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诗人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首著名的《雨巷》，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白话诗的经典，它的作者就是出生于杭州大塔儿巷的大诗人戴望舒。想当年，《雨巷》发表后，戴望舒一夜成名，不知道有多少读者非常崇拜他。那时的中国诗坛，人们公认有三大诗人，一个徐志摩，一个闻一多，再有一个就是戴望舒。
戴望舒，1905年11月5日出生在杭州大塔儿巷。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优雅。戴家是当地一户富裕人家，父亲戴修甫是银行职员，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戴望舒从小聪慧，天资过人。
1912年，戴望舒随全家迁回杭州，他八岁开始上小学，14岁进了宗文中学。后在上海大学和震旦大学学习，这一期间，他与施蛰存等人共同编辑《现代》杂志，并开始了诗歌的创作。1932年戴望舒赴法国留学，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经典。回国后出版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等，并因创作了传世名作——《雨巷》，而被称为“雨巷诗人”。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后经友人营救方才脱险。
1949年6月，戴望舒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被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诗人的一生本应丰富多彩，戴望舒的一生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上述的叙述显然过于简略。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诗人有如此浪漫而充满忧郁的心灵，是否其日常生活也同样诗意盎然？如若不是，我们要如何解释，那些美丽而忧郁的诗句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因此，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就是诗人心头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忧愁、那丁香一样美丽的忧愁，与戴望舒现实生活的关系。
丁香，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经常出现的典故，其最初的来源，其实是一个哀伤的爱情传说。古时候，有个年轻英俊的书生赴京赶考，投宿在路边一家小店。店家父女二人待人热情周到，书生十分感激就多住了两日。店主女儿看书生人品端正、知书达理，便心生爱慕之情；书生见姑娘容貌秀丽又聪明能干，也十分喜欢。二人月下盟誓，拜过天地，两心相倾。接着，姑娘想考考书生，提出要和书生对对子。书生应诺，稍加思索，便出了上联：“氷（冰）冷酒，一点，二点，三点。”姑娘略想片刻，正要开口说出下联，店主突然来到，见两人私定终身，气愤之极，责骂女儿败坏门风、有辱祖宗。姑娘哭诉两人真心相爱，求老父成全，但店主执意不肯。姑娘性情刚烈，当即气绝身亡。店主后悔莫及，只得遵照女儿临终所嘱，将女儿安葬在后山坡上。书生悲痛欲绝，再也无法求取功名，遂留在店中陪伴老丈人，翁婿二人在悲伤中度日。
不久，后山坡姑娘的坟头上，竟然长满了郁郁葱葱的丁香树，繁花似锦、芬芳四溢。书生惊讶不已，每日上山看丁香，就像见到了姑娘一样。一日，书生见有一白发老翁经过，便拉住老翁，叙说自己与姑娘的坚贞爱情和姑娘临死前尚未对出的对联一事。白发老翁听了书生的话，回身看了看坟上盛开的丁香花，对书生说：“姑娘的对子答出来了。”书生急忙上前问道：“老伯何以知道姑娘答出下联？”老翁捋捋胡子，指着坟上的丁香花说：“这就是下联的对子。”书生仍不解，老翁解释说：“氷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萬头。你看，你的上联‘氷冷酒’，三字的偏旁依次为一点水（氷）、二点水（冷）、三点水（酒）。姑娘变成的‘丁香花’，三字的字首依次为百字头（丁）、千字头（香）、萬（万）字头（花）。不正是前后对应、巧夺天工的一联吗？”书生听罢，连忙施礼拜谢：“多谢老伯指点，学生终生不忘。”老翁说：“难得姑娘对你一片痴情，千金也难买，现在她的心愿已化作美丽的丁香花，你要好生相待，让它世世代代繁花似锦、香飘万里。”话音刚落，老翁即无影无踪。从此，书生每日挑水浇花，从不间断，使得丁香花开得更加美丽。因此，人们便把丁香花视为爱情之花。
自然，在《雨巷》中，戴望舒不仅有对爱情的讴歌与赞美，更有对人类之美好理想常常处于可望而不可即之境地的惆怅，《雨巷》因此成为千古绝唱。戴望舒的情感天地和诗意空间极为广阔，除却爱情，他对人生的一切喜怒哀乐，一切生离死别，都有着特殊的敏感，而最终凭借其天才，化为那些美丽的“纸上烟云”。
生为诗人，戴望舒是幸运的，但又是不幸的，这不幸非他，在于其生理上的缺陷——童年时代的一场天花夺去了他本属英俊的面容，使他的脸上落下瘢痕。生理上的缺陷，常常使他变成别人嘲笑的对象。即便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他还是受到来自朋友的嘲笑。张天翼曾在《北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其中就有对戴望舒生理缺陷的嘲讽。诗人纪弦曾在纪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回忆说，有一次他们在上海的新雅粤菜馆聚会，等到结账时，戴望舒说他没带钱，提议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因为纪弦最高，朋友们都盯着纪弦，纪弦便说，应该是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此时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诗人总是敏感的，可想而知，处于朋友讥讽与嘲笑中的戴望舒，内心该有多么地悲凉。他只有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诗歌上，认为像他这样一个有生理缺陷的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是某一方面的强手。
诗人的自卑情结，只有凭借优美的诗歌才能得以宣泄和排解，这既是诗人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不然我们就无法欣赏到诗人奉献给我们的那些感人的诗歌了。且让我们欣赏几段：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
