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收藏大家张葱玉简论
——读《张葱玉日记·诗稿》
历史的叙事与文化的现象，有时会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存在。回顾海派收藏的鼎盛期与海派收藏大家群体的崛起，恰是在1938年前后的上海“孤岛”时期。以往人们对此并没有给予过多的研究与关注，以致该段史实几乎为人所遗忘。
应当感谢张葱玉先生，这位中国20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之一（另外五位是庞莱臣、吴湖帆、张大千、张伯驹、王季迁），为我们留下了一本《张葱玉日记·诗稿》（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7月），系张自1938年至1941年的日记及诗稿合集。尤为精彩的是其日记部分，以相当真实细腻而又简要精微的笔墨，原汁原味地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收藏传奇。
张葱玉（1915—1963），字珩、希逸，浙江南浔人。其出身于南浔巨商之家，他自幼聪慧，喜好艺事，能书善画，亦常向庞莱臣、刘承干请教。其堂叔是有“民国奇人”之称的张静江，另一位堂叔是以“适园藏书”和建成“嘉业堂”声振文博界的张石铭。其父张仲萍亦是书画收藏家及版本目录家。张葱玉18岁时就继承了200万的家产。1934年，他年仅19岁就受聘为北平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可见其成名之早。1938年他居住的上海，已是一个国际化开放型城市，十里洋场中西交融的社会场景，东方华都海纳百川的文化形态，令这位才华横溢、沉湎艺术而又手握巨资、结交名流的一代收藏大家左右逢源，使他在文物鉴赏甄别及艺术品评收藏等方面如鱼得水。
海派收藏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1860年前后；第二次高潮即鼎盛期是在1938年前后；第三次高潮则是在1949年前后。《张葱玉日记》收录了其1938年1月至1941年12月的多篇日记，张葱玉的主要藏品亦收于这四年，并由此奠定了他在藏界的地位。历史的因缘际会有时就是如此带有戏剧性与传奇性，张葱玉却与此不期而遇，躬逢其时，在这个海上文博收藏的大舞台上，搞得风生水起。
一、对国宝级珍品的考辨与收藏
《张葱玉日记》弥足珍贵之处就是对海派收藏第二次高潮做了真实的记录。该日记的重头，特别是对书画的鉴赏甄别、考证厘定、评析论说，是相当丰富精当而独到睿智的。他能从笔性、墨彩、设色、神态、气韵、断代、材质及出版等方面辨别真伪、识断精芜及去伪存真。如1938年2月23日载：“夜归，借榖生所藏倪云林《绿水园图》来细阅。此本予故物，以有疑，故去之。水墨中幅，竹石古木有致，惜笔墨浮弱，断为明人笔。”1938年10月4日载：“访徐邦达，出示近得诸品。中王蒙一轴，上慎轩、高峘二题，耿氏物也。元李黼诗卷，后明初诸家题凡三十余家。黼书迹罕睹，此过云楼旧所藏物。南田水墨写生一册，精美可喜；中游鱼一帧，尤属墨彩，神态如生，真神品也。”
凭借着巨大的财力、精深的造诣、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目光，年仅23岁的张葱玉已跻身一流的海派收藏家行列，尽管他的年纪比庞莱臣、吴湖帆、张大千等要小一大截，但在上世纪30年代他已与庞、吴、张等齐名。当时他在上海寓所珍藏文物书画的“韫辉斋”和庞莱臣的“虚斋”、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张大千的“大风堂”共同组成了海派收藏的“四大名斋”。其最高级别的收藏品有唐周昉的《戏婴图》、张萱的《唐后行从图》、颜真卿的《竹山堂联句》、宋易元吉的《獐猴图》、元钱选的《梨花鸠鸟图》、倪瓒的《虞山林壑图》、王蒙的《惠麓小隐图》、李珩的《墨竹图》等。著名学者、作家郑振铎曾为其编定宣纸精印、装帧考究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
