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悲剧意味最浓的是，写出老李自身的存在被封闭住了通向诗意境界的出路。老李的诗意生存追求曾经具体落实为三个方面：一是不送礼不赴宴，拒绝人情敷衍，只以最切合他人之需的方式助人；二是虽生活在无爱的婚姻中，却一厢情愿地把爱情追求投注在形象静美的邻家弃妇马少奶奶身上；三是心中存着“不十分清楚而确是美的乡间风景”。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366页。然而，老李的爱情幻想从一开始便具有虚幻性质。他与马少奶奶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有深度的精神交流。私奔的马先生回来后，马少奶奶无声无息地与之和解了。这粉碎了老李在爱情问题上关于诗意生存的希望。“‘诗意’？世界上并没有这么个东西，静美，独立，什么也没有了。生命只有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别人还可以，她！她也是这样！”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366页。乡间风景，不仅在老李准备返回之际在脑海中就是“不十分清楚”的，而且之前关于乡间的描写还因联系着李太太的小脚、孩子的“红裤子绿袄”而显得粗陋寒碜，始终就没有被赋予乌托邦世界的美好特质。《离婚》在进行北京文化反思的时候，并没有如沈从文《边城》那样把与都市相对立的乡村理想化。小说最终一句话是张大哥的预言：“可是，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同上，第367页。说明作者尽管完全不赞同此中张大哥陶醉于“北平跟衙门”的生活态度，但并没有否定张大哥关于老李最终不得不从乡间回到灰色都市的预言，从而写出追求诗意存在者终难脱“无地彷徨”的命运，表达了隐含作者关于反抗和逃离只是徒劳的生命悲感。老李之“无地彷徨”，显然不是由于他的软弱。李长之1934年在题为《离婚》的评论中说：“书呆子虽然和非书呆子不同，但有相同者，便是怯懦，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强烈，对理想的目标并不彻底和执着，因而，他的归宿，也不会在生活于灰色的生活中的人物以外。”其中以“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强烈，对理想的目标并不彻底和执着”来概括老李的特点并不准确，尽管作者在这篇评论中同时还贡献了其他许多有见地的看法，诸如《离婚》的知识分子立场、幽默特点等。此后，把老李无法逃离灰色人生的原因归为老李自身的思路似乎曾为研究界的共识。但这并不符合文本实际。尽管老李确实如他自己所反思的那样，也有妥协的时候，如听张大哥的安排去接太太来北京，如答应小赵的请客要求等，但他并不仅仅是一个没有行动性的思想者。最终，是马少奶奶而不是老李自己泯灭了他离婚的可能性，而且，老李也确实把逃离衙门的思想付诸行动了。老李“无地彷徨”，是因为缺少诗意栖居之地，而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不够明确或意志不够坚韧。“无地彷徨”是他难以挣脱的命运，而不是他的过失。作者设想这一结局，目的大概是感同身受地抒发人生没有出路的生命悲感，而不是批评老李这一类诗意追寻者的不足之处。
尽管生命没有出路的悲感是老舍创作尤其是30年代小说惯有的基调孙洁曾指出：“对人生虚妄感的开掘是山东时期老舍创作的第三大主题。”见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3页。，但《离婚》却有其独特的思想向度。《骆驼祥子》、《月牙儿》中浓重的悲感，主要来自于对底层人现实生存之艰辛的理解，体现了老舍的民生关怀意识和社会控诉心态，包含着对合理社会秩序的呼唤。《老字号》、《断魂枪》抒写的则是个人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相错位而产生的生命无力感及坚守态度，体现了老舍创作的这一精神：珍视宏大历史潮流之外的个体生命体验。《离婚》中的生命悲感，与人的现实生存之艰辛无关，亦与历史发展方向无关，而是在超越现实生存功利的层面上，在与具体社会历史阶段无关的层面上，思考个体本真生命追求与模式化生存方式之间的对峙关系。这种形而上层面上而非现实层面上的生命悲感，仅仅从老舍的穷人出身或满族在现代史上的悲剧命运中寻找根据显然不够。关于穷人出身与老舍创作的关系，于昊燕的著作《童年经验方程式——贫穷与文学叙述之老舍个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有细致的研究；关于满族身份与老舍创作的关系，关纪新的论文《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因素》（《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和著作《老舍评传》有深入的阐释。它源于更为深层的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感悟，因其超越现实功利和超越历史具体条件而在人生哲学和文化心理两方面都更具本源性质。想象人物由追求诗意生存而走向“无地彷徨”，老舍由此亦显示出与海德格尔的同中之异。海德格尔既细致辨析了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的差异，又强调本真存在并不在非本真存在之外，从而敞开了一条在大地上寻找诗意的道路。而《离婚》尽管写到儿女确实给老李带来生命欣喜，写到雨后的北海确实让老李感受到诗意盎然，但作品并没有赋予它们以照亮老李灰色人生、点燃老李生命诗意的力量。老李仍然在整体上觉得家庭生活、科员人生如牢狱般难以忍受。侧重于抒写主要人物“无地彷徨”的生命悲感，老舍《离婚》中悲郁的情感倾向显然更接近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
