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叫杨静。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事后看来,他们的结合过于草率,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加之他们认识时间太短,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因此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终于分手。
纵观中外诗人的爱情与婚姻,似乎幸福的不多,或者那幸福过于短暂而不幸总是伴随他们一生。如果说这就是成为诗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知世间还会有多少人愿意成为诗人!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这是戴望舒的《偶成》,很多读者都很喜欢。戴望舒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对时间和空间有着极度的敏感,并善于天才的表达,总是流露出诗人所通常具有的淡淡哀愁。也正是基于他对人生的悲凉之感,所以他特别珍惜人间一切真情:亲情、友情和爱情。这里,我们将重点考察他在日常生活中和朋友交往的一些细节,以见友谊是如何影响其诗歌创作的。
首先要说的是戴望舒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故事。1933年,法国留学期间,在国内已小有名气、时年28岁的戴望舒,因无处筹措经费,曾向时任常驻里昂大学、统管留学生学业生活的中方负责人刘厚寻求帮助,希望或代请官费资助,或能够进入里昂大学。他在一封信中,述及自己为申请官费资助而请求刘厚代“为舒向中法友谊会关说”、申请资助的情况。他还托一位与刘厚相熟的朋友,代其请求进入里昂大学的机会。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说:“戴君窘涩日加,总以一方能成始得善后。盖戴君有欲归不得之苦。据戴君印象,似乎中法友谊会之费希望不大,是里昂方面为唯一之济舟。其情可悯,必大君子所乐施鼎力者。”但是,由于里昂大学校内生名额有限,虽时而有学生毕业离校腾出空额,可以从校外招考补入,但需按严格的考选程序,经过中法校方管理人员会议讨论方能决定,且主要决定权在法方管理人员,所以这种补入的机会并不易得到。因此里昂大学校方在讨论戴望舒的入校申请时,虽然当时诗人已有译作30余种,可谓成就颇丰,但法方秘书却以其中有不属其专业的作品为由不予批准。戴望舒及其朋友对此均不服气,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为其辩解道:“以三十余种之译述,若少有几种不入系统之作,其情未不可谅,凡此皆书贾之请译者。戴君以现代南欧文学、法国近代文学为主,关于此二项者有三十之数,所余数册,虽少旁涉,皆第一流名作,国人所当知悉者。以戴君之年龄,有若许之著作,岂非一惊人之事乎?”他请求刘厚为之向法人相争,做最后的努力:“生悯其向学之诚,妄求先生为力,敢请下察微情,同俱此心,再施宠惠,为最后一步之努力。”大概是由于刘厚等人的努力争取,戴望舒最终被收为里昂大学校内生。上述材料,见于李长莉的《民国时期留学生爱国感情的生活基础——以留法官费生为例》。作者李长莉在访问里昂时,曾特地到当地档案馆查阅当年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档案,所以该文所举事例当真实可信。
戴望舒与施蛰存的友谊则是文坛的又一段佳话。他们不仅是浙江老乡,而且是同年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刚开始写诗时并未引起反响,而施蛰存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当时刚创刊,从第一期就隆重推出戴望舒的诗,并在诗集《望舒草》的出版广告词中高度评价望舒的诗:“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主编的身份称赞戴望舒,鼓吹“现代诗”,从而掀起了一场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革命,使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风格完全相反的诗歌,戴望舒的名气也随之大振。与此同时,施蛰存还写信鼓励远在巴黎留学的戴望舒坚持学业。原来戴望舒出国不久,就开始后悔,总想早点回到爱人身边,并写信要施绛年去法国。施蛰存为了让戴望舒学而有成,写信叫他克服困难坚持学习,还劝他不要叫施绛年去法国。因为两人出国的费用是戴望舒及其家庭无法承受的:“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不仅大力支持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和翻译,而且还在国内扮演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个角色。戴望舒给施蛰存的文稿,施蛰存总是非常认真地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然而戴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蛰存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施蛰存有时还会把自己主编《现代》的全部工资都汇给他,并常给他寄去药品,叫他注意身体。在施蛰存的资助下,中国诗坛出现一个现代派诗人,而戴望舒却失去了施绛年的爱情。就在戴望舒去法后,施绛年开始和一个冰箱推销员相爱。为了不给戴望舒添烦恼,施蛰存一直将此事隐瞒,直至他回到上海。
