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须沟》、《茶馆》看老舍
1949年后的创作困境
凤媛
凤媛，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论文摘要：在50年代旨在从“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的“社会主义新北京”，茶馆作为一种城市日常空间的功能被一再压缩和简化，这其中折射出国家权威对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侵占和挤压。建国后的老舍在《龙须沟》和《茶馆》中对于“茶馆”场景的重塑，经历了由“被收编”到试图“重回日常”却最终失败的过程，这其中彰显了老舍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焦虑和“老北京人”的人格底色的复杂纠结。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北京；茶馆；老舍；创作困境
作者：凤媛，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在老舍的文学世界中，“北京”不仅是他诸多作品借重的文学背景，更已然成为他创作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1930年代的老舍曾不无深情地诉说过他对“北平”这块“宝地”的由衷热爱：“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老舍：《想北平》，《老舍文集》第14卷，第63页。。显然，这种精神上的涵泳和牵连，都来自老舍和这个千年古都的深远渊源，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老舍和北京，就如同互相吸引的磁针和磁场，既浑然天成，又默契十足。但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当1949年老舍以一个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召唤回他的故乡北京时，这种默契似乎出现了某些裂痕。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在进入到当代体制之后的被动转型和创作力的消退，并非个别现象，比如沈从文、曹禺、茅盾等，老舍在5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拿不出过硬的作品，也可以视为这种集体“被转型”的一个案例；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人格底色，也使得他置身“社会主义新北京”的转型更为复杂和艰难。
一、“新北京”与“老茶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同时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49年3月17日，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社论，定下此后全国范围内城市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1949年4月16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乃是北平党政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并服从于这一任务”。195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以便为生产与建设的发展道路扫除障碍，从而造成条件，使北京有可能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即让从前只占人口数量4%的工人阶级迅速扩展为人口基数的1/4之强。这种城市建设的构想，既有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尤其是莫斯科城市模式的影响，更源于掌握政权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想尽快建立一个作为样板和典范的“社会主义北京”，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进入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对首都北京进行改造，即将原来在军阀控制下的、混乱、肮脏、腐旧的旧北京改造成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北京”。这种改造既包括物质空间上的改造，比如当时对北京旧城的大规模改造，拆除旧城墙、旧建筑等，建立起能够表征新社会、新气象的新空间；也包括了经济领域的改造，比如1953—1956年掀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应该说，无论是物质空间的除旧换新，还是经济领域的制度转轨，背后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都是出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民主政权希望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自身权威的目标。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产生新的空间，那么它就没有释放出全部的潜能；如果只是改变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而没有改变生活的话，它也是失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在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中体现出它具有创造力的影响”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1991，p.54.。在对“社会主义北京”宏伟蓝图的锻造中，茶馆改造可以算得上凸显这种社会主义改造逐一渗透的典型案例。从表面上看，它属于物质空间的范畴，但又脱不了对其私营性质的经济成分的改造，更重要的是茶馆还是老北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茶馆最早源自唐代，清朝时达至鼎盛。清以降，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恢复、人口的激增，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入关之后的八旗子弟们，需要一种大众化的休闲娱乐方式。茶馆较之正式的厅堂馆所方便且费用低廉，发展到高峰时期的茶馆，不仅分工明细，各有专攻，如大茶馆、书茶馆、棋茶馆、野茶馆等，而且好的大茶馆还兼容了饮食、听书、会友等多重功能，既有供大众百姓消闲娱乐的功能，还成为信息交流、调停争端、买卖交易的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坐茶馆之于老北京人，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
