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老舍，之所以能够实现创作形式的转换，也与这时的武汉聚集了许多谙熟通俗文艺的高手密不可分，他们就是老舍实现创作转型的启蒙者。在当时的武汉，汇集了像田汉、宋之的、赵清阁等戏剧界名家大师与戏剧研究新秀。他在武汉遇到了极热心改革旧剧的田汉，并且在戏剧写作上受到了他的鼓励。正因为有了老舍与他们在武汉的交往，他才从武汉开始写新剧，才有了日后在重庆，老舍与宋之的、赵清阁写剧本的成功合作。无论是通俗文艺方面的艺人，还是戏剧方面的大师与新人，在这个新的创作领域里，可以说他们都是老舍的“老师”，因为他们所熟悉的，都是老舍需要重新学习的。是他们帮助老舍开始了文艺创作形式的转变，是武汉孕育了老舍这位戏剧家。
也是在当时的武汉，有从沦陷区逃难来的灾民，有从前方战场回来的战士，有从大后方汇集来的各方人士，他们把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带到了武汉，这就给老舍创作通俗文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是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是他们给老舍提供了开始文艺创作形式转变的精神食粮。还是在当时的武汉，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员，他们都迫切需要得到多种形式的抗日通俗文艺的滋养，因为它既能抚平战争的创伤，又能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更能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念。这种渴求，就在武汉催生着抗战通俗文艺，使其拥有更多的受众，是他们的需求激励了老舍文艺创作形式转变的信念。
以上就是老舍之所以能够在武汉实现创作形式与内容转型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与人和。
三、成为共产党的亲密友人
抗战以前的老舍，思想倾向较为单纯，除参加过基督教而外，政治上无党无派，思想倾向不带浓厚的政治色彩。过去的老舍，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而这一时期他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进而成为共产党的亲密友人。
其一，不偏不倚中掩藏着的感情色彩。
1938年5月中旬，“文协”在武汉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后老舍写了“会务报告”，记载了这次理事会的情况。文中，在国民党要员周佛海名字下注明了“早退”二字，而对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的情形，却有一段细致而又颇带感情的记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同样是提前离会，前者态度傲慢地不告而别，而后者在简要地讲了一番务实的话之后，则彬彬有礼地说明了提前离会的理由，老舍的如实记录，也充分显示了他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和他对周恩来人品的敬佩之情。
另外，当周作人当汉奸的嘴脸刚一显露，老舍就与茅盾等18人联名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为先生耻。”可见老舍的爱憎是何等的分明，也诚如他明确表示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在以上看似不偏不倚的记录与言谈里，却掩藏着老舍真实的感情色彩。
其二，在周恩来影响下对共产党人的思想变化。
老舍思想倾向的变化与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老舍夫人胡絜青在后来的回忆里道出了真情：“这个时期，虽然老舍还在迷雾中徘徊，但他凭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周恩来——引者）而自喜。”《周恩来与人民艺术家老舍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2007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武汉，老舍通过与周恩来的多次亲切接触，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最终义无反顾、心悦诚服地“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他曾感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周恩来与老舍之间的友谊：“总理最了解我”》，《中国青年报》，2010年1月26日。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老舍把“文协”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后来，“文协”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搞了许多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前身。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两大历史贡献：一是团结了一大批有爱国心的文化界人士，抗战时期是中国文人在历史上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二是使文学走向民间，走向普及。“文协”举行成立大会时，挂在武汉街头的口号就是“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应该说，这两个口号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文学走向。这里面不能不说凝聚着周恩来与老舍的心血，同时，也表明老舍协助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其所期望完成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
尽管这时的老舍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无党无派者，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他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亲密友人。
其三，在有意回避中显露的政治倾向。
作为一个在抗战时期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文化团体，“文协”的工作免不了要受政治的钳制，在一定程度上，“文协”成了国共两党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微妙化，“文协”的活动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到重庆以后，“文协”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文协”的许多活动都要报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方可进行，而活动的审批却时常受到刁难。而且，老舍本人也时常遭到无端的挑剔，甚至监视。
由于有了在武汉这一段时间“文协”工作的历练，老舍的政治敏锐性与警觉性得到提高。1939年，他随北路战地慰劳团一路慰问，在其后写成的《剑北篇》里，我们看不出谁是团领导、成员都有谁。这是老舍有意采取的回避策略，因为在北路慰问团里，团长及其主要成员都具有较浓重的国民党右翼色彩，总团团长与分团团长都是往日的反共干将。老舍不愿意提到他们，表明他不愿意与他们为伍的真实态度。而到了延安，老舍作了《有关抗战以来全国文艺发展形势》的报告，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在欢迎宴会上向他敬酒时，老舍意味深长而恰当地回答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量，我不能比！”关纪新：《老舍评传》。这些都表明老舍蔑视国民党、倾向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但表面上自始至终都是含而不露的。
也就在老舍随北路战地慰劳团访问延安之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亲自散布了“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说法。对此，老舍给张道藩发了一封措辞坦率、态度明朗的信，信中说：“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对于特务对他的监视和跟踪，老舍非常气愤。有一次，他直截了当地对跟踪他的特务说：“老兄，你每月拿几块钱？我替你写我的报告好不好？”对于这一段的工作，老舍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老舍为赴国难忍痛离别娇妻幼子》。这番话立场鲜明，言辞犀利，又有理有利有节，充分体现了老舍的政治斗争智慧。
综上所述，一个政治上无党无派、思想倾向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老舍，通过在武汉的亲身经历，通过他对国共两党的交往、甄别与考量，他的政治色彩与思想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只不过，他在暗流涌动的当时，为了“文协”，为了抗战，为了大局，他不能彰显，不能张扬，然而，他心中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老舍一生中的转折时期，胡絜青也做过很好的概括：“对舍予来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是和周总理有密切关系的。一次是1938年初酝酿成立‘抗战文协’时，究竟让谁来当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总理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舍予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舍予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写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李琪等：《实话实说西花厅·“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巨人”——胡絜青回忆周总理》，《文汇报》，2007年5月8日。的确，老舍在武汉时期，是老舍一生中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之一。武汉，成就了新老舍，而老舍也为武汉的现代都市文化增添了亮色，增添了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