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舍在昆明、大理的城市经历与创作为例
于昊燕
于昊燕，云南大理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老舍一生去过很多地方。据《老舍年谱》记载，1941年8月26日至11月10日，老舍在昆明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对“文协”云南分会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和指导，完成了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的写作，游览了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与昆明、大理诸多高校中大批作家学者有过亲密交往。后来，老舍在散文《滇行短记》中对这段经历有详细记载。老舍仅在云南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所写的与云南相关的文字在整个《老舍全集》中也只占极小部分。可是，老舍的云南之行在他的文化理想与写作链条中却成为至关重要一环。云南地域所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也有他们的独特基本文化与精神特征，使老舍的文化体系有所调整并进一步丰富。而老舍有关昆明、大理的作品在发表后时至今日仍对云南文化的发展发挥着持续性影响。
一、老舍在云南的讲学与创作
老舍先生在文章中写道：1941年夏天，“罗莘田先生来到重庆。因他的介绍，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梅先生听到我的病与生活状况，决定约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气好，又有我许多老友，我很愿意去”。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8月26日，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的老舍应西南联大之邀，与罗常培同行，乘机由重庆到达昆明，在昆明进行讲学与创作，期间还曾专程到过大理。
（一）老舍在昆明
老舍到达昆明后，先出席了“文协”昆明分会举行的欢迎他来昆明演讲和养病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与云南文艺界人士作了深入的思想交流，了解了“文协”昆明分会的工作和云南文艺界的发展情况。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老舍在昆明与朋友们相聚、游览、写作、静养，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
1.演讲
老舍在昆明共讲演六次。其中，老舍在西南联大作了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演讲。老舍以其风趣、幽默和满腔的爱国热情，以及流利、地道的京腔征服了听众，对青年学生影响尤大。当时，日机频繁空袭昆明，演讲者和听众都不得不屡次离开会场去躲警报，待警报解除，广大师生又争先恐后纷纷回到会场来，继续听他演讲。为了进一步扩大老舍的演讲在广大师生中的影响，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所办的《国文月刊》将讲稿全文刊载。
2.与友人往来
老舍在昆明期间，先是随罗常培居于青云街靛花巷3号罗宅之内，后因罗常培生病，须到乡下休养，老舍又随其迁往离城约20里的北郊龙泉村（即现在的龙全镇龙头村）居住。无论是在靛花巷、龙泉村还是在岗头村，他都遇到很多联大的教职员，其中不乏老舍的朋友。老舍深为能在昆明幸逢闻一多、冯友兰、杨今甫、罗应中、郑豫等老朋友激动不已，也为结识查阜西等新友而欣喜。他与朋友们在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凑钱过节、喝茶叙旧、游山玩水。在那国土沦丧、家人离别、饱经忧患的岁月里，真挚的友谊令他备感温馨，对于他身体健康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游览
在昆明期间，因战时情况特殊以及老舍忙于工作和创作等原因，他只在朋友的邀约和陪同下，游览过翠湖、金殿、大观楼、黑龙潭、半个圆通公园。这几次游览都令老舍非常开心。他认为建筑方面，昆明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不似“京派”。他青睐昆明美雅如“玉龙堆”、“先生坡”的地名，更对昆明的风景大加赞赏，认为处处胜过北平。
4.创作
之前，老舍因贫血而患有头晕病，一低头就天旋地转，只好静卧，工作完全陷入停顿状态！来到云南后，老舍因为心情较为愉快，1941年9月3日，在云南开始写剧本《大地龙蛇》；10月7日，《大地龙蛇》完稿。
（二）老舍在大理
老舍在昆明认识了古琴演奏家查阜西先生。查阜西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听说老舍有看看大理的愿望，就马上决定陪他前去。大家分头去联系车，最后，决定坐吴晓铃先生介绍的一行四部卡车的车队，因其中的一位司机是他的弟弟，便于路上照顾。兄弟俩请老舍一定坐那部车，而且先请老舍吃了饭。在路上走了3天，第三天晚上9点多一行人才到达大理。
1.演讲
1941年10月，应华中大学的盛情邀请，老舍先生在古琴家查阜西先生的陪同下，到大理作演讲和游览。在大理喜洲，老舍为华中大学的师生演讲了三次，为喜洲五台中学的师生演讲了一次。从大理的喜洲返回昆明途经下关在车站等车时，老舍被人认出，于是轰动了下关，又应滇缅公路下关办公处和大理地区广大文艺青年的热情邀请，临时决定在办公处的俱乐部演讲了一次。而这次临时决定的演讲，让俱乐部外的过道上和大门外都挤满了人。
2.与友人往来
老舍在大理找到了华中大学的老朋友游泽丞教授、包漠庄教授，李何林教授等。朋友们天天请老舍吃新鲜的洱海鱼、喝酒、看古迹，在老舍发出“留神破产”的警告时，他们说：“谁能想到你会来呢？！破产也要痛快一下呀！”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16页。在下关等车的时候，又有几个出演过《国家至上》的伊斯兰教朋友专程来拜访老舍，范会连先生带老舍等人去洗温泉，还为老舍联系了回昆明的较为舒适快速的小车子。老舍说这一行程玩得极为高兴。
3.游览
老舍在大理期间，醉心于“穿出城，右手是洱海，左手是苍山”同上，第114页。的美景，他说晴和阳光下的大理城雅致静美，到喜洲去的路上，若置身图画中；而令老舍惊喜的是喜州若“英国的剑桥”。老舍游了一次洱海，只可惜不是月夜，也去爬了苍山以及山上的罗刹庙，“山上到处响着溪水……水比山还好看！苍山的积雪化为清溪，水浅绿，随处在石块左右，翻起浪花，水的声色，有点像瑞士”同上，第117页。。同时，老舍还领略了大理的风土人情，在赶集的时候看到许多少数民族，感慨女人的勤劳能干。
老舍先生来云南从事文化活动的两个多月，收获颇多。由于云南的气候好，昆明、大理都是风景优美的宜居城市，加之老舍在云南的人缘好，心情好，生活过得很愉快，所以，不仅病也养好了，还完成了话剧《大地龙蛇》，并在日后写出了系列散文《滇行短记》、回忆性长文《八方风雨》、悼念文《悼赵玉三司机师》等反映云南生活的作品。这些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云南的行踪，及其所遇、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二、生态文化的抚慰：老舍写作焦虑的舒缓与转型
