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半天没有回答我，后来她说了，说得更为平静的：“恨他，我也说不上。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延安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大家扯在一堆并不会怎样好，那就还是分开，各奔各的前程。我这样打算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旁人，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高兴的地方。而且我想，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情哪能让人人都知道呢？”
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她的话的确值得我们研究，我当时只能说出我赞成她的打算的话。
我走的时候，她的家属在那里送我，只有她到公所里去了，也再没有看见夏大宝。我心里并没有难受，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将又见着她的，定会见着她的，而且还有好一阵时日我们不会分开了。果然，一走出她家的门，马同志便告诉了我关于她的决定，证实了她早上告诉我的话很快便会实现了。
一九四○年
延伸阅读：
要懂得丁玲、理解丁玲，就应该看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它不是平平凡凡的两个人相爱或者纠缠不清的几角恋爱的关系，它是套着精神的枷锁却要求独立的女性的描写。丁玲笔下的女性总是一副郁郁不得志，总是沉浸在精神的苦闷中。这与郁达夫笔下的男子颇有些类似之处。
编后小语：
这是一篇可与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对读的作品。女主角贞贞的遭遇和个性，可以提供给今天的读者很多启示。从作品文本或者说作家当年的创作意图来说，作品提出的是“反封建”（村民在旧观念之下对贞贞的非议）和“新道德”（服务于抗日的民族大义即为崇高）的主题，与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和追求合拍。在这个思路下，贞贞可以被理解为在普通环境、特殊遭遇中成长起来的正面英雄，具有英雄般的坚强性格，并准备继续投身进步事业。但如果换个角度，将这个作品与《羊脂球》对读，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贞贞，那么，这个故事中会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浮现出来。比如贞贞拖着病体走一步歇一步地送情报、比如她坚决不肯接受旧恋人的“弥补”式的求婚等。正是这些因素体现了作品的深度，同时也带来了作品结构和叙事上的张力，使之富有意味。我们看到，作品中的“我”也是自始至终带着不安和紧张在探询和参与着故事，直到作品的结尾，才最终松弛下来。而作品结局带给读者的，是特定历史时空下更多不确定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因此，这篇作品成为了展现特定时代面影的经典之作。
北中国
萧红
作者信息：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县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身世坎坷凄凉。尽管情感方面大胆而激进，具有“前卫主义”色彩，但与此相应的却是一颗略显沉重的心灵。由于生活的多元影响，她的写作独具文采，跻身于现代文坛巨匠之林，至今仍受到东南亚及欧美读者长时间深情的关注。主要作品有《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北中国》等小说及散文、诗歌，约一百万字。
一
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那白亮亮的大锯唱了一早晨了。
大门洞子里，架着一个木架，木架上边横着一个圆滚滚的大木头。那大木头有一尺多粗，五尺多长。两个人就把大锯放在这木头的身上，不一会工夫，这木头就被锯断了。先是从腰上锯开分做两段，再把那两段从中再锯一道，好像小圆凳似的，有的在地上站着，有的在地上躺着。而后那木架上又被抬上来一条五尺多长的来，不一会工夫，就被分做两段，而后是被分做四段，从那木架上被推下去了。
