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Daniel Vukovich）
除了少数重要的研究例外，世界上大部分关于现代中国的认识要么忽视毛泽东时代要么将其妖魔化为一系列长期的经济灾难和专制政治。比如，Jung Chang和Jon Halliday的流行读物《毛泽东：不可知的故事》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冷战东方主义思维的“宝库”。更严肃的学术研究，如Frank Dikkoter的《开放的时代：毛时代以前的中国》通过将中产阶级、半殖民时代的都市中心，例如上海，表现为一个充满世界主义、财富和自由的乌托邦空间，然后将其泛化为一个关于整个中国的所谓真实和秘密的故事，以此表达了一个与Jung Chang和Jon Halliday相似然而更隐晦些的关于“毛主义”和革命的论点。这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激进时代的妖魔化既不令人惊奇也并不简单，它与中国和世界境况的巨大变迁相关。本篇论文的后半部分将强调这点。
但有两个关键点需要在此指出：一是，在后毛时代（post-Mao）的自由派知识界有一种向“曾被压抑的回归”的倾向并且蔓延至全球。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视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不单单是一种经济规划。我想强调的是一种基本的、简单的，然而却是十分强大的话语的兴起，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人文主义的话语强调消极自由――这种自由首先不受制于国家，也不受制于任何社会观念、集体的责任和决定。与之相关的是，一些不同领域的思想家们，例如Carl Schmit和汪晖都已注意到：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如今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其间，自由主义不仅战胜了共产主义和激进右翼运动，也击败了民主。这胜利是如此强大。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卢梭和“毛主义”那种意义上的民主恰恰意味着群众政治，或者大众的、集体的或公共的意志。在知识分子和政治文化中也有其他的相关因素导致对毛时代的否定：比如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拒斥；即使不是“反政治化”的，也是道德至上的对法国理论（主要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挪用；以及“中国问题”观察家一贯以来的东方主义和优越感。同样，中国对自身的认识过多地受到西方知识生产的影响。
论“毛主义”话语，一种反对“极权主义”的视角
尽管有人说：现在我们都明白了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黑暗时期，是一次东方的错乱，在我看来，这种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式的观点并没有反映真正的事实（the real Truth），它不过是从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字记述中生产出来的关于那个激进时期的一种所谓的“真相”、“真理”（a production of truth）。在文革后对于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否定的或者去政治化的知识生产过程，与此息息相关的是一种对于“毛主义”话语的驱逐。当我们把中国的毛泽东主义放回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认识到它既具有强大的情感召唤力又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活动和存在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将它简单地归结于“极权主义”或“对自由主义和人权的攻击”了。
这种审慎的态度需要对“毛主义”话语有一种基本认识。为了避免对毛泽东时代的妖魔化，从而修复现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第一步我们需要通过分析重新获得“毛主义”复杂的话语形成过程：这不仅指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的思想和语录，毛泽东路线），更包括“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理解自身生活的思维结构和行为规范”的“常识性的认识、社会共有的价值、信仰、实践、管理措施、规训方式、教育等等”(Gao，“Maoist”14)。为了修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毛主义”话语因为是真实的所以是强有力的。它从延安时期直至文革后成为强大的“真理的制度”（the regime of truth）。这就需要我们从“极权主义”的看法转移到一种更正面的、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的观念，从三个关键的角度考察权力/知识的关系：第一点，是话语层面之外的“毛主义”的统治机器、制度层面，这绝非自由主义者和政府恐惧（state-phobic）者们所认为的一种“全面专制统治”；第二点，是毛泽东时代主体的自我认知；第三点，是“毛主义”话语所提供的知识、“陈述”或内容●161◆。这潜在地包含了福柯语言中的那种经典的、双重的对于“知识”的观点。其一，是“认识理解过程”（savoir），即“主体对知道的事情一种修正修改过程”，这也是我所指的一种人类学范畴上的主体自我认识过程(Foucault，Power 256)；其二，是“知识”（connaissance），即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事物，一种更加传统意义上话语陈述或知识。那么，我所倡导的就是这种必要性：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福柯的思路对“毛主义”话语和革命统治进行考察。或者说，为了复原毛泽东时代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处理它的自我认识：它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它说过自己做了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以调整我们对于那个激进年代的认识，那个绝然不同于我们当下这个去政治化时代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这个时代以大众的、信奉的政治的缺席为特点（至少在“左”的方面），但那个年代并非如此。
