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所翻译的魏尔伦诗也极为精彩，请看这首著名的小诗《瓦上长天》：瓦上长天瓦上长天柔复青！
瓦上高树摇娉婷天上鸟铃幽复清树间小鸟啼怨声。
帝啊，上界生涯温复淳低城飘下太平音。
——你来何事
泪飘零，如何消尽好青春？
这首小诗意象很美：碧瓦青天、高树清铃，天上静穆、人间温存，然而，如此良宵，诗人依然感到身世飘摇，心中油然升起无端的苦恼忧愁……对此今人陈丙莹评析道：“在经过精心地雕字琢句译成的魏尔伦的诗中，我们会感到年青的戴望舒从这位异国的象征派大师俏丽的伤感的诗句中找到了知音。……诗人在翻译这些跳荡、轻倩的诗句时一定是很激动的。”
最后，在戴望舒翻译的法国诗作中，雨果的《良心》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而据施蛰存说，雨果的《良心》应是戴望舒留存最早的译诗，因此不妨再引其中一段：携带着他的披着兽皮的儿孙，苍颜乱发在狂风暴雨里奔行，该隐从上帝耶和华前面奔逃，当黑也来时，这哀愁的人来到山麓边，在那一片浩漫的平芜他疲乏的妻要和喘息的儿孙说：“我们现在且躺在地上去入梦。”唯有该隐不睡，在山边想重重。猛然问抬头，在凄戚的长天底，他看见只眼睛，张大在幽暗里，这眼睛在黑暗中深深地看他。
“太近了”，他震颤着说了这句话。
推醒入睡的儿孙，疲倦的女人，他又凄切地重在大地上奔行。
他走了三十夜，他走了三十天，他奔走着，战栗着，苍白又无言，偷偷摸摸，没有回顾，没有留停，没有休息，又没有睡眠；他行近那从亚述始有的国土的海滨，“停下吧，”他说，“这个地方可安身留在此地。我们到了大地尽头。”
但他一坐下，就在凄戚的天陬，看见眼睛在原处，在天涯深处。
施蛰存在为《戴望舒诗全编》所写的引言中，对戴望舒的创作和翻译之关系有这样全面的评价：“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的译诗，编一个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集》，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望舒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戴望舒译诗集》首先是研究戴望舒创作诗的参考资料，其次才是作为一本优秀的译诗集，为文艺读者介绍外国诗歌。最近香港报上有人评介这个译诗集，也曾将望舒的译诗和创作进行比较，而认为读了此书，‘好像读到了比其他译诗集更多的东西。’”
作为戴望舒最好的朋友，施蛰存的评价，应该是最真诚和最有分量的，戴望舒九泉之下有知，当也会欣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戴望舒的诗歌写得好，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有一大贡献，那就是由他翻译的，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法国学者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梵？第根是法国比较文学大师，他纵论比较文学历史、方法及范畴的专论《比较文学论》是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理论总结，堪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经典文献。1937年该书被译成中文发表，译者就是戴望舒。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先看戴望舒的一篇日记，时间大约是1941年的8月28日：这真使我生气！……我真不相信这人会真真爱过什么人。这种丑恶习惯中养成的人，这种连读书也读不好的人，这种不习上进单靠祖宗吃饭的人，他有资格爱几个女人吗？他会有诚意爱几个女人吗？他自己所招认的事就是一个明证。他可以对一个女人说，我从前过着荒唐的生活，但是那是因为我没有碰到一个爱我而我又爱她的人，现在呢，我已找到我灵魂的寄托，我做人也完全改变了。有经验的女人自然不会相信这种鬼话，但是老实的女人都会受了他的欺骗，心里想：这真是一个多情的人，他一切的荒唐生活都是可以原谅的，第一，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真心爱他的的人，其次，他是要改悔成为一个好人，真心地永远地爱着我，而和我过幸福的生活了。真是多么傻的女人！她不知道这类似的话已对别的女人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如果那一天茶馆出来，碰到的是另一个傻女人，他也就对那另一个傻女人说了！女人真是脆弱易欺的。几句温柔的话，一点虚爱的表示，一点陪买的东西的耐心，几套小戏法，几元请客送礼的钱，几句对于容貌服饰的赞词，如此而已。而老实女人就心鼓胀起来了，以为被人真心地爱着而真心地去爱他了。这一切，这就叫爱吗？这是对于“爱”这一个字的侮辱。如果这样也叫做爱，我宁可说我没有爱过。（二十八日晴）
作为诗人，戴望舒生性浪漫多情，对情感尤其是爱情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爱的方式当然也会与常人有很大差异。他一生曾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著名文学家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遗憾的是，他和这三位女性的爱情都以分手为结局。
1928年，戴望舒深深地爱上了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时年18岁的施绛年活泼开朗，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对比。常人的初恋已是刻骨铭心，诗人的初恋自然更加强烈。戴望舒不善言辞，他对爱的表白只是一首接着一首地写情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我的恋人》：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年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只有借诗表白，而施绛年偏偏笑而不答。对施绛年一往情深的戴望舒在遭到冷遇后，郁闷的心情更加灰暗，他最终以自杀相挟，要求施绛年接受自己的爱。本身就谈不上喜欢戴望舒的施绛年，看戴望舒的态度如此决绝，担心出事只能勉强答应。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让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施绛年的父母起初不同意，但迫于戴望舒的这种状况，加上施蛰存的劝说，也就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了盛大的订婚仪式，对此他的许多朋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望舒虽然赢得了订婚，但敏感的他其实还是感到了某种忧虑。在其诗《三顶礼》中有这样的表述：给我苦痛的螫的，苦痛的但是欢乐的螫的，你小小的红翅的蜜蜂。
我的恋人的唇，受我怨恨的顶礼。
他的这种预感果真得到应验，婚期被拖延下来，因为施绛年提出了结婚的条件：只有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成果回来且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这使得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年了，面对施绛年提出的条件，他只能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诺言，离沪赴法留学。
原来，施绛年始终不喜欢戴望舒，因为她早就心有所属，只是迫于外部压力和戴望舒的自杀要挟才勉强答应婚事，至于要戴望舒出国则更是一个缓兵之计。果然，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他不相信的传闻终于被证实，施绛年确已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长达七年的恋爱终于以悲剧收场。
不久，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戴望舒的世界，她就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正住在刘呐鸥位于上海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早在青年时代，穆时英就非常崇拜戴望舒，如今两人更有了交往的机会。知道戴望舒的恋爱失败后，为了安慰戴望舒，他对戴望舒说，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他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即将穆丽娟介绍给了戴望舒。穆丽娟本对戴望舒十分崇拜，经过短暂的交往后这种感情更加落实。而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也一下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两人于第二年结婚，幸福的到来如此迅速是戴望舒完全没有料到的。他又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其诗歌也流淌着温馨的旋律，如他此时所写的《小曲》：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没有诗人却微笑三缄其口：
有什么东西在调和氤氲，在他心的永恒的宇宙。
但婚后不久，两人年龄（相差12岁）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两人间的感情开始产生危机。特别是在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分歧不断加大，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曾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和回来，我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了。”看来，戴望舒始终存有对初恋的美好记忆，本来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影响之后的家庭生活，就不应该了。
两人的婚姻很快走到尽头，尽管他们已经有了孩子。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了封“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