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曹禺先生所指出的：“这也是代表了契诃夫自己的意见。契诃夫正是要反对当时创作中有一种不顾内容而追求所谓‘新形式’的倾向，但契诃夫的剧本正是创造了一种新形式。他是为了表达新的内容而采取了新的形式的。”曹禺：《读剧一得》，《论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随着戏剧艺术的发展，在西洋戏剧史上又出现了一种“人象展览式”的结构类型，它表现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活风貌和性格特点，或表现社会一角的横断面。如高尔基的《底层》、曹禺的《日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茶馆》有点近似于这种类型，但老舍根据他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又有许多的创造。
《茶馆》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日出》是一周两个场景；《上海屋檐下》是上午、下午、晚上，一天时间），而以茶馆这一个地点展开。《日出》、《上海屋檐下》剧出场人物总共只有十几个人，而《茶馆》中的人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七八十人，开口说话的人有五十多人。这在中外戏剧史上是罕见的。老舍根据这一特定的内容，在结构上创造了许多别具一格的方法。
在时间安排上，第一幕放在康梁变法失败之后，第二幕放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第三幕放在日本投降之后，三个“后”字明确地揭示了老舍的意图不在写重大政治事件本身，而在写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的波澜，巧妙地揭露了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总归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更加贪婪、无耻的本质。
在地点的安排上，老舍从他熟悉的、深有感受的生活发展，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视角——茶馆这个社会小窗口，从侧面反映了三个行将崩溃的时代，透露出社会的根本矛盾。这样，既能避作者所短，又能扬作者所长，保证此剧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茶馆》的结构还有一个特色： 第一幕写得特别精彩。从编剧角度来说，第一幕历来被作家认为是最难写的，因为它要交代前史、交代人物关系，剧情往往进展迟缓。然而，《茶馆》第一幕却与众不同，它通过“马五爷的威风”、“康六卖女”、“常四爷骂洋货”、“人不如鸽”、“秦仲义驳常四爷”、“庞秦交锋”、“茶客愚昧”、“一言获罪”、“太监买妻”、“将，你空了！”这十个戏剧性生活片断，反映性质不同、色彩各异的矛盾冲突，揭示出晚清末年的反动统治与人民的尖锐冲突。戏剧冲突不仅一开幕就很尖锐，而且表现形式又多姿多彩。如：
“马五爷的威风”表现了常四爷与洋奴的对立；
“康六卖女”表现了破产农民与人贩子刘麻子的尖锐矛盾；
“常四爷骂洋货”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秦仲义驳常四爷”表现了民族资本家与爱国旗人的思想矛盾；
“庞秦交锋”表现了顽固派与维新派狭路相逢的唇枪舌剑；
“一言获罪”表现特务横行，人民遭受着白色恐怖；
“太监买妻”表现了无辜百姓惨遭反动派蹂躏的悲剧。
如此等等，冲突形式多样，戏剧场面丰富多彩，使戏一开场就具有气氛热烈、内容充实、生活气息十分浓郁的特色。
曹禺读完第一幕拍掌叫绝，誉为：“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第一幕，经典，经典！”《茶馆》在西德演出时，一位西德评论家一语中的地赞扬道：“《茶馆》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全剧用貌似轻松的手法，将零散的故事组织成一幕阴郁的历史画面。”托马斯·蒂林格：《穷苦的北京人》，《东方》，第75页。
三
《茶馆》在人物描写与事件描写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事随人走，全力以赴塑造主次分明、鲜活的人物形象。
《茶馆》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七八十人，开口说话的有五六十人。但老舍并不平均花力气，而将剧中人物分为“片断式”（或曰“浮雕式”人物）、贯穿式人物两大类。片断式人物如马五爷、流氓头黄胖子只有几句话、几个小动作，由于老舍知道他们一辈子的事，因此只需挑一两句典型的话，便使人物的特点栩栩如生。