上述这些国宝级的书画珍品大都在张葱玉日记中有所记载，殊为难得。如1938年5月5日载：“尹默斋中观高阳李氏（李石曾）所藏颜鲁公草书《刘中使帖》，碧笺本，（八）行，墨气沉郁，的是上品……余收鲁公《竹山联句》册子，楷书如拳……惟故宫所藏《祭侄稿》，当出此上。予年来屡见鲁公神迹，又何幸也。”1939年9月14日载，“伯韬同叔重来，携张萱《唐后行从图》见示。人物凡二十七人，大设色，竹树用墨，真古画也。欲以易予周昉《戏婴图》，未之许也”。同年3月6日载：“访子诒，观东坡《与谢师民（应为谢民师）札》，小行楷二百字，精整遒丽，真迹也。”另外如黄公望、仇英、文征明、董其昌、王石谷、石涛、沈石田等人的书画也时常品鉴，可见当时海上文博界藏品之精。而被收藏界誉为“只眼别具”的张葱玉正是以其特有的丹青认知和高超的笔墨感悟藏购历代遗珍。如他反复提及的唐张萱的《唐后行从图》，系绢本设色，因年代久远，绢已糜坏不清，不少收藏家对此画存疑，他则从绢质、笔性、设色、用墨、构图上综合考察后，在欲以唐周昉的《戏婴图》交换不成的情况下，以重金购之，成为镇斋之宝。为此，郑振铎评其谓：“葱玉为吴兴望族，袭适园旧藏，而十余季来，所搜集者尤为精绝，自唐张萱《唐后行从图》以下，历朝剧迹，无虑数十百轴。皆铭心绝品也，元人宝绘尤称大宗，至明清之作，亦抉择至慎，只眼别具。”（《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序》）
二、海派收藏大家群体的崛起
随着海派收藏鼎盛期的到来，相应地崛起了一个海派收藏大家的精英群体。正是这个大家群体的存在、作用与贡献，使海派收藏在20世纪的中国收藏界独领风骚，并书写了近代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
张葱玉日记的记载，向我们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收藏大家群体的业界状态，他们不唯利是图，不谋取暴利，不强取豪夺而是雅兴结谊、联袂鉴赏、友情交换、文明购藏。这些日记凸显了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华夏艺苑中的珍宝，体现出了真正的收藏文化精神。当时的这个海派收藏家群体可谓阵容强大、人才荟萃，老中青三代云集，既有如庞莱臣、狄平子、费子诒、蒋榖孙等这样老一辈的收藏家，也有如吴湖帆、魏廷荣、许姬传、徐伯韬、刘海粟等这样的中年收藏家，亦有如张葱玉、王季迁、徐俊卿、徐邦达等这样的青年收藏家。而作为六大收藏家中唯一的京派收藏家张伯驹，其时也是青年收藏家，与海派收藏家中的不少人交谊深厚，与张葱玉更是意趣相投，时常来上海相聚，算得上是海派收藏的亲密盟友。
张葱玉在日记中所载的与海派收藏家群体间的交往，主要是购藏书画、鉴赏品评、交流心得等。历代收藏界都颇推重三力，即眼力、财力、魄力。作为一流收藏家的张葱玉不仅具有这三力，而且在功力上更是为人所推崇。从年龄上来考量，更见其天才早熟。1938年他23岁，其时庞莱臣已74岁，吴湖帆44岁，张大千39岁，王季迁31岁，可见在海派收藏五大家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但其影响与地位、造诣与藏品已令海内外瞩目。因此，他当时购藏的文物书画，均是顶级的，否则难入其法眼。如1939年11月17日载：“友庆为予作缘，以四千伍百元得欧阳文忠《灼艾帖》。”1941年4月10日载：“赵子昂《光福寿记》卷，又《圣教序》卷二万元。”同年7月4日载：“偕榖孙至汲古阁，购仇十洲《北湖图》卷、沈石田《京江送春图》，计用值三万元。”从欧阳文忠的《灼艾帖》到赵子昂的《光福寿记》、《圣教序》，从仇十洲的《北湖图》到沈石田的《京江送春图》等，均是传世名品，耗资数万，的确是收藏家中的大手笔。
