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徘徊于都市与山水之间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子夜》）
读延陵君的《巡回陈列馆》（文载《我们的六月》）以后，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
以下自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啊！”（见《忆》的跋）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您如聪明的，必觉得我的话虽娓娓可听，却还有未尽然者；我其时家于杭州呢。在上海做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尘般的压迫我；而杭州的清暇甜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了。当街灯乍黄时，身在六路圆路的电车上，安得不动“归欤”之思？于是一个手提包，一把破伞，又匆促地搬到三等车厢里去。火车奔腾于夜的原野，喘吁吁地驮着我回家。
（俞平伯《城站》）
这是原籍浙江的几个作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和杭州的描写：一条充满喧嚣和躁动的黄浦江，一个美丽却慵懒的西子湖。显然，一提到上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黄浦江，是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而提到杭州，则他们眼前浮现的是西子湖，是令人们流连忘返的湖光山色。
原因似乎很简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相对于另一个文化中心兼政治中心北京，上海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可能更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看来，上海是天堂——如果你已成名；上海也是地狱——如果你无法出人头地。更确切的说法也许来自一位浙籍作家穆时英：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而杭州，虽号称“人间天堂”，在这些文人眼里却只是一个休闲隐居的胜地，一个被视为上海后花园的城市。中国士大夫所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在民国时代的文人身上，前者就是去上海；而回杭州，则往往是为了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民国时期浙籍文人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往返史，就是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心灵史。这些来往于沪杭之间的文人，这些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才子、浪子和游子，每每把在上海拼搏后的疲惫和绝望、失意和消沉，轻轻放在西子湖畔，然后带着从青山绿水中汲取的灵感和力量，重新回到那喧嚣而富有活力的黄浦江边。而生命，就在这短暂却无尽的旅途中渐渐消逝。且听徐志摩的《沪杭车中》：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也许，对于这些来往于沪杭之间的浙籍文人，时间的流逝更易激起他们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吧。而且，对于那些在事业上失意的文人，倘若想从爱情中得到安慰，则杭州就是最好的可以找到爱情并使爱情成熟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新娘是出身书香门第的黄仲玉，是蔡元培自己的选择。
1918年5月，集诗僧与情僧于一身的苏曼殊去世，年仅35岁。这位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的诗人，曾经为西湖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例如那首《住西湖白云禅院》：“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后来孙中山出资将其葬于西湖的孤山之阴，与其遥遥相对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另一位姓苏的女子——美丽的苏小小的坟墓。诗人若有知，也当感到欣慰吧。
1923年，胡适在杭州邂逅与其二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曹诚英，后者曾在6年前胡适的婚礼上充当伴娘，给胡适以深刻印象。二人在西子湖畔品尝了自由恋爱的甜蜜滋味，被胡适在其日记中形容为“烟霞山月里的神仙生活”。可惜胡适生性胆小，没有与发妻离婚，致使曹诚英一直为其守节，最后感到绝望，才萌生上峨眉山出家的念头。
1928年2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被柳亚子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也是在1928年，一向不怎么喜欢杭州的鲁迅，竟然答应和许广平同去杭州休息数日，算是补度蜜月。这一次杭州游历成为他一生中少有的轻松甜蜜的记忆。
1947年，金庸在杭州邂逅了年仅17岁的杜治芬，两人双双坠入爱河。次年，金庸在南下香港之前，匆匆赶到杭州向杜治芬求婚，杜氏从而成了金庸的第一任太太。
……
大诗人徐志摩，民国时期有一个阶段要经常来往于沪杭之间，两个城市给予他感觉上的巨大反差可以从他以下这段日记中看出：首次在沪杭道上看见黄熟的稻田与错落的村舍在一碧无际的天空下静着，不由的思想上感着一种解放：何妨赤了足，做个乡下人去，我自己想。但这暂时是做不到的，将来也许真有“退隐”的那一天。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
文人到了上海自然要去咖啡馆，但上海对文人的诱惑绝非只有咖啡。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这些现代都市生活必不可少的场所，也是文人经常涉足之处。如“新感觉派”大将施蛰存先生就曾回忆，当年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泡咖啡馆，而当时还有杂志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就是他的丈母家”。对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下的都市摩登男女，穆时英更是十分熟悉，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就是当时上海滩的一位时髦舞女。
