建提举司岁织缎三千匹，其所织者加文绣，增其输衲服二百，其车渠带工别立提举司掌之”。《元史·王约传》载：元仁宗年间（1312—1320），曾“命福建取绣工童男女六人”，朝臣王约以“地远扰民”为由制止。说明闽地所织缎属高级织品，绣工具有高超的水平。
宋元时期，福州制瓷作坊窑火兴旺。主要窑场有：侯官县南屿窑（今闽侯南屿龙泉村）、龙潭山窑（今闽侯上街榕桥村）、怀安县怀安窑（今仓山区建新淮安村）、怀安县鸿尾窑（今闽侯鸿尾横列村）、侯官县宦溪窑（今福州北郊宦溪村）、闽县大义窑（今闽侯青口大义村）、闽县长柄窑（今马尾区闽安镇长柄村）等。它们都是民间经营的作坊，规模数百平方米至数万平方米不等。其中，怀安窑烧制酱釉、黑釉、青白、青釉器，产品有日用饮食器及日用生活杂器等。这些器物不仅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远销海外日本、东南亚等地。
黑釉瓷器大量输入日本，成为茶道文化的珍贵器具，该国文献中专称“幅州盏”（即福州盏）。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立博物馆，收藏有宦溪窑的宋代执壶、瓶等。说明瓷器贸易及于日本与南洋诸国。
宋代福州为产银州之一，产地在今闽侯廷坪良地。福州西郊茶园山出土南宋淳祐十年（1250）墓，随葬品中银器共30件，品类丰富，造型优美，装饰典雅，工艺精湛，运用模压、捶打、錾刻、鎏金等工艺技术。说明福州产银并有精良的加工技艺。
怀安县寿山石开凿，始于南朝。《三山志·寺观山附》载：怀安县稷下里寿山广应院附近出寿山石，“洁如玉。大者可一、二尺，柔而易攻，盖珉类也”。福州地区宋元墓葬，多随葬寿山石雕人物俑、禽兽俑和神煞俑等，一时成风。福州北郊西垅村胭脂山元墓曾出土一组寿山石俑，形制最为精美，有武将、文吏、男女侍俑及各种动物等，代表宋元时期寿山石雕的工艺水平，也反映当时福州民间的埋葬习俗。
温泉自前代开发以来，因为对官民乃至海外来客沐浴健身有益，因此声名日著。嘉祐七年（1062），始建温泉场。《三山志·寺观》载：闽县有龙德外汤院，在崇贤里（今福州温泉路）；“地多燠泉，数十步必一穴，或迸河渠中，味甘而性和”。后又经历代开发利用，遂有“闽中温泉甲天下”之誉。侯官县有汤泉，距院（雪峰寺）八十里（今闽侯白沙镇汤院村），当时“冠盖南北必憩此”。僧可遵尝作偈曰：“直待苍生尘垢尽，我方清泠混常流。”还有李纲、曾巩、程师孟、蒋之奇等名宦留题。
四、交通改善与贸易发展
宋元时期，福州的水陆交通进一步改善。《三山志·地理》称：“州东带沧溟，百川丛会，控清引浊，随潮去来。”城外江流浩瀚，城内水网密布，津梁栉比。州城外四处设置驿铺，“文檄之所往来，求其安便迅驶，而无阻绝沉滞之忧”。以福州城为中心，形成南出莆田、北抵温州、西达南平的交通干道。州南官路，北起方山渡口，经大义以南至泉州、漳州约七百里。蔡襄任福州知州和福建转运使时，下令百姓夹道种松，以蔽行人。闽人因此即桥旁“作堂以祠之”，并且歌之曰：“道边松，大义渡到漳泉东，问谁植之，我蔡公。岁久广荫如云浓，甘棠蔽芾安可同。委蛇夭矫腾苍龙，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
宋元时期，福州三县建造各类桥梁，以便行旅。桥梁有碇步桥、舟桥、廊桥、石梁桥、拱桥等类型。元大德七年（1303），泉南僧王法助倡建闽江大石桥，经十几年努力和许多波折，大桥终于建成，雄伟壮观且大有益于交通与经济贸易。地方官吏重视修建与维护道路、桥梁、关津、馆驿、递铺、河渠、堰闸等设施。交通的便利，水利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宋代福州港的海上交通与贸易继续繁荣。蔡襄《荔枝谱》载：闽产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说明福州为适应对外贸易需要，已开辟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西亚的航线。北宋前期，福州因海外贸易繁盛，重视进出境船务管理，官府在闽安镇设巡检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