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提一下，自从回到俄国以后，到了冬天，我还仍然穿那件在德累斯顿穿的灰色羊皮大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我穿得那么单薄，感到十分担心，预言我会得严重的感冒，导致不良的后果。当然，这件大衣抵挡不住十二月和正月的严寒，在大冷天，我就不得不在大衣外面披上厚厚的围巾，这使我的外貌挺不招人喜欢。但是在回国以后的头几年，我们主要只能考虑如何偿还那些使我们苦恼的债务，因而关于保暖的皮大衣问题，虽然每年春季都提出过，但始终不能获得顺利的解决。最后，在1876年底，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性，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件无关紧要的家务事是如何关心。他知道我舍不得花钱购置衣装，就决定亲自办这件事：他把我领到泽泽林的皮货商店（即今之梅尔坚斯皮货商店，那儿总是在夏天把皮大衣保存好），要求掌柜的“认认真真地”给我们挑选做大衣用的狐狸皮和做领子用的貂皮。掌柜的（我丈夫的才能的崇拜者）拿出了整整一大堆狐狸皮，指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结果按规定的价格（一百卢布）挑选了一块挺不错的皮子。用差不多同样的价格买下的貂皮领子也很出色。他们那儿还有黑缎子的样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仔细地观察了缎子的光泽、颜色和结实的程度。当谈话涉及式样的时候（斗篷刚开始流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看看新式样，随即对这种“奇装异服”表示异议。掌柜的开玩笑说，这种斗篷是一个想摆脱自己妻子的裁缝想出来的，这时候，我的丈夫声明道：“我根本就不想摆脱自己的妻子，因此，请您按照老式样，给她做一件有袖子的大衣！”
我看到丈夫对定制有袖子的大衣很感兴趣，就不坚持要做斗篷了。过了两星期，大衣送来，我把它穿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满意地说：“哦，你现在完全像个莫斯科河南岸区的商人太太，我现在不用担心你着凉了。”
然而，就是这件经过多年的期待、花费了不少心思“置办起来”的大衣却被人偷走了。
这事情发生在大白天，大约十分钟之内。我从外面回来，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起床，并且问起过我，我就马上急匆匆地跑到书房里去找他，将大衣留在前室的衣架上，而往常我是把它拿到自己房间里的。我跟丈夫谈了几句，便回到前室，但是衣架上的大衣已经不见了。全家随即乱成一团；两个在厨房里的使女说，她们没有见到任何人。看看那扇通楼梯的门，——没有上锁。显然，那个帮我脱大衣的使女忘记把门锁上，窃贼就此钻了空子。
大衣丢失一事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难受，特别是寒冷的天气还有整整两个月。我呢，陷于束手无策的苦境，“急得跳脚”，责骂使女们，朝自己发火，怪自己不该把大衣留在前室。我们把管院子的人叫来，他把失窃一事报告了警察局。傍晚来了个警官，他盘问了使女，随后建议我亲自前往侦缉处，要求他们仔细进行调查。
翌日早晨，我前往侦缉处。由于我们家在文学界的名声，我马上就获得一个负责官吏的接见。（我丈夫在世时，我们家的姓氏始终给官方机关留下一定的印象：“文学家，大概在报上经常发表作品！”）
那个官吏仔细地听完我的话，就问，谁是我怀疑的对象。
我表明，我信任我的使女们，她们俩是我从旧鲁萨带来的，在我们家干了三年活，我没有发现她们有什么不良的行为。我也不怀疑任何其他的人。
“请告诉我，经常到你们家来的有些什么人？”官吏问。
“我们的亲友，还有书店里来取书和杂志[8]的信差。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总要经过厨房，可昨天没人来过。”
“那么，你们那儿经常有乞讨的人，也就是叫花子上门吗？”
“经常有，而且人数不少。我得告诉您，我的丈夫是个心地非凡善良的人，如果有谁要他施舍，他是不忍拒绝的，当然，他得量力而行。间或有人在我们住房的大门附近向他乞讨，而他身边没带零钱，他就把乞丐带到家里，然后把钱给他们。后来这些人看到钉在门上的小木板，知道了我丈夫的姓名，就开始主动上门，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然，出去见他们的是我；他们向我诉说自己的灾难，我就给他们三四十个戈比。虽然我们不是有钱人，但是这样的帮助总是能够给予的。”