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印象》）
给什么智慧给我，小小的白蝴蝶，翻开了空白之页，合上了空白之页？
翻开的书页：寂寞；
合上的书页：寂寞。（《白蝴蝶》）
“寂寞”“寒冷”和“忧郁”，这差不多就是戴望舒诗歌中最常出现的词汇，当然，还有《雨巷》中的“寂寥”“愁怨”和“惆怅”。人生多艰、世事无常，诗人的心灵当领会得最为深刻，而对于戴望舒这样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言，就更能从生活的河流中截取最令人怅然的一段，谱写成那些可歌可泣的篇章。
自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能只沉浸于这些悲伤之中，而应指引读者领略世界的广阔和人生的深邃，为人类从而也是为自己寻找一条充满理想的道路——即便它依然不过是梦中的迷离和清醒后的叹息。且看他的另一首小诗：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
是了，这就是参透人生所获得的感悟，这就是那种所谓的于悲观中充满乐观、于无可奈何之中终能抬起头来昂然前行的姿态。没有迷惑了吗？还是有的。庄子都无法否认人生的悲凉结局，我们的诗人又何尝能够？但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诗人已经明白，也期望他的读者能够清醒。是的，该是抓紧有限的人生，为人类也为自己做点事情的时候了。于是，诗人一次次坚定地拿起了笔。
对于戴望舒诗歌的特点与价值，著名学者蓝棣之有精彩的评价，让我们引一段他的评价作为这一部分的结束语：曾经有人说戴望舒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他的诗与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诗的重“知性”不尽相同，他的诗主情，情是他的诗的骨子。尽管他很快就抛开了浪漫派，而倾向于象征派，甚至后来还倾心于后期象征派，但他的诗一直有浪漫主义的情愫。……戴望舒的诗风大体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但它没有象征主义的神秘与晦涩，更非只是官能的游戏。戴望舒的诗是感情的，但不是感伤的。感伤是感情的矫饰虚伪，是感情的泛滥，戴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个时候，曾经有朋友说他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杜衡也说戴诗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将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消磨”一词，写尽了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如果不想一味地“消磨”人生，则必然寻求生活中有意义的部分。对于戴望舒，除却创作，他还为自己找到了带有“庄严”性质的工作，这就是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于他的译诗，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和陈丙莹撰写的《戴望舒评传》曾辟有专节进行论述。陈丙莹对戴的译诗给予了极高评价，说戴望舒的译诗“以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曲尽西方诗歌（特别是精微的象征派诗）深蕴的内容与繁富的音节，更是成了诗歌翻译学者们学习的范本。”
戴望舒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法国诗歌，仅收录在《戴望舒译诗集》中的就有包括雨果、魏尔伦、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比也尔？核佛尔第、苏佩维艾尔、瓦雷里、阿波里奈尔、爱吕亚、波特莱尔等诗人的诗作75首。美国桂冠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定义诗歌为“一个语言里面不能翻译的那些东西”。戴望舒原来也持这个观点，但他自己用后来的成功否定了弗洛斯特的这个说法。他在1944年写的《诗论零札》写道：“‘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里都永远保持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滤罗。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
因此，戴的译诗特别强调“忠实”，强调传神地体现出原诗的诗味、诗性与诗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波特莱尔《恶之花》的翻译。波特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也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恶之花》是其代表作。“恶”字的法文原意不仅指恶劣和罪恶，也指疾病和痛苦。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直接自法文译出，共24首，占初版《恶之花》的十分之一。在翻译波特莱尔的诗歌时，戴望舒决心把这种翻译作为测试两种语言之间诗意相互传达程度的实验，因此他对自己的翻译要求极为严格。他要看看波特莱尔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为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显然，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不过，戴望舒凭借自己的天才和诗人对诗人的理解，使翻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译作达到了他一生中翻译的最高境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所翻译的波特莱尔的《高举》：
在池塘的上面，在溪谷的上面，临驾于高山，树林，天云和海洋，超越过灏气，超越过太阳，超越过那缀星的天球的界限。
我的心灵啊，你在敏捷地飞翔，恰如善泳的人沉迷在波浪中，你欣然犁着深深的广袤无穷，怀着雄赳赳的狂欢，难以言讲。
远远地从这疾病的瘴气飞脱，到崇高的大气中去把你洗净，象一种清醇神明的美酒，你饮滂渤弥漫在空间的光明的火。
那烦郁和无边的忧伤的沉重沉甸甸压住笼着雾霭的人世，幸福的唯有能够高举起健翅，从它们后面飞向明朗的天空！
幸福的唯有思想如云雀悠闲，在早晨冲飞到长空，没有挂碍，——翱翔在人世之上，轻易地了解那花枝和无言的万物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