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王国维在溥仪身边做事时，其经济状况还是没有彻底好转，且看1923年8月上旬他致函蒋汝藻一信：兹有恳者，顷接沪上家信，知哈园五月份薪水至此月十三四尚未送至敝寓（本以此月上旬送），拟请托欣木先生代为一询，此款固是交情上事，未便催询。但弟行时已计入预算中，现京寓亦无款可以寄家，故拟托欣木一探，如送薪至六月之说并未改变，则请其早送最好。王国维的措辞十分委婉诚恳，哈园与他的交情也算是多年了，但涉及生计问题也不得不如此催询。王氏将此款计入在沪家庭之日常生活开支，且“京庽亦无款可以寄家”，多少也暗示了此时王国维生活之窘困与艰难。其实，直至王国维任清华研究院期间，即便是每月400元的高薪，也还是要为全家衣食住行操劳。彼时其长子潜明已与罗振玉小女成家，次子高明也已成家立业，但王国维总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尤其希望孩子都入海关、邮政、铁路这些“铁饭碗”的部门。这也说明了王国维多年以来被经济困扰，考虑问题的眼光已经不得不“世俗”起来了。
何处是归宿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长子潜明竟然病逝，这等于逼迫一直悲观的王国维又向死亡走近了一大步！潜明之病缘于“痛泻甚剧”，现在看来应当是急性肠炎。在潜明病逝之后一些时日，王国维痛楚万分，抱怨都是自己之过：“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此段时间王国维一直在料理长子的后事，在致际彪信中提及“去岁（1926年）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可见他经济状况不好，甚至到了借款之地步。更令王国维想不到的是，其长子之死导致他与罗振玉关系破裂，也直接将他引至了投水自尽的结局。
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对贾宝玉下过这样真切的判词：“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鲁迅说宝玉能“看见”，则鲁迅自己也是能“看见”的：不但看见了宝玉的“看见”，而且看见了宝玉“看见”的那许多死亡。且看鲁迅是如何描述他所看见的宝玉“看见”的死亡的：“（贾府）虽煊赫，而……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同上，第231页。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看见”宝玉看见的“死亡”，同时也“看见”那尘世间的“死亡”者并不多，鲁迅的同乡王国维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王国维的“境界”说，知道他的《宋元戏曲史》，知道他的投水结局，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国维一生中究竟“看见”了多少亲人的死亡。请看下面的名单：1880年：王国维年仅4岁，生母凌氏病逝。
1887年：王国维11岁，祖父去世。
1898年：王国维22岁，其长女出生三个月即殇，甚至还未来得及取名。
1906年：王国维父亲乃誉病逝，年刚满60岁，而王国维年仅33岁。
1907年：王国维原配夫人去世，年仅34岁。
1908年：王国维继母叶孺人去世。
1910年：王国维与继室潘氏所生长女明珠殇，年仅半岁。
1921年：5月王国维四女儿通明殇，年仅半岁。
10月罗振玉三子君楚亡，年仅26岁（才华横溢，与王氏感情极笃）。
1923年：4月王国维岳母潘太夫人病逝。
5月王国维侄子阿福病殇。
5月王国维女儿端明殇，年仅9个月。
1924年：王国维长孙女令嘉殇，年仅2岁半。
1925年：王国维另一孙女令臧殇，年仅3岁。
1926年：王国维长子潜明病逝，年仅28岁。
这真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名单。王国维仅仅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五十年，却经历了十五个亲人的死亡，其中包括他五个孩子的夭亡！尽管从其现存的文字中很少看到他对这些早夭子女的悲悯与哀叹，但王国维既然坦言自己是生性敏感且总是充满忧郁之人，则这些子女之殇对其刺激之深之大也便可想而知。根据这个名单，我们可以把王国维对亲人死亡的“看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除其幼年丧母外，从1887年到1910年的十几年间，王国维先后经历了祖父、父亲、妻子、女儿等数位家庭中最重要成员的死亡，这对于尚处青年时代的王国维打击自然极大，直接加深了其本来就十分明显的悲观忧郁气质；一个是从1921年到1926年，短短6年间，王国维竟一连经历了八位亲人的死亡，其所体验的“死亡意识”密度之大和刺激之强烈，恐怕在20世纪中国文人中也极为罕见，这大概亦是刺激他最终走向死亡的因素之一吧。
人们对死亡的体验，是死亡意识得以产生的感性基础。常人很少会有死亡体验，因为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死亡。不过，借助他人的死亡或者借助自己的濒死体验，人类却可以对死亡产生一种经验，活着的人在面对亲友和他人死亡时通过对自己死亡的假设性想象会产生类似的感受。根据上面的统计，王国维的死亡体验已经不是多与少的问题，可以说，死亡体验如同弥天大雾，一直笼罩着王国维的整个人生之旅，使其无法摆脱。没有人愿意经历和体验这样的情感过程，但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旦发生就无法逃避的现实。
值得关注的还有王国维那篇《红楼梦评论》。此文一开头就为人生多忧患劳苦而感叹万分：《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
正如存在主义大师加缪所言，在经历过太多的死亡后，剩下的就只有命运，它的唯一出路就是必然带来的不幸。除了死亡这唯一的命定之物外，一切所谓的快乐或者幸福，都不是自由。世界仍然存在，人也还是自己生命唯一的主人，不过联系他与未来的，只是他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
