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思想的人”重新估量一切的结果，竟在不经意间给老伦敦“苦雾一样黑暗”的都市文化涂抹了一笔亮色。《二马》中对伦敦现代都市文化的萌芽“韦林新城”进行了礼赞，这是一段大家都熟悉的描写：“马威和李子荣定好在礼拜天去看伦敦北边的韦林新城。这个新城是战后才建设的。城中各处全按着花园的布置修的，夏天的时候，那一条街都闻得见花香。城中只有一个大铺子，什么东西都卖。城中全烧电气，煤炭是不准用的，为是保持空气的清洁。只有几条街道可以走车马，如是，人们日夜可以享受一点清静的生活。城中的一切都近乎自然，可是这个‘自然’的保持全仗着科学：电气的利用，新建筑学的方法，花木的保护法，道路的布置，全是科学的。这种科学利用，把天然的美增加了许多。把全城弄成极自然，极清洁，极优美，极合卫生，不是没有科学知识的所能梦想得到的。科学在精神方面是求绝对的真理，在应用方面是给人类一些幸福。错用了科学的是不懂科学，因科学错用了而攻击科学，是不懂科学。人生的享受只有两个：求真理与娱乐。只有科学能供给这两件。”伦敦现代都市文化的进程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新城”（New Town）之名源于英国修建的两个花园城市莱奇沃思（1903年）和韦林（1920年），但真正取得进展是在1946年英国《新城法》颁布以后。
笔者认为，从老舍对韦林新城的礼赞中至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他从伦敦新城中窥见了现代都市文化或曰宜居城市之要义，“近乎自然”四个字便概括了这点；他认为“科学”精神是缔造现代都市文化的充要条件，“全仗着科学”五字便概括了这点；他认为现代宜居城市的终极目的不外乎满足市民“求真理与娱乐”的“人生享受”。
以老舍对伦敦韦林新城的讴歌为参照系，再来诵读老舍作品中对老北平、老济南的咏赞，就不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甚至会咂摸出另外的滋味。我们固然可以读出作者对胞衣之地的眷恋，但更多的应是对“天潢贵胄的尊严气象”的老北京（《老张的哲学》）的缅怀；我们固然可以读出作者对“中古的老城”的迷恋，但更多的应是对“因市（政）设（施）的敷衍而淹没了丽质”的济南的哀惋（《吊济南》）。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叹息道：“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中有个弱点：缺乏科学。”[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39页。下引罗素言论均出自同书，不另注。老舍对此说深以为然，1933年他在《文学概论》中承认：“中国人，因为有这么长远的历史，最富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加以传统的思想势力很大，也最会苟简的利用这些经验；所以凡事都知其当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实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断，不求系统；因而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等于零。”
没有“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的国民，也就不会有现代都市文化。
三
老舍对本土文化的体认较之对西方文化的体认似乎要艰难得多。他曾在《四世同堂》中这样感叹道：“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象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幸而，老舍有长期在海外生活的经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条“跳出水外”的鱼。多年的西方文化熏陶，使他获得了观察本土文化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中西文化观对老舍影响很大。老舍读过罗素的著作，1942年他在《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中写道：“英法人写书，即令与文章无涉，也写得很好，如罗素写的文章本身就是文艺，文章本身就可以教育人，所以好的文字本身就是教育工具。”1920年罗素曾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来华讲学，回国后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中国问题》（1922年）。老舍并不讳言曾接受过罗素的“教育”。
罗素对中西文化的异同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把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希腊文化也可以找到，但我们文化中另外两大元素：犹太教和科学，中国文明中没有。”老舍早年皈依基督教及因向慕西方科学文化而出国，是否与罗素此说有直接关系，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目前尚不能断言。但罗素对东方文化的评点，却可以在老舍作品中找到若干反响。
罗素曾高度评价中国人的“恕道”（“善于体恤”）及“对美的敏锐感受”，并叹惋道“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不利于战争”。《二马》中的老马是“中国人的美神”，却“连一钉点国家观念没有”，小马愿意“为国家死”，于是舍弃“人道”而倡导“国家主义”；《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是作为“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反思者而出现的，作者让他逐渐感悟到“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
罗素认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是“贪婪、怯懦、冷漠”。《老张的哲学》中也有相似的表达，李老人曾反思道“假如好心只是软弱、因循、怯懦，好人便是自杀的砒霜”；《离婚》中那群小职员给西方学者留下的印象是“宁愿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意面对它。这种态度是妥协与敷衍态度的混合，它接近于怯懦”；[法]保尔·巴迪：《小说家老舍》，吴永平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5页。《猫城记》中把该城文明的特征归纳为“浊秽，疾病，乱七八糟，糊涂，黑暗”。