至于郁达夫,作为戴望舒的同乡和著名作家,其与后者的交往也值得一说。
郁达夫曾经是戴望舒青年时代所崇拜的作家,因此当郁达夫在20世纪30年代由上海返回杭州居住后,戴望舒即常借回家探亲之便与郁达夫交往,对此《郁达夫日记》中多有记载。特别是在1936年4月,郁达夫精心营造的“风雨茅庐”完工后,戴望舒和好友施蛰存曾专程前去拜访。郁达夫还写给戴望舒一副对联:夜静星光摇北斗,楼空人语逼天河。
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戴望舒到香港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即约请郁达夫为其主要的撰稿人。而郁达夫也没有辜负朋友的信任,在该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并在经由香港去新加坡时,在香港和戴望舒重逢。战时,老友兼老乡相见,多有感慨,就在乘船离开香港的时候,郁达夫满怀深情地在写给戴望舒的信中说:我这决心去万死投荒的活尸——这是托尔斯泰的一本戏剧,内容和我的事情很相像——不知会不会再回来;我的脚向船舱外的甲板踏了几脚,意思是等于西人电影里的投吻。不过西人是手投的,我却用了脚,这是对故国大地的最后一个亲爱诚挚的表示。
果然,到新加坡后的郁达夫,即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和《繁星》副刊,和戴望舒的《星座》副刊遥相呼应,连名字都有关联,为抗战共同呼喊。最后郁达夫不幸被日本宪兵杀害,而戴望舒也在日军占领香港后被关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后经友人营救方才脱险。然而,因为日军占领香港后没有及时离开,戴望舒日后反被人指责有汉奸嫌疑,所幸这种指责被中共在文学界的领导人制止,他才没有蒙受不白之冤。当然此为后话。
“忽然来不及”
1949年初,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北方。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打算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自己的香港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要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程度。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给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了剂量,结果注射后不久,引发心脏跳动异常。他扑在床上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注射的药剂,所以对于他的死有一种传言,说他是自杀。分析戴望舒当时的心理和思想状况,此说似不可信。不过,他在当时的文学界曾遭受某种不公正的对待,却是事实。1949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戴望舒参加的却是美术代表团,总让人多少感觉有些意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他所遭受的指责,也许文学界内部还是有人对他不够信任吧!
一生命运坎坷的戴望舒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又不幸过早离世,这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残酷的。所幸的是,诗人去世后得到了应有的对待:《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他逝世的消息,有关领导人沈雁冰、胡乔木等参加了全国文联和国际新闻局联合主持的追悼会,其中胡乔木不仅发表了讲话而且当场背诵了好几首戴望舒的诗歌,给在场的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过,最了解戴望舒的还是他的好友卞之琳,他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忽然来不及——对人生我们往往会有此遗憾,卞之琳不愧为诗人,能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感慨。是的,人生一世,谁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来得及哪些来不及,不如发现有值得做的就赶快去做吧。
戴望舒的《雨巷》写的是杭州市区内的大塔儿巷,可今天的大塔儿巷早已没有了当年《雨巷》中那种曲折迷离、朦胧怅惘的美丽,只因它四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而小巷本身则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被缩短和改造了很多,且恐怕早晚会彻底消失。为了纪念我们这位杭州人民的优秀诗人,我们是否能为保留大塔儿巷做点事情呢?倘若真能如此,九泉之下的戴望舒,也许会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且引一首诗人的《古神祠前》中的两节,作为本章的结束,也以此表达我们对诗人的敬意:它飞上去了,这小小的蜉蝣,不,是蝴蝶,它翩翩飞舞,在芦苇间,在红蓼花上;它高升上去了,化作一只云雀,把清音撒到地上……现在它是鹏鸟了。
在浮动的白云间,在苍茫的青天上,它展开翼翅慢慢地,作九万里的翱翔,前生和来世的逍遥游。
它盘旋着,孤独地,在迢遥的云山上,在人间世的边际;长久地,固执到可怜。
终于,绝望地它疾飞回到我心头在那儿忧愁地蛰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