张葱玉为人友善大度，性格率真豪爽，处世豁达宽容，因而与海派收藏家精英群体中的成员关系融洽而和谐。张葱玉的日记也佐证了整个海派收藏家群体的活力与实力、能力及影响力，展示了这个群体的高端性和领军性，这真是一个令人缅怀而又仰慕的精英群体。张葱玉与吴湖帆、蒋榖孙、李祖夔、许姬传、张大千、王季迁、沈尹默、刘海粟、徐邦达、张伯驹等关系尤为亲密，时常过往，颇为知己。如1938年2月23日载：“下午，访榖孙于安乐坊，王季迁偕孔达亦至，小谈即去。余与榖孙同赴林四寓处，约渠茶叙于飞达。泽丞及鼎士皆至，至七时始散。”1939年5月28日载：“访海粟，观其新购烟客晚岁设色山水帧。烟客设色甚罕，予昔有一轴，原是墨笔加色，售与莱翁矣。”1939年11月5日载：“祖韩，祖夔昆仲见过，并大千同来，留午膳。饭后阅画，纵谈之久。大千新自川中来，不欲多酬应，故未邀一人为陪。”同年11月14日载：“张伯驹自平来，诒馔款之，邀大千、子深、靖侯、建训、和庵、祖莱、秋君兄妹集木雁斋看画。子深以诊务未至，余畅谈至午夜始散。”从中可见张葱玉与海派收藏大家群体亲密无间的友情，或设宴招饮，或茶叙小聚，或相约赏画，或共同品鉴，或互通信息等，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海派收藏的繁荣与发展，并将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业界水准。
三、注重自身的学养及爱国情怀
作为海派收藏大家群体中的一员，张葱玉颇注重自身的艺术实践和文化修炼，研史习经、披阅专著、读吟诗文及临碑习帖等，均是他的必修课。为此他有深厚的学养与扎实的根基，具备了完善而多元的智能结构和知识储备。如1938年2月2日载：“灯下临《群玉帖》。”同年5月25日载：“检杜公部诗读之尽一卷，日间颇具诗兴故耳。”1939年2月18日载：“戊寅除夕。是晚吃年夜饭，饭后偕湄、微至雪乐。归已二时许，复临池作书，写《苕溪诗》一过，此予每年例也。”同年6月29日载：“读《书画书录解题》，此书余越园先生所撰，议论详博，真不及也，”1940年1月3日载：“读东坡诗二卷。”1941年1月12日载：“夜阅《洛阳伽蓝记》。”从中可见，张葱玉是保持了相当的文化阅读量及相关的专业著作研究面，从而获取丰富的历史信息和藏鉴知识。他对书法的临习也颇为自觉而勤奋，即使在大年三十也挥毫不缀，并每年以临池来辞旧迎新。也正因如此，张葱玉的书法格高韵清而气息儒雅，线条稳健遒劲、丰逸洒脱，结构自然率真、疏密自如，气势郁勃朴茂、畅达俊丽，为书画界所重。
张葱玉日记所记载的1938年至1941年，正是特殊的“孤岛”时期，面对日寇入侵，张葱玉展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每到“国难日”，他都自觉纪念，不忘国耻。如1938年7月7日载：“甚热。今日为抗日战争一年纪念，茹素一日。”“茹素”即吃素，以祭国难，凭吊英烈。1939年8月13日载：“终日未出，盖因‘八一三’二周年纪念也。”“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抵抗，张葱玉以“闭户”纪念。1941年12月8日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张葱玉以悲愤的笔调写道：“今日英美二国对日宣战，太平洋火药库已爆发矣。日军进驻租界之顷，一时人民大乱，但旋即恢复。银行存款限制，一如八一三后故事。”“孤岛”沦陷后，张葱玉还冒着风险，资助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2月23日载：“金华来，代振铎借款三千元。”郑振铎其时正在上海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抗日组织，并创办了《救亡日报》。当时的“三千元”乃是一笔巨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葱玉应老友，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之邀于1950年10月赴京，担任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张葱玉为首，谢稚柳、韩慎先组成的三人专家鉴定组，对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地博物馆所藏的数万件书画进行筛选，精心挑选出不少险被遗弃的历代书画名迹，并认真剔除了那些赝品伪作，从而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