而到了杭州，自然是要喝茶。也只有喝茶，才能品出杭州的味道。当然，这里所说的喝茶，最好是在龙井、虎跑或梅家坞那样的地方，泡一杯明前龙井，在湖光山色间消磨半天时光。对此周作人在其名作《喝茶》有极好的描述：“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
自然，杭州最吸引文人的还是西湖美景。1920年初夏，汪静之第一次游览西湖时，便陶醉了。彼时，他和诗友们漫步在苏堤之上，吟哦于桃红柳绿之间。1922年4月4日，他与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一起在西泠印社四照阁成立了“湖畔诗社”。在他们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诗集《湖畔》上，有“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的题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西湖而是在上海滩，恐怕只能写出波德莱尔《恶之花》那样的诗篇了吧。
生活在杭州，就要和杭州人打交道，对此郁达夫的观察和分析很有意思：“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现在的杭州人的特性。这些，虽然是中国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来看去，我总觉得以杭州人为尤甚。所以由外乡人说来，每以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滩上的滑人还要厉害。但其实呢，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俭的杭州人，反以为勤俭是倒霉的事情，是贫困的暴露，是与面子有关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他们游惰过日，摆大少爷的架子。等空壳大少爷的架子学成，父母年老，财产荡尽的时候，这些大少爷们在白天，还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长衫来穿穿，饿着肚皮而高使着牙签；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跪着讨饭，或者扒点东西，倒满不在乎，因为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与面子还是无关，而大少爷的架子却不可不摆。”
鲁迅眼里的杭州与上海
杭州西湖，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美丽妖娆的自然风光，本来就是文人墨客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和师友交往的胜地。作为一个极富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民国时期的杭州西湖实际上承担了多种功能。
首先，作为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西湖的自然风光和当地特有的风俗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茶文化等等，特别有利于文人从事各种创作活动，文学史上很多名作佳篇就是在西子湖畔诞生的。不过，过于秀丽的风光和过于休闲的生活方式，也会使得文人墨客在陶醉之余，容易变得精神懈怠、意志消沉，影响其从事严肃的文化创造活动，更不用说从事更加艰辛的政治变革活动了。当年郁达夫一心想移家杭州，鲁迅善意地予以劝阻，其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化身，西湖所显现出的那种雍容恬淡又美丽妖娆的自然之美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之美，容易使民国时期在杭文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情感上的留恋，即便在其理性上很容易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日趋衰落。对此也可以从他们的创作中找到很多例证。
第三，作为自然景观的西湖，其所蕴含的种种文化意象和历史传说如白蛇传、济公传说和林逋的梅妻鹤子故事等，容易使得那些本就爱好老庄和禅宗思想的文人产生厌世思想，从而萌发归隐避世之意。1923年胡适携其妻妹曹诚英来杭州度假养病，住在西湖之畔的烟霞洞，身处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有佳丽相伴在侧，胡适竟然乐不思蜀，甚至连其推崇的新文学也可以不怎么去关注了。
说到民国文人与上海和杭州的关系，自然少不了要提提鲁迅，不过鲁迅对上海和杭州似乎都没有多少好印象。
从1927年10月3日到上海，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鲁迅在上海整整居住了十年。那么他为何选择定居上海，上海在他眼中又是怎样一个城市呢？通常人们都知道他对上海没有好印象，从其文章中也容易找到很多例证。2007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主办了一个“纪念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单独为一位作家定居一座城市而召开学术会议，并把主题设定为探讨鲁迅选择这座城市的原因。从这样的会议主题可以看出，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文人日常生活如居住环境等因素与其学术、创作的关系。本段以下内容请参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中有关论文。在此次会议上，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认为，上海在鲁迅心目中并不可爱，“鲁迅只是把上海作为暂时落脚的码头，而一时无处可去，上海倒也显现出吸引力”。他指出，鲁迅眼中的上海，城市色调是白中带红，城市的味道是咸咸的海风味。“这白和红，不是绅士的白手套与血色的红酒，而是弥漫全城的白色恐怖和街头偶现的红色标语；至于咸咸的海风味，则是上海深具海的包容和动荡的人文气息。”复旦大学哈九增教授，则把定居上海视作鲁迅的慎重选择：“定居后，他曾多次表达对当时上海政治环境、经济生活和文化氛围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却始终没有迁离上海的打算。鲁迅并不认为上海可爱，却又选择定居在此，是因为这座城市‘别有生气’，能接触到不少进步的文化人士，还有大量进步的青年作家涌现出来。上海可说是从事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最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