一定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区域的基本文化与精神特征。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有丰富的自然地理资源与气候类型，多山多河流湖泊的地貌使得这里普遍山清水秀、迤逦多姿。云南又是全国少数民族数目最多的省份，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历史文化交融与交流，形成了云南绚丽多姿的文化底蕴。昆明与大理是云南历史悠久的两座文化名城，昆明地势开阔，处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交通枢纽位置，因四季常青被誉为“春城”、“花城”，抗战的爆发使昆明空前繁荣，而西南联大是构成昆明文化氛围的重要元素；大理是古大理国的都城，文化积淀深厚，生活着白族这个爱好和平与宽容的民族，拥有“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天堂般美景。抗战时期，大理是滇缅公路上的重镇，也是备战区，但也是战火中相对宁静的一方土地，甚至日军的空袭都没有造成大的破坏。可以说，两个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山水与人居妥贴相处的“生态性”。对自幼生活在北平城区、成年后辗转于各个城市的老舍而言，对云南特殊地貌以及风俗人情的生态性体认，大大丰富了其认知与创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掀起了举国上下的抗日救亡高潮，也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老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战文艺中，在“文协”理事会上，老舍被公推为总务组组长，在文学创作上，根据战争时代的需求把小说创作转型为抗战宣传需要的题材。“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题材，也许白耗了新学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起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像诗的诗，不像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老舍：《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于此可见，在老舍的创作谱系中，救国至上的政治情怀决定了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创作追求。但是，因为对战争生活素材的积累不够，政治任务带来了过度的政治热情，以及时间仓促、创作形式不熟悉等因素，难免造成艺术的粗疏与审美的偏颇。这令老舍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产生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矛盾带来的焦虑，以至于在转型初期的写作相当吃力甚至是艰难。
1939年夏天，老舍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老舍决定写长诗来纪念这次行程，然而这个写作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先是因为社会事务繁杂，“一九四○年二月中动笔，至七月初，才得廿段，约二千五百行。七八两月写《张自忠》剧本，诗暂停”。其间又因其他事由多次停笔，最终，“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眼看把全诗写成是无望了，遂含羞带愧的把已成的廿八段交文奖会刊印成册。何时能将全诗补成，简直不敢说了！”在这几段文字中，老舍为《剑北篇》的写作过程的缓慢找了很多理由，但根据老舍的一贯写作风格，身体状况、事务繁杂等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比如《四世同堂》的百万字即是在打摆子中写出来的。老舍又强调“一个写家须有像蚕一般的巧妙，吐出可以织成绸缎的丝来，同时，还须有和牛一样壮实的身体呀！”老舍：《我怎样写〈剑北篇〉》，《新编老舍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仔细揣测这两个理由，其中的主要理由是老舍无法做到像蚕一样巧妙，无法吐出能织出他自己满意作品的丝来，《剑北篇》的难产恰恰是老舍的潜意识中写作焦虑的反映。但是，这种焦虑，在云南之行中获得了缓解。
《滇行短记》伊始，老舍就说：“总没学会写游记。这次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依然没学会写游记，最好还是不写。但友人嘱寄短文，并以滇游为题。友情难违；就想起什么写什么。另创一格，则吾岂敢，聊以塞责，颇近似之，惭愧得紧！”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02页。虽然一再强调自己不会写游记，并指出是命题作文，然而从这篇散文的连载时间——1941年11月22日至1942年1月7日——来看，即见老舍的写作过程较为顺畅。自然，这其中也有篇幅长短、老舍写散文尤熟于现代长诗等因素。
值得玩味的不仅仅是写作时间的长短，在两篇作品中，同样是游历的记载，对于景物的描写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感受与写作方式。在《剑北篇》中写作的基本模式是优美的景物+抗战的热情相互映照或优美的景物+敌人的残忍构成强烈对比，比如在《蓉城——剑阁》中老舍写道：
看，这蜜原里的蓉城，
花一样的秀静，
微雨润着梧桐！（美景）
啊，鬼手伸向天空，
把地狱的毒火撒在重庆，
血债永远，永远算不清，
再撒在古秀静雅的蓉城！（敌人的残忍）
在《剑北篇》中，针对家园故土进行的优美的景物描写成为一种陪衬，起到了“赋”的作用，为后面的“兴”做基础。从全文来看，这种重复的框架模式恰恰显示出作者写作技法的不纯熟，景物描写与主题的宣明之间呈现出一种生硬的拼凑，在文化的追述上有明显的断裂之感。这也正是老舍焦虑的原因及其体现。
但是在《滇行短记》中，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老舍絮絮写着自己在昆明、大理的所见所闻，极少表明政治立场，对于风景的描写处处可见。先看老舍是怎么写的：
“靛花巷的附近还有翠湖，湖没有北平的三海那么大，那么富丽，可是，据我看：比什刹海要好一些。”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04页。
“花木则远胜北平。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同上。
“至于山水，北平也得有愧色，这里，四面是山，滇池五百里——北平的昆明湖才多么一点点呀！”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05页。
“（大理）城中看不出怎样富庶，也没有多少很体面的建筑，但是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容容的作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同上，第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