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政开中之法，其名甚美，综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远，非通计理财之大法也。商之不可为农，犹农之不可以为商也。商其农，徒窳其农而贫之于商。农其商，徒困其商而要不可为农。开中者，将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怀土重迁者，商且悬重利以购之，则贪者舍先畴以趋远利，而中土之腴田芜矣。不则徒使商豢游惰之农，而出不能稗其入也。抑天下果有有余之农可募邪，则胡不官募之，而必假于商乎？农出粟而使之输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输粟，则开中之弊法也。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故行之未百年而叶淇得以挠之，商乃宁输数倍之金以丐免遥耕之苦，必然之势也。耕犹食也，莫之劝而自勤者也。强人以耕，殆犹夫强人以食，与不噎而哕者几何哉？此开中之不能久也。●154◆
弘治时代，“开中法”已由“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商人从此也不再承担粮食转运的任务。●155◆这样，原本依靠商人转运粮食的体制也瓦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商人因运粮无利而不为，乐得“纳银开中”换取盐引，而这就是将运粮交由商人的恶果，这也就是当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森所提出的那个重要理论：危机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即在后一种条件下，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人们因为买不起粮食而导致饥荒，所以才会有富裕地区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弊”。这也就是说，明代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而国家失位造成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的市场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却加剧了农业危机。——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种桑、织布得到比种粮更多的现金，并以现金来完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这不过是从明代改革就暴露出来的深刻问题。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正好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并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通货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终酿成了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17世纪普遍的世界性危机”，发生于17世纪的30—40年代（与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同时）。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大明王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一方面固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地由重农转向重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外贸商品的白银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恒定不变，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日渐放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缓慢地发生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而这一刻终于在1630年到来时，布罗代尔这样说：“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156◆
通货紧缩导源于美洲的货币生产过剩。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走向低谷。亚当·斯密对这场危机这样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157◆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158◆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结果是：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则是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流入量也在减少，实际上，无论国内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于是，在中外互动的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加剧，各种危机集体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交困”，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再力图“有为”，却已经是完全无回天之力了。
事实上，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一样，在面对白银货币化时，都已经深刻注意到了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159◆他们敏锐的论述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指出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明朝的衰亡，与将货币委之于白银进口最有关系——非常可惜的是，这些论述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实际上，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只是对于各国打击的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是白银的最大进口国，必然会受到最为沉重的打击。大明王朝将国内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依赖于海外市场的供应，一方面固然能暂时缓解国内的“银荒”，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却忽视了白银依赖对于国家财政造成的潜在危机，而一旦货币危机爆发，这个时候再试图“废银”，妄图摆脱白银进口而重建国家主导的信用制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时的局面，已经是任何贤君明主均无法力挽狂澜了。
当然，从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这一点当然是钱穆、傅孟真以来的“民国历史学家们”一直坚持的，也是至今一般教科书上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而我们不妨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起义和边患、“外寇”和“流寇”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明朝为什么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有为”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一朝崩溃了呢？可见这种表面化的解释是最无力的，——我们说：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这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的“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大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将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金融的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动型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的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造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彭慕兰甚至把明亡的教训，视为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缺位”，而将一切放任给“市场”的典型案例，并将其作为观察随后数百年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视点。他指出：
政府的主要失败似乎一直是在其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这些失败可能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不过，它们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最有可能的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它们对政府合法地位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经济乃至现代使命中所获得的有限的成功。实际上，中国农民对于征募活动一向抵触。而与之相比，防治“自然灾害”可能更接近大多数农民希望政府去做的事。●160◆
市场放任的政策造成粮食危机而国家又救灾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失位”。彭慕兰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的持续下降，并提示我们必须去追寻这种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真实原因所在——这毫无疑问是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正像本书前面所论述的，这种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三，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上述五种弊端，在明清约400年里竟均无大的改观，最终又造成了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7000名长途奔袭的海盗一举击溃，可见——那时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衰弱到了极点。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主干，是丧失土地的流民和小农，他们当然有平等主义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与李岩等心学的信徒们所信仰的良知自由学说，也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农民起义所追求的“平等”，却又终究流于流寇式的消费共同主义，即所谓“大碗吃酒肉，大块分金银”而已，他们没有从基层组织入手来建国的意志，更没有使中国摆脱500年来国家能力衰弱的思想见识，所以入京之后，就忙于敲诈勒索金银去了。而最为悲剧性的却是：明朝既亡，但中国于经济上却未摆脱市场的“高度平衡陷阱”，于政治方面也没有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起码对清朝来说，则是“哀之而不鉴之，复为后人哀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