似乎写出老李之“无地彷徨”，隐含作者还觉得没有抒发尽关于人生徒劳的悲感。作品的结局部分还写了就连原先被隐含作者认定为爱瞎折腾的财政所诸太太也无法逃脱敷衍、妥协的悲剧命运，再次强化其生命悲感。作品之前一直以嘲讽的态度写这些女性企图与丈夫的男权抗争，在性别文化立场上表现出不能理解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价值失误，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此时作品仍没有改变冷嘲中所含的漠然态度，没有改变对女性人生缺少理解的男性中心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人物放弃抗争的做法并没有使作品中出现男权复归的欣喜，而是产生了连不善的生命意志也终归于徒劳的感慨，作品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人生如陷天罗地网、谁也不可能摆脱敷衍妥协命运的生命悲感。
《离婚》结尾中所弥漫的人生的一切努力终归于徒劳的悲感，是一种无可救赎的生命观感。尽管老舍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但在这个作品中隐含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救赎悲凉生命的力量。该小说叙述态度中所呈现出的有“技巧与控制”老舍：《我怎样写〈离婚〉》，原载1935年12月16日《宇宙风》第7期，引自曾光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第471页。的幽默戏谑，便是隐含作者悟出人生之虚无时的苦中作乐。《离婚》中的幽默，显然有两个相交织的层次。一个是内容方面的，作品写出了“人类的喜怒哀乐种种情绪及求生求安乐的各种行为，常常是处处矛盾而幽默的”赵少侯：《论老舍的幽默与写实艺术（评〈离婚〉》，曾光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第644页。。在这一层面上，幽默便是荒诞之意。另一个方面，则是在写作态度与叙事语调上，《离婚》自觉追求叙述语言的喜剧风格。这后一层面的幽默之于老舍，恰如品茗之于周作人，并不能形成根本性的救赎。“老舍的幽默，终于因无法承受（化解）他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生的重重悲观而反为悲观所化解。”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第51页。但悲喜交融确实造就了《离婚》美学风格上的繁复多姿，也表现了老舍直面虚无只能苦中作乐的悲凉与无奈。
五、小结
老舍“始终没离却的，便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社会上的一切”长之：《离婚》，原载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引自曾光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第625页。，因而，“北京之于老舍是乡土又是‘异乡’”。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1页。《离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普通知识者对生活的体验与认知和构成匿名统治的‘生活哲学’的冲突，及其在冲突中的敷衍、妥协和必然失败的生活轨迹”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第207页。。而这种“普通知识者对生活的体验与认知”所敞开的存在境界，既有对现实公平合理秩序的呼唤，更有对超越现实规则的诗意生命境界的向往；这“匿名统治的‘生活哲学’”则是放逐心灵内在体验、抹平思想锋芒的平庸的混事态度。作家在《离婚》中思考生命存在问题，其创作心态并没有写作《二马》、《猫城记》、《四世同堂》时面临民族存亡这一严峻社会历史问题所带来的心理上的逼仄感，《离婚》的北京文化反思主要不是基于民族存亡这个现实功利目的展开，而是在常态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探索个体的人怎样才能活得更加合理的问题。《离婚》，也不同于《骆驼祥子》、《月牙儿》批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路，而主要是在超越现实的层面上呼唤生命存在的诗意境界。《离婚》中的哲学智慧与海德格尔等西哲息息相通，而又完全源自于作家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北京市民生存状态的独到思考；其荒凉无望的生命体验与幽默诙谐的叙事风格水乳交融，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经典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离婚》的风格化语言和北京风俗画特征使之成为京味儿文学的代表作，《离婚》的文化反思特征与形而上思想追求又和京派文学与现实生活保持审美距离的态度遥相呼应。这正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老舍创作“集‘京派’与‘京味’于一身”刘勇：《“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