同时离住宅不远，那里也有人在拉着大锯……城门外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段树林，树林不是一片，而是一段树道，沿着大道的两旁长着。往年这夹树道的榆树，若有穷人偷剥了树皮，主人定要捉拿他，用绳子捆起来，用打马的鞭子打。活活的树，一剥就被剥死了。说是养了一百来年的大树，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哪好让它一代死了呢！将来还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儿孙，最好是永远流传下去，好来证明这门第的久远和光荣。
可是，今年却是这树林的主人自己发的号令，用大锯锯着。
那树因为年限久了，树根扎到土地里去特别深。伐树容易，拔根难。树被锯倒了，根只好留待明年春天再拔。
树上的喜鹊窝，新的旧的有许多。树一被伐倒，喀喀喀的响着，发出一种强烈的不能控制的响声；被北风冻干的树皮，触到地上立刻碎了，断了。喜鹊窝也就跟着附到地上了，有的跌破了，有的则整个的滚下来，滚到雪地里去，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是凡跌碎了的，都是隔年的，或是好几年的；而有些新的，也许就是喜鹊在夏天自己建筑的，为着冬天来居住。这种新的窝是非常结实，虽然是已经跟着大树躺在地上了，但依旧是完好的，仍旧是呆在桠树上。那窝里的鸟毛还很温暖的样子，被风忽忽地吹着。
二
往日这树林里，是禁止打鸟的，说是打鸟是杀生，是不应该的，也禁止孩子们破坏鸟窝，说是破坏鸟窝，是不道德的事，使那鸟将没有家了。
但是现在连大树也倒下了。
这趟夹树道在城外站了不知多少年，好像有这地方就有这树似的，人们一出城门，就先看到这夹树道，已经看了不知多少年了。在感情上好像这地方必须就有这夹树道似的，现在一旦被砍伐了去，觉得一出城门，前边非常的荒凉，似乎总有一点东西不见了，总少了一点什么。虽然还没有完全砍完，那所剩的也没有几棵了。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有几棵了，看着也就全完了。所剩的只是些个木桩子，远看看不出来是些个什么。总之，树是全没有了，只有十几棵，现在还在伐着，也就是一早一晚就要完的事了。
那在门洞子里两个拉锯的大皮帽子，一个说：
“依你看，大少爷还能回来不能？”
另一个说：
“我看哪……人说不定有没有了呢……”
其中的一个把大皮帽子摘下来，拍打着帽耳朵上的白霜。另一个从腰上解下小烟袋来，准备要休息一刻了。
正这时候，上房的门喀喀地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上面贴有红绶的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
那两个拉锯的，刚要点起火来抽烟，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那里边闹了。于是连忙把烟袋从嘴上拿下来，一个说，另一个听着：
“你说大少爷可真的去打日本去了吗？……”
正在说着，老管事的就走上前来了，走进大门洞，坐在木架上，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两个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老管事的闭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来，因为这样的信，他的主人自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他已经写了三个月了，因为他已经病了三个月了。
写得连家中的小孩子也都认识了。
所以老管事的把那信封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念着：
雄英日抗国民华中大
收儿吾华振耿
字父
老管事的全念对了，只是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而丢掉了“吾儿”两个字。其中一个拉锯的，一听就听出来那是他念错了，连忙补添着说：
“耿振华吾儿收。”
他们三个都仔细的往那信封上看着，但都看不出“吾儿”两个字写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都不识字。反正背也都背熟的了，于是大家丢开这封信不谈，就都谈着“大先生”，就是他们的主人的病，到底是个什么来历。中医说肝火太盛，由气而得；西医说受了过度的刺激，神经衰弱。而那会算命的本地最有名的黄半仙，却从门帘的缝中看出了耿大先生是前生注定的骨肉分离。
因为耿大先生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就出外留学，从本地的县城，留到了省城，差一点就要到北京去的，去进北京大学堂。虽是没有去成，思想总算是革命的了。他的书箱子里密藏着孙中山先生的照片，等到民国七八年的时候，他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说是从前若发现了有这照片是要被杀头的。