作者对贯穿式人物如王利发、常四、秦仲义、康顺子等，他们的性格则是立体的，有发展的。如茶馆老板王利发，精明能干，随着阅历的增长他又增添了混世的油滑气与无赖相。他圆滑世故、八面玲珑、应付自如，自私而不害人，是个逆来顺受、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但挣扎了半个世纪，最后三皇道要砸茶馆，沈处长要占茶馆，王利发被迫发出控诉旧社会的愤懑之声，并以死抗议黑暗的旧时代。又如常四爷，为人正直，有勇气，同情弱者但又有等级观念，对朝廷的特务也还有些怕。最后发出这样的悲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痛心地认识到自己一生的美好愿望与顽强奋斗，均已化为泡影，成了令人喟叹的回忆。《茶馆》所有贯穿式人物呈现在观众心目中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
话剧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动作来塑造人物，戏剧语言的成功与否对戏剧艺术的质量有很大影响。高尔基认为剧本的语言应有严格的独特性和充分的表现力，他甚至认为“用来写剧本的口语对于剧本具有多么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高尔基：《论剧本》）
作为名副其实的语言艺术家，老舍高度重视语言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学习写作，首先要学好运用语言。”老舍：《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克莹、李颖编：《老舍的话剧艺术》，第211页。语言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反映。他尤其重视语言的性格化，认为“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性格各殊、谈吐亦异”老舍：《话剧的语言》，克莹、李颖编：《老舍的话剧艺术》，第217页。。《茶馆》中人物语言的高度性格化是其艺术成就的一个突出表现。无论是王利发、常四，还是庞太监、刘麻子，他们的语言确实做到了“话到人到、开口就响”。这是由于老舍创作时“要求自己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由于对人物性格烂熟于心，悉心研究，因此他能三言五语就勾画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曹禺读《茶馆》，情不自禁地赞扬他剧作“语言之生动，闪烁着智慧与哲理的警句，都使许多人深思不已。他的剧本在舞台上屡获成功，决非幸致”曹禺：《老舍的话剧艺术·序》。。
《茶馆》中有些丑类、“人渣”，在舞台上出场次数并不多，但是由他们嘴巴里吐出来的没有人味的话，将他们干坏事“怪有滋味”的混蛋逻辑、丑恶灵魂暴露无遗。例如人贩子刘麻子自己并不认为他做了坏事，他将15岁的康顺子卖给庞太监，进手白银二百两，只给卖主康六10两，独吞190两，康六质疑：“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刘麻子说：“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冷酷刻毒，可见一斑。他干的是丑事，却对康六表功：“我受你之托，叫你不吃亏，又叫你女儿有个吃饱饭地方，这还不好吗？”常四骂她：“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他却振振有词：“我要不分心，他也许找不到买主呢！”如此语言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从品格上讲，刘麻子不是人；从艺术上讲，他是一个生动的人，真实的人。这才产生一种力量，使人痛恨这种丑类以及产生它的那个罪恶的时代。
当今，各种电影、电视剧充斥荧屏，但越来越多的观众却感觉一些电影和戏剧、电视剧里演的故事情节和内容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剧情和人物脱离现实，根本没有反映出广大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态，无法唤起观众内心的共鸣和亲切感。
一些青春偶像剧中的人物都出身不凡，衣着光鲜，出有名车，入有豪宅，平时似乎不必工作，更少学习，生活的全部就是和恋人一起吵吵闹闹、卿卿我我。此类作品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同时剧中奢华的物质展示、爱情至上的价值取向、不劳而获的生活幻想，又极易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
近期正在热播的一部抗战历史剧，甚至有这样的情节：懂日语的抗日游击队员只要动动嘴皮子，设卡日军就乖乖放行；我军几颗手榴弹就把日军飞机炸毁了行，等等。真正的抗战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吗？年轻的观众忍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
针对当前不少电视剧、电影、戏剧的剧作者心态浮躁，胡思乱想，人物情节严重脱离生活、胡编乱造，我们提出“回归老舍”，认真学习老舍和北京人艺艺术家们创造的真正的经典《茶馆》的艺术经验，才更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恒久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