加缪指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加缪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自杀案例。一个房屋管理人自杀了，人们告诉加缪，因为那人失去女儿已经五年，从那以后他变化很大，正是这事“毁了他”。加缪说：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对如此开始的阶段，社会其实是没有多少责任的。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应该到那里寻找它。这不过是一次死亡游戏，从清醒地面对生存到逃避光明，都应该跟随它、理解它。这样的一个行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沉寂的心灵中酝酿着的，而当事人也不知道。直到最后有一天，他开枪了，他投水了，于是一切暂时归于静寂，但世界照样运行。这个世界过于匆忙，以至于人们很少会关注身边的死亡——某某死了么？死了。那就死了罢。
加缪告诉我们，那些自杀者、那些急于摆脱困境的人，其实都可以看作伟大的思想者，因为甚至连他们当中那些最卑微的人，也曾经到达了人类思想的最边缘之处或者说思想摇摆的最后一个拐弯处——那些极为荒凉干涸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出路，于是决定放弃他们最为宝贵的生命。加缪自然不知道王国维，王国维也不会知道在他之后会有一个加缪。然而，加缪所说的每一句，似乎都是特意说给王国维听的，王氏如果仍在，当引加缪为唯一知音吧。也许是心有灵犀，也许是惺惺相惜，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自杀者和自杀行为的分析和评价，似乎就是写给几十年后的加缪的：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垣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而柳湘莲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于金钏。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如鸳鸯之死，彼故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不然则惜春、紫鹃之事，固亦其所优为者也。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王国维认为解脱之道不存于自杀，为何他还是自杀了？一般的解释是因为王国维自己也没有能够从世俗的痛苦中“走出来”。其实，在上述一段的后面，王国维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即判断一个人解脱与否的标准是看其有无生活之欲，如果已经没有生活之欲，即便因不得已之境遇而自杀，也符合解脱之道；反之，有生活之欲望而出世，其实还是没有获得解脱。于是，王国维的自杀就是可以被解释的了，他在精神上已经从生活之欲中走出，因此一旦遭遇不得已的境遇，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考虑所有可能的解脱之道，当除自杀外没有其他选择时，自杀自然就成了他获得解脱的唯一手段。
权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以及当时文人一般心态时特别注意到一些特别的例子，例如那些对当时席卷一切之激进主义潮流感到忧心忡忡者，其中一个就是王国维：“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阅历使他认为，有很多人对民族强盛和政治救亡学说只是一知半解，他对这些论调不以为然。他觉察到，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不同于特殊情况下的生活苦难，当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之后，他发现他的这种彻悟得到了来自西方的确证。很明显，尼采和实证主义使他最终坚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终究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能使人从生活的痛苦中解脱。此后，他终于以从事哲学化的文学批评（如他对《红楼梦》的解释）来聊慰心怀。他把希望寄托在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中，致力把清朝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融为一体。”确实，王国维对社会的变化是敏感的，不能说他是不问世事之人，因为在与罗振玉的书信往来中他们不止一次讨论过时局问题，但大都以深切的忧虑作结，似乎看不出时局之发展会有什么好的出路：俄、德过激党事，英、法俱有戒心，恐日本亦未必不然，然至今不闻诸国有翦除之计。乙老谓威尔逊恐有与德过激党有密约，故不能致讨，理或有之。然对此种人食言而肥有何不可？德利用之以倾俄，终受其祸，乃甘蹈其覆辙而不悟耶！长此以往，则全世界将受其祸。前日致凤老一书言之，次日又作一函致同乡之某说以利害事，恐未必有效，如此则大祸不远矣。魏人（即倭人，原书注）之中恐怀此主义者甚多，中国报纸亦复阴赞其说，我生不辰，如何如何！（1917年末，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
观法总理之被刺，则前致敬仲书之所虑将不幸而中，彼昏不知，即令知之防之，亦正无益，世无神禹，岂能抑洪水之祸耶！智虑短浅，人才乏绝，恐各国皆然，《诗》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沦胥”之语，似为我辈设。
……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919年3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
中国文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在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中，可以找到极好的例证。可是，他们除了发些“清议”，还能做些什么？往往文人一旦介入政治，马上就糊涂得不可收拾，“老实得象一块木头”（鲁迅语）的王国维如此，一向被视为精明练达的罗振玉也是如此。
在《人间词话》第25则中，王国维特意分辨了诗人的两种表达，即“忧生”与“忧世”：“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