因此他的思想是维新的多了，他不迷信，他不信中医。他的儿子，从小他就不让他进私学馆，自从初级小学堂一开办，他就把他的女儿和儿子都送进小学堂去读书。
他的母亲活着的时候，是很迷信，跳神赶鬼，但是早已经死去了。现在他就是一家之主，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的夫人，五十多岁了，读过私学馆，前清时代她的父亲进过北京去赶过考，考是没有考中的，但是学问很好，所以他的女儿《金刚经》、“灶王经”都念得通熟，每到夜深人静，还常烧香打坐，还常拜斗参禅。虽然五十多岁了，其间也受了不少的丈夫的阻挠，但她善心不改，也还是常常偷着在灶王爷那里烧香。
耿大先生就完全不信什么灶王爷了，他自己不加小心撞了灶王爷板，他硬说灶王爷板撞了他。于是很开心的拿着烧火的叉子把灶王爷打了一顿。
他说什么是神，人就是神。自从有了科学以来，看得见的就是有，看不见的就是没有。
所以那黄半仙刚一探头，耿大先生唔唠一声，就把他吓回去了，只在门帘的缝中观了形色，好在他自承认他的工夫是很深的，只这么一看，也就看出个所以然来。他说这是他命里注定的前世的孽缘，是财不散，是子不离。“是财不散，是儿不死。”民间本是有这句俗话的。但是“是子不离”这可没有，是他给编上去的，因为耿大少爷到底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于是就只好将就着用了这么一个含糊其辞的“离”字。
假若从此音信皆无，真的死了，不就是真的“离”了吗？假若不死，有一天回来了，那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有离就有聚，有聚就有离的“离”。
黄半仙这一套理论，不能发扬而光大之，因为大先生虽然病得很沉重，但是他还时时的清醒过来，若让他晓得了，全家上下都将不得安宁，他将要换着个儿骂，从他夫人骂起，一直骂到那烧火洗碗的小打。所以在他这生病的期中，只得请医生，而不能够看巫医，所以像黄半仙那样的，只能到下房里向大夫人讨一点零钱就去了，是没有工夫给他研究学理的。
现在那两个大皮帽子各自拿了小烟袋，点了火，彼此的咳嗽着，正想着大大的发一套议论，讨论一下关于大少爷的一去无消息。有管事的在旁，一定有什么更丰富的见解。
老管事的用手把胡子来回地抹着，因为不一会工夫，他的胡子就挂满了白霜。他说：
“人还不知有没有了呢？看这样子丢了一个还要搭一个。”
那拉木头的就问：
“大先生的病好了一点没有？”
老管事的坐在木架上，东望望，西望望，好像无可无不可的神情，似乎并不关心，而又像他心里早有了主意，好像事情的原委他早已观察清楚了，一步一步的必要向哪一方面发展，而必要发展到怎样一个地步，他都完全看透彻了似的。他随手抓起一把锯末子来，用嘴唇吹着，把那锯末子吹了满身，而后又用手拍着，把那锯末子都拍落下去。而后，他弯下腰去，从地上搬起一个圆木磙子来，把那木磙子放在木架上，而后拍着，并且用手揪着那树皮，撕下一小片来，把那绿莹莹的一层掀下来，放在嘴里，一边咬着一边说：
“还甜丝丝的呢，活了一百年的树，到今天算是完了。”
而后他一脚把那木墩子踢开。他说：
“我活了六十多年了，我没有见过这年月，让你一，你不敢二，让你说三，你不敢讲四。完了，完了……”
那两个拉锯的把眼睛呆呆的不转眼珠。
老管事的把烟袋锅子磕着自己的毡鞋底：
“跑毛子的时候，那俄大鼻子也杀也砍的，可是就只那么一阵，过去也就完了。没有像这个的，油、盐、酱、醋、吃米、烧柴，没有他管不着的；你说一句话吧，他也要听听；你写一个字吧，他也要看看。大先生为了有这场病的，虽说是为着儿子的啦，可也不尽然，而是为着小……小口口。”
正说到这里，大门外边有两个说着“咯大内、咯大内”的话的绿色的带着短刀的人走过。老管事的把他那掉在地上的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的信封，伸出脚去就用大毡鞋底踩住了，同时变毛变色地说：
“今年冬天的雪不小，来春的青苗错不了呵！……”
那两个人“咯大内、咯大内”地讲着些个什么走过去了。
“说鬼就有鬼，说鬼鬼就到。”
老管事的站起来就走了，把那写着“大中华民国”的信封，一边走着一边撕着，撕得一条一条的，而后放在嘴里咬着，随咬随吐在地上。他已直上正房的台阶上去了，在那台阶上还听得到他说：
“活见鬼，活见鬼，他妈的，活见鬼……”
而后那房门喀喀的一响，人就进去了，不见了。
清雪还是照旧的下着，那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的工作起来。
这大锯的响声本来是“扔扔”的，好像是唱着歌似的，但那是离得远一点才可以听到的，而那拉锯的人自己就只听到“唰唰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