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然最终没有结果，却因此结识了很多浙江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养正书塾的教师林白水、陈介石、陈叔通等，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该书塾的学生汤尔和、马叙伦等。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两人对于蔡氏掌管北大以及在北大的从政方针等均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是在此期间，蔡元培结识了章太炎并登门拜访。1901年，蔡元培又到上海，进入南洋公学担任教员。在此期间他结识的学生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这些人均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而蔡氏与他们的交往，也对其此后的事业产生了影响。例如胡仁源不仅与蔡氏同为绍兴老乡，且在蔡氏之前担任北大校长，则他的意见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决定是否让蔡氏入主北大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蔡元培在入主北大后，更是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直接受到浙籍同乡的影响。请看蔡氏自己的回忆：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活，于当年12月返回祖国。正是由于蔡元培早年与孙中山的交往，使得后者在酝酿教育总长人选时，在多位候选人中最终选定蔡元培。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将许寿裳、周树人等浙籍老乡聘为教育部职员。而蔡氏担任教育总长一职虽然仅有半年多，却对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有积极影响。1912年4月，蔡元培担任唐绍仪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力邀湘人范源濂为自己的副手。本来他们两位的教育理念有很多不同，如在兴办教育的重点为何方面，蔡氏坚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范氏以为应先发展初等教育。范源濂的理由是：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不过，教育理念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真诚合作，而且，范源濂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后，就力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在其任职北大期间给予坚定的支持，可以说蔡元培在北大的辉煌也有范源濂的一份功劳。当然，在蔡氏出任北大校长一事方面，蔡氏当年在浙江兴办教育时所结识的浙籍老乡陈介石、马叙伦等人的推荐也起到很大作用。
浙籍文人群体的形成和壮大，除了和蔡元培、章太炎等领袖人物的巨大影响有关外，也与浙籍文人对当时报刊等新兴媒体的掌控以及在北大国文系占据的统治地位有关。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之所以得以传播并迅速扩大影响，得益于当时相对发达的现代传媒，特别是应归功于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正是通过这些传播媒介，新文学的“为人生”和干预社会才成为可能。就当时来讲，主要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北大和《新青年》，它们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和阵地，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而那时北大和《新青年》的主导力量基本上是浙江文人，由此建构的人际网络对以后“浙江潮”的出现和新文学的发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新青年》及五四时期的北大与新文学的关系，人们已经比较熟悉，因此这里我们重点看辛亥革命前后的北大，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刚刚改称“北京大学”后的那个阶段。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便是一位浙江籍校长——何燏时。
何燏时（1878—1961）字夑侯，浙江诸暨人。他1897年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书院第一届学生。1898年被选派赴日留学，1906年春回国，历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民国工商部矿政司司长等职。1912年11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任首任校长。
正是在何燏时任校长时期（1913年），桐城派当时的代表人物，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被迫去职，与他一并离职的还有另一位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永概。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以章氏门人为代表的浙江文人排挤桐城派文人的历史。关于这次去职，林纾在家信中即声言何燏时是要“思用其乡人”，而在另一封《与姚叔节书》中，更直接讨伐了“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巨子”，还斥“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姚氏”，以求“昌其师说”并“挠蔑正宗”。林纾这里所影射的何校长之“乡人”即是章太炎。何、章同是浙江人，鉴于章太炎“国学大师”的显赫声名，何燏时自然“舍林取章”。之后，章太炎虽然没有到北大，但他的弟子却大批涌进北大任教，如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黄侃、刘师培、钱玄同、周作人和鲁迅等。这些人多数都是章太炎东京讲学时的弟子，后来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说章太炎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出现“浙江潮”现象的重要原因，当不过分。
至于两派水火不容的原因，则是在文学观念的差异。
桐城派古文尚唐宋，认为韩柳欧苏的文章才是正统，重视“义理、考据、词章”，而以章太炎为首的文选派推崇的是魏晋六朝古文。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样阐述此次“文派之争”：“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弟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得以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衰。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其实，除了人事方面的原因外，文选派能挤走桐城派，还因为六朝古文从文章风格、意旨等方面与当时文人接触到的西方文学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如周作人就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五四白话散文（美文）的成功是来自于西方的随笔和六朝小品文共同影响的结果。
章氏门人在北大排挤桐城派文人，实际上导致了后来浙江文人独霸北大长达十年的事实。对此，让我们听听当事人的回忆：大约在一九一二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一九一三年二月。
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燏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
到1914年6月，更有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桐城派由此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时间，北大文科就一直是章门弟子的天下。直到1922年，随着归国英美留学生的增多，同时蔡元培也可能意识到对章门弟子不可过分依仗，遂于1922年4月25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由此开启了英美留学生在北大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