罗素赞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曾极而言之：“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的幸福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多得多。”30年代中期老舍曾在一系列散文如《想北平》中把这种生活方式及幸福感美化到了极致，但在40年代后期的作品《四世同堂》中却响起了另外的声音，瑞全走出北平来到乡间后终于“看明白了”，“他几乎有点自愧是北平人了……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不过既没有旁的机会，他也只好回北平，去给北平消毒”。
如果把此期老舍与林语堂的北平都市文化观作一对比，也许不无意味。某评论家为林语堂《大城北京》所撰的书评中有这样一段：“如果说老舍的北平在悠扬的市声、平静安闲的说话腔调里，隐隐传出现代时期新、旧冲撞的风雷，那么林语堂则……凝练出一个不受时间与历史侵蚀的北京城，无论有何种冲突抵牾，北平仍是北平，容纳万事万物，而其本身‘并不稍为之动摇’。”林语堂：《大城北京》，赵沛林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试问，老舍与林语堂谁更懂得老北京？
四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为老舍的中西都市文化观作一总结了。
老舍从后工业化伦敦的“韦林新城”中看出，西方都市文明虽不时“摇动”，但它在科学文化的引导下仍有强大的更生能力，其进程可以无限地“近乎自然”以满足人生“求真理与娱乐”的终极追求，并不有待于东方文化来拯救。
关于西方文化强大的更生能力的另一种来源，作者在《二马》中通过小马参观伦敦植物园的观感有所披露：“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英国人厉害，同时，多么可佩服呢！”老舍在这里揭橥了西方文化中固有的“拿来主义”（海盗文化）。
关于“西方文明有待于东方文化来拯救”之说，起于中西文化的第二次论战期间，余波荡漾至今未息。持此说最早的中国学者是梁启超，他在《欧游心影录》（1920）中写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持此说较早的西方学者是罗素，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更多的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希望了。”但老舍显然不愿接受这份光荣。
老舍从前现代的老北平文化中看出，“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从一方面来看，她已经达到了都市文化“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的巅峰（《想北平》），在满足人生“消闲”和“娱乐”（“吃喝玩乐”）等方面堪称“天下第一”（《想北平》和《正红旗下》）；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像“大烟瘾一样有毒”（《双十》），“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堪称“毒物”（《四世同堂》）。又由于这种“出窝儿老”（《二马》）的文化已经“熟到了稀烂的时候”（《四世同堂》），其自我更新能力非常贫弱。因此，她亟须以恢宏的胸怀来融合新的文化因素，否则“那毁灭的手指”（《猫城记》）迟早要按在额头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曾给老北京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几种选择：一是从传统文化中进行筛选，瑞宣说：“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了以后，就可以看见下面的是土与渣滓，而剩下的是几块真金。”二是从大中华文化中汲取新鲜血液，瑞全在乡民中找到了“纯朴，力量，与从地土中生长出来的智慧”。三是以大中华文化固有的恢宏气度来吸纳异质文化，钱老人说：“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我们必须象一座山，既满生着芳草香花，又有极坚硬的石头。”钱老人所说的“新的文化”，显然就是老舍心目中理想的新北京都市文化。
关于“诗人”或“猎户”文化的内涵，可参看老舍于1936年所作的《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其文称：“西方的精神是斑斓猛虎，有它的猛勇，活跃，及直爽；东方的精神是淡远的秋林，有它的安闲，静恬，及含蓄。这样说来，仿佛各有所长，船多并不碍江。可是细那么一想，则东方的精神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矫正，特别是在都市文化发达到出了毛病的时候。”由于该文为模拟林语堂文化观的游戏之作，其中的表述不能完全视为作者的观点。
“都市文化发达到了出了毛病”，在林语堂看来单指西方，但在老舍看来则兼指中西；“东方的精神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矫正”，在林语堂看来当然之义，但在老舍看来也可以倒过来理解；“船多并不碍江”，在林语堂看来无此必要，老北京已然是一个傲视古今中外的“理想的城市”；而在老舍看来，老北京文化“有毒”，亟需新鲜血液来“消毒”。
以异域“猎户”文化济中土“诗人”文化，将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呢？老舍虽没有明确说过，但从1943年所作的《观画偶感》中可略窥端倪，其文曰：“中国人对自己过去的光荣是不肯轻易忘掉的。但是，他们也并不十分顽固……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舍不得脱去长衫，他们的并不顽固又使他们不反对换上西装，而且调和一下便创出了中山装。明白这一点，便明白了中国的新文化。猛一看起来，它未免有点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但是，请您放心，它必会慢慢把固有的与外来的东西细细揉弄，揉成个圆圆的珠子来。”
在老舍看来，合并也罢，调和也罢，经过一番“揉弄”，东方文化的主体仍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主体仍是西方文化，并不会出现前述文化先行者们所期待的具有普世性的“第三种文化”或“世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