“偷窃你们东西的正是某个这样的乞讨者，”官吏说。
“我不这样想，请允许我为那些穷人辩护，”我说，“虽然他们叫人厌烦，耗费我不少时间，但是我不相信他们是贼：他们的样儿太不幸，太可怜了。”
“那么让我们来瞧瞧再说，”官吏说，“伊万诺夫，把相册拿来。”
助手拿来一本厚厚的相册，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请看一看吧，”他建议说，“也许会找到您熟悉的面孔。”
我怀着好奇心着手翻阅，在第三页上见到了一张我非常熟悉的人的脸。
“天哪！”我叫了起来。“这个人很面熟。他常到我们家来。这个也常来，还有这个，”我一面翻着相册，一面重复说。在每张我的“熟人”的相片下面都有着文字说明：“惯窃”，在另一个人的相片下面则写着：“持枪的撬窃犯”。
我大为震惊：那些经常到我们家来、我往往单独与之交谈的人竟是窃贼，甚至是杀人犯，他们不仅有可能抢劫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而且有可能把我们杀死，使我们一家遭到惨祸。我吓得背上一阵阵发冷，头脑里出现了可怕的想法：那些人会继续到我们家来，我们将来难保不会遭到致命的危险。即使我们今后拒绝帮助他们，我们也会因此激怒他们，从而招致灾难。
我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心情十分沮丧。
“很遗憾，”我开口说，“我丈夫没有看到我和他都认识的人的相片，他大概不会相信他们是贼。”
“那您就把你们认识的人的相片取下来，反正我们有双份。它们对您有这样的用处：如果他们之中有谁找上门来，那您就说，您已去过侦缉处，那儿的人把他们的照片给了您；请相信，这些家伙将把这个消息相互转告，那么，他们就会整整一年不上你们家的门。”
我很少收到像这个收藏品那样使我喜悦的礼物，直到如今，我还将它保存着。殷勤的官吏在跟我道别时答应派一名富有经验的侦探到我那儿去，他可能会找到我失窃的东西，特别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这个窃贼应该到哪一伙坏蛋中去找。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这些有着如此独特说明的相片，也跟我一样感到震惊。他清楚地认出了几个人的面孔，他常常在傍晚散步之际碰到他们在奥尔登堡斯基亲王彼得·格奥尔吉耶维奇·奥尔登堡斯基亲王（1812—1881），彼得堡教养机构的监督官。的医院大门口向行人们乞讨，说他们的侄子或孩子死在儿童医院里，眼前需要钱把孩子埋葬。他们也经常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出这样的请求，而他呢，虽然知道他们乞讨的理由是胡编乱造的，但是却从来也不拒绝帮助他们。
侦缉处给我的这些相片确实对我有用。应该说，在我们失窃以后的第一个月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要求施舍。以后，来了最纠缠不休的乞丐中的一个，此人两年前到过我们这儿，我给了他一些零钱，帮助他不仅埋葬了病故的母亲，而且还埋葬了几个姑母。这一次他来请求我给他点钱替他一个害病的姑母买药。我为了自卫起见，把卢克里娅（一个长得高大的姑娘）从厨房里叫出来，向她要了三十戈比，她把这些钱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对这个“惯窃”说：“听着，把这三十戈比拿去，我请求您，以后不要再上我们家来了。不久以前，有人偷走了我的一件大衣：为了这件事，我到侦缉处去过，他们给了我几张‘惯窃’的照片，还说，以后要是有人到我那儿来乞讨，我都得向警察局报告。不知道什么缘故，您的照片也在其中。您想瞧瞧吗？”
“不，您不用费心啦，”那乞丐说，转瞬间就不见了，连放在桌上给他的钱也没拿。显然，他把有关照片的事告诉了同伙，自此以后，有很长时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来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没有再把他们从街上带来；要是他身边没有零钱，他就叫乞丐等在大门口，回家以后叫女仆把钱拿下去。
第二天，侦缉处答应指派的侦探来了，他硬要我把发生的事件，连同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从头至尾叙述一遍，并且带着神秘莫测的样儿，追根究底地询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这时候，我向这个侦探提了个问题：失窃的东西是否能找到？他回答说：“这个嘛，太太，主要得看失主是否想把失物找回来。”
