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叙述都反映出王国维对西医的信任。而在民国初年，西医属于刚引进之技术，并没有在社会上被普遍接受。但王国维与家人患病一般都请西医治疗，这点倒是可以看出王国维是个十分“西化”的学者，思维亦不僵化刻板。
王国维生性敏感，所以家人患病，也给他平添很多烦恼。1917年末王夫人因产子后身体过劳而患下牙痛病，就令王国维很长时间心神不宁：内人产后一月，患牙痛，服熟地、石膏过多（维初知服一、二剂，后乃知服石膏至百数十剂）。后则牙痛牵连头部，面部颇似神经痛。林洞省以为血浊，服其药，亦无甚效。近又屡发，服洋参，颇有效，发时身冷，且有时头与唇部麻木，觉头大唇厚，恐是神经痛，愈时则起居如常。（1917年12月21日）
内人之头牙痛，据医生林洞省云系有数虫齿为祟，一切神经及温度变化悉由此起，须俟不痛后拔去病齿可以无事。其言有理，尚非神经痛，此殊可喜也。（1917年12月25日）以上皆引自《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此次王夫人之头牙痛持续将近三个月，因涉及神经，罗振玉回函建议务须谨慎，尽可能不要拔牙。此后罗氏详问过日本的木村医生，木村意为三叉神经痛。此时的王国维本就身心俱惫，不料其夫人之牙痛病竟又牵连出他的胃病：前因家人多病不发，近又小发，每晚恶寒，确系由牙痛兼触胃病而然。前此虽有似神经之处，如头部上唇有时麻木，然其痛本右鄂上齿引起，渐牵动耳际上及头部，而发时肩颈二部大血管均不适，可证是充血而非神经矣。（1918年1月11日）
嫂夫人复诊，非肺炎，家人欢慰，但果系神经衰弱与偻麻窒斯二病，则毫无关系于性命，真善于浴温泉处暖地，否则须久延时局。……神经衰弱病以静养为宜，弟意此病殆得于诸郎之病时，卒然得之，似不难速愈（痛风春和自愈），请放心为荷。（1918年1月26日）
内人之疾承府上垂念，甚感。现服佐佐木药已十日，小寒已不复作，身体疼痛亦愈，胃亦渐佳，不久当可全愈，尚拟往复一次。此病殆为痛风为主，而身体因之衰弱，主病既去，恢复自易矣。（1918年1月28日）以上皆引自《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此间两位一流大学者的书信往来，竟然大多围绕着王夫人之病！只因平日家里很多琐细家务都由王夫人掌管，而王夫人刚产一子又需要哺乳照顾，哺乳之事“医生本谓不宜，而乳汁亦自缺乏之至”，所以只得让冯友之妻替代，再加上此段时间几个孩子均患病发热，家中琐细事务都得由王国维一人照应，治学之事只得搁置一边，也难怪他会感叹“无一事可作，至为闷损”“百事俱废”！
徘徊于学术与世俗之间
先看一个细节：王国维赴颐和园自沉的那天，向同事借了五元纸币以备坐车之用，可见平日里他要么没有带钱的习惯，要么那时的王国维经济拮据。关于学术与世俗的关系问题，其实早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已经意识到文学功利性的一面，并认为“餔餟的文学，绝非文学也”。然而，事实上特别是在中年以后，他在看到社会发展大趋势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在日本治学四年回国后，王国维曾致函罗振玉抒发生存之感慨：吾辈此数年中作理想上之生活，一入社会便到处扞格，然如某君亦社会中所仅见者，其学校亦奇甚，且所延教习月脩三十五元以下，又须住堂食素，人苟在下中以上，谁肯应之！其程度亦可知矣。
此时王国维已是四十不惑之年，正在打理迁屋之事，更要为儿子做读书等打算：“小儿等读书拟令入青年会，学费每年六十余元，午膳三元，若住堂则年需一百六七十元。”同上，第53页。可以说王氏尽管很想潜心治学，却实在无法摆脱家务繁琐之事。然而，王国维终究一介书生，成不了像罗振玉那样精明的儒商。1916年从日本回国的王国维看着周围朋友一个个都下了海，便也有了投资的念头。他在8月10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道：维之商务股单已售出，并今年利，约近成数。本拟暂存银行，而出入均须改算银数，吃亏殊甚，因思购书画数件，以作将来预备，而苦于眼力，未敢出手。……此款公如有用处，则可行暂用，如将来尊驾抵沪则为代购书画，此校自购为稳当也。
