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吴宓之性格和思想特征,可以肯定,假如日后面对与王国维同样的状况时,他是能够实现自己的诺言的(吴宓日记中即有多次有关想要自杀的记载)。不过数日之后,在吴宓6月10日的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宓生于此世,值斯巨劫。而所志又如彼,且思热诚奋身以赴之,不肯稍自宽假,不肯丝毫退缩。其前途之黑暗,志与境之不相并容,较王静安先生实远过之。王先生既已殉身,宓欲不死,得乎?虽然,宓有死之心,而不必即行其事。宓当竭力奋斗,以行宓志,鞠躬尽瘁,百折不挠。至筋疲力尽,不能支持之一日;或心灰意丧,弗克振作之时,则从容就死。或老或少,或远或近,迥不计也。宓道力虽浅,然于生死一关业已勘破。不特不视死而畏怯,且不以趋死而虚骄。死之于我,淡焉漠焉。死既非苦,亦非乐。特吾之体力心力志力耗尽之时,则自然归于绝灭而已。
很难说吴宓是否已经看破生死,但陈寅恪给他指出了另外的出路。就是在6月10日,陈寅恪告诉吴宓,如今他们(若不自杀)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为理想而奋斗,而不自以为苦”;一是“抛弃所有理想事业,自寻快乐”。若不肯为后者,则只有勉强选择前者。至于内心与现实的矛盾该如何调节,陈寅恪建议效法曾国藩,“以黄老治心,以申韩治兵”。说说自然容易,真正实行很难。面对当时的局势他们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必要时即辞去教职另谋生活,并相约决不加入任何政党。此后的事情已经不用多说,我们只想追问,他们之后在经历连自杀也已没有意义(任何自杀都会被加以“与人民对抗”的罪名)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当年王国维的自尽?是否会羡慕他至少走得了无牵挂?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说说另一位投水自杀的文人梁巨川(梁济)先生,他的投水自尽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梁巨川是20世纪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父亲,他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混乱,在1918年11月,自己生日前三天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过什么生日!当时,其家人正准备为梁巨川做寿而打扫房间,梁巨川遂以此为借口说去亲戚处借住几天,生日那天会自己回来——其实他已经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不留下遗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就是他告别尘世的时候。临行之前,梁巨川先生与梁漱溟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对话,应当让我们永远铭记:父亲:这世界还会好吗?
儿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然后梁巨川出门而去,不知那一刻,他对他所面对的世界,是留恋还是绝望?记住他投水自尽的那一天吧:1918年11月10日。
对于其自杀原因,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绝笔《敬告世人书》中写下了这样沉痛的文字: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灭亡总有人为之殉生,唯独清亡却无一人以殉。这是道德水准下降的表现,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责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愿意替他们做这件事。关于清朝倾覆之际,清朝官员无人殉清一事,当时以及事后确实引起了很多文人的注意。如郑孝胥就在其日记中特意将一位官员的殉清消息写入日记,后他又注明这是讹传,言语中似乎颇为惋惜。又郑孝胥曾听到一位朋友向他诉说,说当初想死没有死成,如今再想死已经晚了,意思是已经没有意义。郑孝胥回答:既然如此,你就不妨把自己当已死之人看,当做一个游魂不也很快乐么?
我们再看梁济之死,从表面看他是殉清而死,实际上他是殉中国传统文化之衰亡而死,不忍心看到那样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境况发生。自然作为中国人,他也希望民国昌盛。梁巨川请自己的好友千万将这封《敬告世人书》发表在报纸上,以便警醒世人,并再三说明,他并不是简单地殉清,而是不忍看到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的衰亡。难以置信的是他在写遗书时,极为细致地安排好了所有身后的细节,例如交待他的遗体用门板抬回家即可,不要有官派作风;甚至非常周到地提醒说,大柳根一带道路泥泞,请来吊唁的朋友下车步行前往并为此表示歉意。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赴死之际,还会如此地从容和镇定。这和王国维赴死前的言行又是多么地相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巨川和王国维,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良心和勇气。冯友兰先生曾经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下这样沉痛的文字,也完全可以用来解释梁济先生的行为:“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出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主动求死毕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是从容而优雅地赴死。当年那决定投水后的梁济和王国维,在纵身一跃跳入水中的刹那,又会想到些什么?这一切都已不可回答。
关于濒临死亡时人的特殊体验,学术界有许多研究,以下是一个经抢救后生还者有关当时状况的记录:“我感到思维特别清晰,过去的某些生活场景镜头画面似的一一从头脑中迅速闪过。有小时候受奖的镜头,也有结婚时兴奋的镜头,就像生活的‘全景回忆’。”“那时我不害怕,也不痛苦,也不思念亲人,就像情感丧失了一般。”国内外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人描述的濒死体验内容有所差异,但它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且具有广泛的超常内容。研究报告指出,通常这个时候,当事人会对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当亲历者用时间短语来描述它时,都是一幕接着一幕,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移动的,甚至伴随着画面,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也会借此得以重现。难道这就是造物主对走向死亡者的一个奖励?让他们在离开人世的瞬间再最后一次回顾自己的红尘经历,然后毫无遗憾地走向彼岸?
如此看来,无论梁济还是王国维,他们在走向死亡时也许都能露出那“胜利的微笑”了吧。
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页。
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文集?下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
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
刘小枫:《舍勒论负罪之在与信仰之在》,《罪与欠》,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王国维:《致徐乃昌》,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5页。
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
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王国维:《致缪荃孙》,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
王国维:《致汪诒年》,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
王国维:《致许同蔺》,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
王国维:《致汪康年汪诒年》,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
王国维:《致许同蔺》,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页。
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3页。
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4页。
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
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页。
王国维:《致狩野直喜》,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11页。
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52页。
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
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王晓东:《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41页。
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
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99页。
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7页,脚注。
王国维:《致蒋汝藻》,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60页。
王国维:《致唐兰》,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60页。
王国维:《致蒋汝藻》,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62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5页。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4—445页。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448页。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丛论》,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5—1146页。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1、1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