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老李质疑“家庭，社会，国家，世界”观念，却隐约说明作者及叙述者完全认同这种质问。这说明，老舍固然确实在《四世同堂》、《大地龙蛇》、《国家之上》等作品中明确表达了“国家至上”的信念，但他的精神中还有注重个体生命价值、疏离民族国家等集体理念的一面；老舍固然在《骆驼祥子》中批判了社会的无序状况、呼唤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但他的思想中还有反思常规秩序压抑个体生命存在诗意的一面。老李质疑模式化生存方式的思想根基是现代个性主义。这说明老舍固然在《黑白李》等作品中表现了珍视传统牺牲精神的思想，但他也绝非就与五四个性主义思想无缘。这些都提示我们，在概括老舍整体思想特点时，要充分注意其丰富性、多层次性，避免以偏概全。
三、反思平庸的市民人生哲学
《离婚》中，隐含作者借老李追问存在诗意的眼光，反思北京市民文化，首先洞照出了张大哥生活的庸常特质。张大哥以常识为人生指南，规避对存在的个性化思考，规避人对存在方式的新鲜探索，在日常生活的繁忙劳碌中放逐了生命的内在体验性、放逐了心灵世界，其人生观的根本特征是敷衍生命。他不仅敷衍他人，也敷衍自己，尽管这种敷衍在多数时候并不导向道德上的恶，甚至还因其真诚而透着主观动机上的善，但却锁住了生命通往诗意存在的路径。
“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和反对离婚。”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49页。这个问题的要害，首先在于放逐了婚姻中的爱情体验内涵，其次在于不能理解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同上，第149页。张大哥越是热衷于掂量男女双方的条件，就越是遗忘了婚姻中应有的感情契合、个性认同这些开启诗意存在之境的因素。
张大哥的庸常人生状态，以“做媒和反对离婚”这一“事业”为核心，而涵盖张大哥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因儿子被抓而精神崩溃那一非常时期外，他一直乐滋滋地陶醉于自己的庸常人生世界中，并且努力使这种庸常人生状态臻于精致圆熟。这体现在张大哥对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的细致化追求上，也体现在张大哥对人情关系的细心维护上。张大哥的饮食起居越是精致、越是使人陶醉，便越是放逐了人面对自己存在的独特生命感悟。作品写他的服饰不趋新不守旧，并非是在进化论的立场上批评他保守，而是站在守望个性化生存的立场上批评他不敢新也不敢旧、只愿在半新不旧中随着社会潮流的演变与时俱进。张大哥注重人情关系，有个人融入群体中逃避自由、寻找归宿的心理需求，有办事方便的功利目的，也还透着与人为善的诚意，但唯独放逐了人与人之间思想碰撞的灵的维度。
《离婚》以“常识”、“合着社会”、“日用百科全书”来概括张大哥缺乏诗意的精神特质，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常人”概括非本真生存者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作者对张大哥生存状态的评价正类似于海德格尔对“常人”生存方式的看法。“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7页。“常人本身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平均状态是一种常人的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同上，第156页。张大哥正是在常识世界中忙忙碌碌、自得其乐，遗忘了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内在体验性，锁住了自我生命通往本真存在的道路。因而，“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64—165页。。
《离婚》不仅仅把张大哥当作一个独特的人物来塑造，还着意强调张大哥与北京市民文化的关系，强调其放逐个性的平均化生活态度具有普遍性，从而达到对北京市民文化的深刻反思。从质的方面说，张大哥自觉追求常识性，他本身就是“‘复数’的象征”魏韶华：《论〈离婚〉的现代性》，《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就是北京市民与科员的代表。从量的方面说，财政所诸同事以及李太太都有这样的特征：只注重礼节人情而不关注他人的真正之需。“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救救天真？退一步说，安慰安慰张大哥的心？出了他们的人道范围！”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276页。他们把张大哥敷衍生命的人生态度推到了极端。极端的情境使得他们的请客送礼少了一份张大哥惯有的热忱，多了一份冷漠。然而张大哥渡过难关后又理解了他们曾经的冷漠。这既表现了张大哥的温厚性格，也展示了张大哥之热忱与他们之冷漠在遵循常识、敷衍生命上的本质共通性。这样，作品既通过张大哥所遭遇的人情冷暖强调其生存方式的无意义性质，也把这种敷衍生命、不能真正切合人之所需的生存方式普泛化而达到对北京市民生存状态的普遍反思。