信中所及之“商务股单”在1917年末也曾被提及（1917年12月25日，王国维致函罗氏言及乙老开年要嫁一侄女，欲将商务股单出售，“得此款，足以过去矣”），可见王氏曾将买股票作为一种投资。且宁愿经商也不愿“暂存银行”，说明王氏也不无经济头脑，只是欠缺经商之“眼力”。而王国维拟以此款做书画交易，应当是长期帮忙罗氏投资之后而有的打算。之后，罗振玉回函为王氏分析投资之道，信中是这样说的：公商务股票已售出，甚善，欲以此资购书画，为异日之地，亦至善。……弟意购书画，须购有价值之品（比弟数十年来之经验），其廉者终不可期，其精善若培老之唐卷，亦十年间不可遇一二者耳。……佳品往往不忍售，此亦吾人一痴性，愿公暂捐此意，展转营运二三次后，即可以所赢之款充营运之用，其本金可收回，以后再有佳品，可以酌留以自娱矣。……缘以购画为后备，不能急切，俟用时方谋售也。
在此信中罗氏将经营之道告知王氏，可以说是王氏从商经营之指导者。也正是这段时间，王国维自言“近成绩不佳”，想必是心思被日常世俗之事物扰乱之故。期间（1916年9月16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信中作有一诗耐人寻味，诗如下：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颠倒作寒温。
人喧小港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门。
迥野蟪蛄多切响，高楼腐草有游魂。
眼前凡楚存亡意，待与蒙庄子细论。此诗传至罗振玉手中，罗氏回信言：“‘蟪蛄腐草’句，读之且哭且叹。”尽管王国维在回信中谈到此诗有感政界之意，但是无论如何也排斥不去他胸中的无奈和感伤！这无奈中大概正有世俗与理想二者矛盾之感慨！
王国维的日常生活大多依靠罗振玉的资助，甚至除购置书画等事务外，一些赚钱的文字工作都得之于罗振玉的帮助。10月1日，关于其生活费用的问题，罗振玉即致函王国维：公之生活费，请不必虑及，弟昨函询公在沪用费者，即为此也。以后用度，以今年为比例，则千八百元足也，此款在书画盈余内，足可得之。……公在沪，以长年之日力，研究所愿修之学术，弟之所甚望也。罗振玉远在日本，且年岁已大，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愈来愈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日，在信中感叹：“弟三十年以前，日日在病中，然未尝一日辍业，今小病即废读，吾哀叹也。”因此，罗振玉将很大的希望都寄托在王国维身上，十分赏识和器重王国维。罗振玉曾经坦言：“有书言沪上无可共语，精神亦不能服，此言诚然。弟一年以来，亦同此苦。所谓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者，此亦安可长久如是哉！故深盼公能来此，为白头之邻，二千之岁费，甚易致也。”罗氏为王氏生计悉心谋虑，王国维自然十分感激。10月3日王国维在回函中如此写道：前后二函，承询沪上用费，并代筹明年之计，此非言语所能谢。今年用费，虽不必定及所入之数，然以有此馆之故，故恐亦适如其数。盖食住零用等项目虽不过百元左右，而不虞之费与衣服器用亦颇不赀，故上半年仅余百元，至付下半年学费而尽。又以外甥赴美留学，助费六十元，故下半年如有所余，亦只得明春学费。全年购书亦无多，只四五十元而已。明年若无馆，自可稍省，学费如不增加，大约千五百元已足。
罗继祖在此信最后按：“公（即罗振玉）为王先生筹全家生计，为人谋可谓忠矣，王先生感谢不遑。后得解决，故公谋未用。”此时罗振玉依旧在日本治学，多次致函并邀请王国维来日本做“寓公”。王国维当然愿意，但是如果要举家漂洋过海迁至日本恐怕有难度，因此，他在10月14日回信中与罗振玉商量将来之长计：公函中言再往东作寓公之说，维所极愿。若全眷浮海，恐不能行。现维拟二种办法，一归海宁，一仍住上海。若归海宁，则以大儿入青年会寄宿舍，年费二百余元，次儿或送嘉兴，则所费不多。若全家用度则月五六十元，岁费约千元左右，比之寓沪可省三分之一。维则每年往东一次，与公同行，暂则住一月，久则数月亦可，每年研究均以家所有书为根本，而至东则参考诸书以成之，此最为妥办法。若寓沪则所需较多，一年或需两度赴东，而所驻之期均不能过久，好在今年决不能作归计，尚可从容定计也。