这种根植于民间社会、并以消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日常生活空间，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北京”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蓝图要求构设的是从“消费型”向“生产型”的快速转变、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劳动光荣”为理念的劳动者的城市，茶馆中的那些整日提笼架鸟、闲云野鹤般的茶客们，明显有碍首都光荣的“劳动者”形象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同时，自近代社会以来国家权威相对较为松懈，容纳三教九流的茶馆几乎能够充当起国家权力真空的部分替代物，以另种规则调解民间社会的种种纠纷和不平，这显然和新政权要求的国家意志通达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意识形态化相违背。因此，对于茶馆的改造，某种程度上正是新政权试图通过对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调整和规范，将意识形态贯彻至民间社会的政治举措。
1950年，中国茶叶公司成立，稍后，中国茶叶公司北京营业处成立，这一举措旨在通过货源控制私营茶商，以壮大国营经济，此前北京茶叶店铺的经营基本上保持“私营为主，津批京销”的模式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副食品商业志》，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至1954年10月，北京市政府逐步完成了包括茶叶、棉布、新药等在内的十四个行业的批发商性质的改造，变私营为国营代批，使之逐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中国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北京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73页。，这使得经营茶馆的重要原材料由原来的私人自主变为国家统购统销，这种做法能够有效缓解当时物资紧缺的状况，但也必然给茶馆业的自主经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政府还对包括茶馆在内的服务行业的雇员进行清理和整顿，包括经营者需对其所雇用或解雇的员工报公安局备案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制定北京市市民声报户口规则及违反市民声报户口规则暂行罚则的公布令（1949年11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756页。，通过组织员工上培训班进行政治学习，肃清反动思想，进一步净化员工队伍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入城后所办各种类型的短期训练班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49年10月）》，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第746页。。此外，对于茶馆兼营的评书、鼓书活动的曲目也予以清理，含有封建糟粕的传统曲目都被一一剔除和禁演，代之以反映新社会生活的内容参见《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北平市公共娱乐场所管理暂行办法公布令（1949年8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第624页。。这样，经过改造之后的茶馆基本上归为国营，功能较之以前大大简化，由老百姓们消闲娱乐、信息传播、调停争端的所在逐渐变为早点铺和合作食堂，茶馆作为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空间的活力逐步减退。
二、《龙须沟》：“被收编”的茶馆
对于善于描摹老北京人精魂的老舍而言，茶馆是他诸多小说中的重要场景。从《老张的哲学》到《离婚》、《骆驼祥子》，老北京的各色茶馆皆收眼底，既有承载着老北京悠游生活和闲适气度的门脸气派的大茶馆，也有容纳着祥子们这些底层苦力们诉苦诉怨、彼此慰藉的简陋孤寒的小茶馆。可以说，在老舍那里，茶馆不但是一种生活场景，更具有了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即塑成北京人精神气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新中国成立后，阔别祖国四年之久的老舍重回北京，面对建设中的“新北京”和亟待被改造的“老茶馆”，身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又会作如何的权衡与考量呢？
195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老舍创作的《我热爱新北京》一文，这也是老舍回国后发表的较为正式的谈自己故乡的杂文回国后老舍虽然一直勤于笔力，发表过包括太平歌词《过新年》、鼓词《别迷信》、《生产就业》，杂文《美国人的苦闷》、《从三藩市到天津》、《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暑中写剧记》等，话剧《方珍珠》、《龙须沟》等，但通过杂文直抒胸臆表达出对自己故乡北京的热爱，这篇算是第一篇。。文章开始，老舍就表明了自己的“北京人的资格”，并描述了北京“过去的”种种“缺欠”，然后笔锋转到现在的北京建设，包括新修的“下水道”、讲究“清洁”、有“灯和水”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我只提到下水道和灯水什么的，可是我的感激是无尽的，因为提到的这些不过是新北京建设工作的一部分哪。”老舍：《我热爱新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1月25日。和其他同样需要面对体制转变的作家（尤其是解放后刚来到北京的作家）不同的是，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对“新北京”的认可，是建立在他对北京与生俱来的深切感情基础上的，他盼望着“北京像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落在一个勤勉人的手里，盒子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一点积垢”同上。，因而“新北京”在市政建设上的崭新气象，以及带给老百姓生活上的诸多便利，让这位老北京人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以一种新旧对比的思维框架去进行思考和判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前期老舍对于新政权众多的热情洋溢的颂歌篇章，溢美之词中闪现的其实仍旧是一个朴实的老北京人的今昔感喟。
在此前提下，我们再来看老舍在1950年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以往一些评价认为，这是一出老舍紧跟形势、为人民政府歌功颂德的宣传剧，这多少有些看轻了老舍复杂的创作心理。龙须沟，这条解放前北京城内有名的臭水沟，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整理，沟两岸的老百姓们怨声载道。1950年，北京市政府在恢复生产的紧张部署中抽调出财力、人力着手整治全市的下水道系统，作为痼疾的龙须沟就成为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消息传来，一向急公好义的老舍真正“受了感动”，“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老舍：《〈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盘旋在老舍心里的那架新老北京好坏优劣的天平更加倾斜于他期盼中的“新北京”。尽管对“新北京”和“新生活”还不甚熟悉，老舍还是凭借着自己的朴实感受，借助新旧北京的对比结构去呈现“新北京”的新气象和表达对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可见，老舍创作《龙须沟》的出发点，仍旧是他作为一个热爱北京的老北京人对于现实社会诸多新变化的观察和体认，而并非完全只是出于一种“表态式”的政治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