其次，作品不仅揭示出张大哥自己沉浸于平均化的庸常人生状态中自得其乐、放逐诗意的特点，而且通过张大哥与老李的思想交锋揭示出这一庸常人生态度对他人诗意存在的压抑性质。
承接老李展望生存诗意的话语，张大哥说：“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可是，希望剑侠而不可得，还不如给——假如有富余钱的话——叫花子一毛钱。诗，我也懂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时候就读过。可是诗也没叫谁发过财，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哎？我老实不客气的讲，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因此，你把实际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在半夜里胡思乱想。”这里，张大哥把老李难以言说清楚的、带着点神秘色彩的生命诗意追问，阐释成《火烧红莲寺》一类“顶有趣”的“神秘”刺激，就已经削去了老李原话中所蕴涵的思考存在可能性的思想向度；随后，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反驳追求“诗意”的思路，更是以常人沉沦的生存状态平整个性化的生命思考。老李无言以对，张大哥便热心地帮助他筹划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张大哥这种对他人的热忱、善意，让人从人情上难以拒绝，从而赋予其庸常人生哲学一种强制的力量得以平整旁人追问生命诗意、追寻个性化生存的思想萌芽。正如徐德明所言：“张大哥成了一种文化的‘匿名统治’的象征”。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离婚》批评张大哥庸常人生哲学压抑了老李不愿入俗套的诗意追求，亦如海德格尔对平均状态的批评：“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的了。”[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页。海德格尔批评“平均状态”对“存在可能性的平整”，显然不是在道德探问的层面上进行的。同样，《离婚》批评张大哥热忱地把老李拉入平均化生活方式中，既不是道德批评，也不是对现实秩序合理性的追问，而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拒绝生活的庸常性质，守护“梦想”、“疯狂”、“神秘”所开启的诗意生命之境。
老舍在《离婚》中通过老李和张大哥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展示了自己对生命存在的深邃思考。其基于北京市民人生深切反思基础上的生命感悟，正与西方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探问殊途同归。这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当代东西方智慧的共通性。而在具体文化现象的把握上，《离婚》对市民灰色人生的书写，又独具北京市民日常生活民俗画的特征。相比较而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着重从好奇、闲谈、两可这些日常言谈方式中洞照出常人沉沦的生存状态，从而体现出当代西方哲学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敏感；而《离婚》则着重从做媒、反对离婚、请客、送礼这些北京日常生活习俗中展开反思，这充分体现了老舍关注文化习俗的思想倾向。
四、人生徒劳的悲感与无望的救赎
《离婚》故事的主线是老李的诗意追求与张大哥庸常人生哲学的对峙关系。《离婚》的副线则是小赵作恶欺人及丁二爷除暴杀小赵。副线上丁二爷成功杀死小赵的侠义行为，并没有带来主线上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使得张大哥等人复归于庸常人生状态。然而，如果只是张大哥及财政所诸同事复归旧辙，那只能说明儿子被捕这一非常事件并没有成为张大哥顿悟的契机。这固然令人遗憾，但尚不至于导向作品整体上的悲观基调。《离婚》的大结局是所有人的生存包括老李都无法逃脱敷衍、瞎混的生存方式。这一无望图景，含蓄表达了作者关于人生只是徒劳的生命悲感。这种悲情抒发，与作品的幽默讽刺语调相交织，造就了《离婚》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