是回海宁老家还是仍住上海，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原本不该是问题，但是经济上的窘迫使得王国维不能不慎重。若是不必整日为支持家庭担忧，无需因油盐酱醋而心乱，王国维应能在学术上更有成就。学者与普通人一样，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现代性比较发达的国家，日常交往关系日益被经济关系、金钱关系所渗透；在前现代国家，日常交往关系主要被等级关系、权利关系所支配。”可以说在王国维的时代，经济关系或是金钱关系已逐渐渗透进人际交往之中。王国维的生活圈子并不狭窄，应该说交往圈中大致为上层文人和社会名流。王氏早年被介绍进入《时务报》馆，后在“哈园”任教多年，之后接受北京大学邀请担任“通讯导师”，最后又被清华研究院聘任为导师，如此受人瞩目的地位该是令人羡慕的。与王氏所交往的都是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在当时极为有名的人物，经济上与之往来的如蒋榖孙、罗振玉、哈同夫妇等人也都是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物。然而如此“显赫”的交际圈中，唯独王国维既没有参与政界的权利欲求，经济状况也只能算是温饱小康而已，两面皆不适的境遇令王国维陷入了困境。
且看王国维1918年2月8日致罗振玉信中的一声感慨：“此二月仅校得《方言》一书，他无可数。”王氏心绪低迷以至对此间治学成绩自觉不满，再者“今年杂志停办，转觉空无所事”，而家人患病、物价昂贵等内容逐渐占据其书信的大部分篇幅。在2月5日致函罗振玉信中他就曾这样发牢骚道：近来物价日贵，人口益增，去岁所入仅能勉敷所出，而冬间因内人等患病，将前年预备之不动费，尽行用罄，今月遂有不能不借债。
物价之贵是在书信往来中王国维时常提及的，在3月14日致函罗振玉信中他又说：“此间米价已每日八元有半，若更遇战局，又入粮食同盟，则不知贵至何底。”到1920年6月，米价更是愈涨愈烈，“南方米贵至每石十元，想北方早在十元以外”。这几年，王国维频频致函罗振玉“诉苦”：“今年在此，亦不甚外出，用钱至慎。”同上。这“用钱”二字竟出自对中国文化有大贡献的王国维之口，不禁让人痛惜！好在深切惦记王国维的罗振玉，在接到手书之后立马回函慰问他：公在沪所入不敷，甚以为念。此间帐上尚存一千五百余元东币，寄沪用甚不合算，然较生利为便宜，前席款中除付陈清泉八百五十元外，尚存三千一百五十元，公如需用，祈在此内动用为荷，弟赴沪再携补苴。此刻该款无用也（乃拟携北振用）。1920年1月23日，44岁的王国维给长子潜明去了一封家信，信中道及家庭经济情况：家中用度本可稍省，而汝三弟赴镇治装等共六十余元，又高明衣服亦须略须预备，故此数月用度仍多。幸浙江通志局送八十元，故得还汝岳五十元，已交季英矣。年底略可敷衍，然须透用正月中薪数十元耳。
此时王家已是将近十口人之大户，所有开支还是只靠王国维一人支持。1920年，王国维已经在“哈园”担任编辑许久，月薪为150元，之后转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收入当会增加，但是家中“数月用度仍多”，不仅积蓄全无，甚至过年也只能提前预支“敷衍”过去。
好在不久之后，王国维要奉溥仪之“旨”上京，这对于“忠清”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一个好消息，试想清朝遗老能够奉“旨”入朝且充任“南书房行走”，荣耀之感无可言语。并且令王氏欣喜的是，溥仪还能按月分发王国维“五品俸”，如此王国维的俸禄已经不低于后来任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月薪四百元”了。只是入朝充任文职之后，王国维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宫内”，而治学方面则相对欠缺。1923年7月29日在信中他也略带抱怨地自言：“现定每六日入内一次，他无所事，故往往有三日不出者，然却不见有甚成绩也。”在此之前，他也曾在致唐兰的信中流露一丝不快：“弟北上在下月上旬，现在书籍行装尚未整理，应酬尤为频繁，不敢有劳玉趾，因恐无畅谈学问之暇也。”尽管学术事务暂时耽搁，但实际上王国维还是乐此不疲，那是出于他对于清朝的一份忠诚。中国之文人大多以“为君师”而自得，王国维也逃不脱这般命运，因此他不仅郑重其事地为上京“接旨”“入值”忙碌，甚至因为进京“衣冠必须备冬日，（入）值须貂服”而张罗奔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