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我的观点是那些关于毛主义时代中国的研究由于忽视了这种统治结构和生活方式而把很多重要的视点关在了门外。他们有效地将中国政治去政治化，甚至在分析考量有上百万人参与的公开的政治运动时也仅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种种人身攻击、轶闻、和“宫廷”事件上。由于这些研究完全没有关于“毛主义”话语的这些视点，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时代和革命所建构的“真实”（what being in the true of the Mao era and revolution），更没有看到这种结构性的灵活的敌/友二元论，这些研究的真空只会迅速被“极权主义”等相似的观点所填满。这就是说在解读这段激进年代里的政治和文化时，我们既要参照这种热烈的坚定的二元论，也要参照我以上所剖析的全部的“毛主义”话语。我们应该运用这些视点（二元论，“毛主义”话语）来调整我们对这个最激进年代的认知和反思，这个年代跟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如此不同。“毛主义”话语在当下仅是一种思想的遗留，但或许在未来的某种重新政治化的文化中，它会再次成为政治热情和信仰的源泉。但是无论怎样，“毛主义”话语在物质、主观和话语层面都确实存在过。依据福柯的观点，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假设有这样一种潜在的、真实的个人主体，可以让我们用作我们批判那些“党/国统治”论的基石。同样，我们也并无置身权力之外，彷佛我们可以在政府之外进行统治，在国家之外组成社会。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如果我们不想把那段激进过去仅仅解读成我们当下迫切的关注点和概念，我们就必须严肃地剖析“毛主义”话语的形成过程，必须在积极的意义上进行分析以提出些不同的观点。
“回归曾被压抑的”？自由主义的复仇
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一历史变迁——从文革时期这一“毛主义”话语的全盛期，到今天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话语，我们姑且称之为“邓主义”话语（如果这些术语可被接受的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生活，即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尤其是“毛主义话语”置于敌/友或革命的/修正主义的这一二元结构中来回顾。我的观点十分简单：“敌人”赢了。也就是说，1976年四人帮被捕、1979年清除华国锋、邓小平上台、1984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去毛化”（de-Maoification）等一系列事件，无论好坏，都在总体上应验了姚文元在1975年的文章《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中所做的大部分预言（资本主义的扩张、腐败、不公正的阶级分化等）●164◆。左派被击败、这一阵营的人们被清洗、到邓小平等人的最后胜利，中国确实存在着复杂的、混乱的、却是真实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路线斗争部分是自我认识层面，部分是社会现实层面的斗争。在我看来，Schmit的敌/友这一政治划分标准能够极好地解释这些激烈的变化。回想起来，这些激变可能已经是中国政治最后的阵痛了，尽管1989年也是。
这将我们引向“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并带来全面的全球化，“历史的终结”（1991），新自由主义以及70年代以来的后福特经济学（post-Fordist economics）盛行等等。这不仅仅是中国也确实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让我们回到Schmit和汪晖的不约而同的观点上。在汪晖看来，国家在大众、民主的政治化方面所做的独特的、也是最后的尝试——文革，由于其堕落为派系之争（factionalism）和国家的再度官僚化（re-bureaucratization）而最终失败。的确，文革失败的两种根源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去政治化”的关键因素，如反对公开辩论、“国家外”的激进主义（extra-state activisms）、阶级为基础的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以及上山下乡政策等。总的说来，中国的党国已经被“去政治化”了：
“它不再是一个有着独特政治价值的组织，而是一种权力机制。即使在政党内部都已不容易进行真正的争论；不同观点之间的分野只是体现了在现代化路径这一议题上的技术层面的分歧，因此它们也只能够在权力结构内部解决。”（汪晖32）
换句话说，政党已不再有独特的立场或社会目标，而仅仅存有“与压制性的国家机器之间一种结构性、功能性的关系”。（汪晖35）而且正如反复提及的，它的首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推进经济，也就是利润的增长。汪晖这篇精彩的文章提供给我们的远不仅仅是对这种政治模式的定义，还有一些明显的迹象来描述这已然“去政治化”的中国：共产党和政治精英、资本主义权力精英之间的界线已经断裂；放弃了主要的社会经济决定转而投向“去道德的”、“去政治的”市场逻辑和全球性的制度，例如WTO。”（汪晖，39）
诚如汪晖所强调的，这些变化很可能始于70年代末，在之后的二十年逐步上升，而今天则已是世界性的。的确，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建交、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浮动，即全球的金融一体化，都发生在1972年。再联想到：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如Gore Vidal著名的讽喻“一个政党两个右翼”；最近的金融海啸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的贫穷和政治上的反响等等，仿佛这只是一个自然结果或者仅仅是一个银行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过度生产引发的危机。但是汪晖和其他学者都尚未充分承认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去政治化”与自由主义的复兴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中，自由主义与民主是两个分开的甚至于是相对的实体。对Schmit来说，自由主义使得政治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竞争性的和二元的非此即彼的动力无效，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如Roberto Esposito所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其自身的逻辑、预设以及概念语言上［反平等主义(antiegalitarian)、排他主义(particularist)、自然主义（naturalistic）］即便不是与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对，也是相当不同。后者（即民主意识形态）趋向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平等主义（egalitarian）。”（642）
此外，民主应该被理解为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寻求身份认同，以及民众意志的一种表达，这是与时下在中国和世界上盛行的反国家的（anti-state）、自由派的观点全然相悖。倡导合法的或仅仅形式上的平等以及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将敌人转变为辩论的对手或者经济上的竞争者；将政治空间简化为经济的（管理的）、司法的或者伦理的空间，这些就是自由主义的“去政治化”。
我已无需再强调，至少起源于1978年的魏京生事件的自由主义早已在中国复兴，更无需描述当今知识界的情形。如我之前所表示的，这种复兴部分地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在字面上和心理上都向“那曾被压抑的”回归。如果说49之后的新政权确有试图解决却没有解决成功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成分，那就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的）的知识分子阶层。这在80年代后期的《河殇》现象中可见一斑。作为一个大胆和启蒙性的，甚至于一种直白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却又是颠覆性的，“民主性”的文本●165◆，《河殇》大放厥词，将自由主义和市场视作中国的希望，同时将革命时期和农民贬低为封建的和落后的。它将中国历史“去政治化”为仅仅是文化的和症候性的，仿佛之前的几十年都是错误意识的产物，缺乏个人的、企业家式的自主性。哲学意义上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莫过于把错误的思想或意识归咎于某些个人或团体，将他们视作决定历史正确和错误的基础。的确，在其著名的1981年关于共产党历史的决议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中国共产党所表现出的恰恰是与自由派批评家们相同的认识论。
(郁旭映，刘希翻译)
引用文献：
Dutton，Michael.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A History.Durham：Duke UP，2005.
----. “Passionately governmental： Maoism and the structured intensities of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ality.” Postcolonial Studies 11.1 (2008)： 99-112.
Foucault， Michel. Power. Ed. James D. Faubion. Vol. III.，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Esposito， Roberto. “Totalitarianism or Biopolitics？ Concerning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Timothy Campbell. Critical Inquiry 34 (Summer 2008)： 633-44.
Gao， Mobo. “Maoist Discourse and a Critique of Present Assess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6.3 (1994)： 13-31.
---.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Wang Hui. “Depoliticized Politics， From East to West.” New Left Review 41 (Sept 2006)： 29-45.
Wang Zheng. “Call me Qingnian but not funǚ： A Maoist Youth in retrospect.” Some of Us ：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 ，New Brunswick ，N1J1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