在很多人看来毛泽东时代仅仅充斥着恐怖、彼此揭发和文化沙漠，这种自八十年代以来发现和传播开来的观念并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真正事实。它反映出话语的变化，从一种话语形成到另外一种的历史转变，即从“毛主义”话语到七十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自由人文主义话语形成，在中国即呈现为邓小平主义话语。这种转变是不断高涨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也隶属于在知识和政治文化上“向右转”的中国和世界性思潮。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这种“去毛主义”的思潮通过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倡导新自由主义理性而强有力地结束了上一个时代。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我们都存留着对这样一种“政变”的记忆。但是这种转变的另外一面更值得被我们记住：那就是主体所使用的话语的根本性的断裂。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欢庆了它自身所理解的与中国的本质差异，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也表达了他们意欲弥补这种差异，企图一夜之间赶上西方的愿望。
为了讨论这种“断裂”，我们就要把“毛主义”话语中的自我认知跟当下流传的种种“受害”、“侵害人权”等讲述区别开来。请允许我在此引用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王政的话：
“直至八十年代晚期每个人，包括曾经损害别人的红卫兵们，都把自己讲成是一个受害者，都被毛泽东式的独裁所创伤。但是我想不出生活的任何一个例子可以将我自己呈现为一个受害者或者害人者。我不知道怎样看待那些发生在人们斥为“黑暗年代”里的快乐的、值得珍视的记忆和体验。”（Wang Zheng，“Call”35）
我不是说王政的记述可以代表所有前文革参与者，我的观点与学者高默波的观点一致：“自由主义人权”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的观念在中国高度政治化和革命的语境中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用它们去总结整个文革时期不过是一种时代错误，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就是一种关于“专制现代中国”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同样，传统中国文化对于社群或公共归属和责任的强调也反映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中国语境里的局限和非普遍性。尽管西方汉学早已注意到后面这种根本的方面（对集体社群的强调），他们还是将毛泽东时代看作是对西方的源于犹太-基督教的自由主义主体的攻击而反对任何对这个时代的重估。
“毛主义”话语值得写一本书来深究，但是在这里我将集中论述（前面提及的）第三种视角——它思考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不仅仅包括“毛泽东思想”，更包括整个“毛主义”话语的核心构架，例如它对种种问题的强调：矛盾、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智力/体力劳动、城市/农村区分等等。可能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它重叠了我以上提及的所有要点——就是“敌/友划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学者Michael Dutton最近借鉴Carl Schmitt的政治理论，在他丰厚的对中国警察问题的历史论述中探讨了这一问题●162◆。Carl Schmitt将敌/友划分看作政治理论的构成部分——中国革命政治尤其如此。这里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就像毛泽东年代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性别中性”（“gender neutrality”）一样，是“不是…就是…/…或…”。敌/友划分是中国革命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政治二元论。从毛泽东自己的文献，到对国民党剿共运动的回应，再到激烈的冷战时期，中国革命始终信奉这样的政治观念，也就是1926年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63◆Carl Schmitt对革命的政治观念也作如是观。
这个问题统辖着解放后时期直至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前。在去政治化时期之前，这种“敌/友划分”反映在阶级问题上（工人/资本家，革命者/反动派），使得“阶级”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范畴，更囊括了社会性因素和主观情感。这是一种简约却极富成效的一种划分。Michael Dutton认为“新的毛泽东主义革命政权其实就是一种“敌/友划分”的凝聚，因为它（“敌/友划分”）既被运用到统治问题上，也被应用到生活的本体的政治的问题上（onto-political question of life）。”(Michael Dutton，“Passionately”103)它不仅促成了一个独特的毛泽东主义的统治形式，也促成了这样的一个中国：
“一个对政治有担当的政府生存于一种二元划分的刀锋之上。它促成了一种虽然极端危险但却有坚定信念的生活。它给人们的生存以目的，并提供一种归属感以充实人们的灵魂。”(Michael Dutton，Policing 313)
这种有生命的并且被制度化了的二元划分成为了一切政治思维的基础，此外，它将人们的生活变成一种以两种价值形式为结构的政治计划。(Michael Dutton，Policing 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