“我认为每个人都想。”
“就算每个人都想，但是有些人想得多些，有些人想得少些。比如说，某位公爵家被人偷走了价值五千卢布的贵重物品。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您能找到，我就给您百分之十的好处。’这样一来，东西就找到了。每个侦探听到，他卖了力气就能得到报偿，他的劲头便来了。”
接着，这个侦探又举了两三个例子。我走开几分钟，去告诉丈夫：事情明摆着，我也得答应给百分之十的好处，即使先付五卢布也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光是摇摇头，认为侦查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我回到侦探那儿，说我愿意给他百分之十的好处，并且当即拿给他一张五卢布的纸币，随后，他答应采取某些紧急措施。
过了两三天，侦探又来了，说他发现了大衣偷窃者的踪迹，只是由于担心打草惊蛇，才决定不把窃贼的名字告诉我。他又开始盘问我，要我叙述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占去我大约一个钟点的时间。我以为他拿到钱就会走掉，于是我就给了他五卢布，说：我整天很忙，请他等到有可能告诉我有关这个案子的实质性的结果时，再来找我。
过了十天光景，有一次，我和丈夫坐在餐室里，卢克里娅激动地跑了进来，喊道：“好消息，太太，您的皮大衣找到啦！是侦探告诉我们的，他马上就来了。”
当然，我们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侦探说，窃贼把从我那儿偷去的皮大衣送进了抵押商行（在莫伊卡），他在那儿找到抵押的单据；如果我拿出证据，证明这件皮大衣是我的，那么，抵押商行就得无偿地把它归还给我。他还说，必须赶紧去认领，并且建议我马上跟他一起到抵押商行去，把我的皮大衣立即要回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侦探的这个建议很不以为然；他表示，他想自己跟侦探一起去，但是后者不同意，说我丈夫是男子，恐怕不能把丢失的大衣的所有特征说清楚。我急切地想把失窃的东西取回来，就说服丈夫，让我和侦探一起去；再说，要是碰到熟人，我会用密实的面纱遮住自己的脸。于是我，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随同侦缉处的侦探，乘车穿过彼得堡的整个中心区，暗自感到好笑；我心里想，京城里所有在涅瓦大街闲荡的窃贼都会觉得困惑莫解，不知道眼前由侦缉处那个经常跟他们打交道的侦探押送的女贼究竟是谁，他们对她可是一无所知啊。
我们来到了莫伊卡，我想付钱给马车夫，但是侦探说，我还需要用马车，我拿到大衣后，它得把我送回家。于是我就嘱咐马车夫在外面等。我们走进管理处，被领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约侦缉处去过，他们给了我几张‘惯窃’的照片，还说，以后要是有人到我那儿来乞讨，我都得向警察局报告。不知道什么缘故，您的照片也在其中。您想瞧瞧吗？”
“不，您不用费心啦，”那乞丐说，转瞬间就不见了，连放在桌上给他的钱也没拿。显然，他把有关照片的事告诉了同伙，自此以后，有很长时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来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没有再把他们从街上带来；要是他身边没有零钱，他就叫乞丐等在大门口，回家以后叫女仆把钱拿下去。
第二天，侦缉处答应指派的侦探来了，他硬要我把发生的事件，连同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从头至尾叙述一遍，并且带着神秘莫测的样儿，追根究底地询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这时候，我向这个侦探提了个问题：失窃的东西是否能找到？他回答说：“这个嘛，太太，主要得看失主是否想把失物找回来。”
“我认为每个人都想。”
“就算每个人都想，但是有些人想得多些，有些人想得少些。比如说，某位公爵家被人偷走了价值五千卢布的贵重物品。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您能找到，我就给您百分之十的好处。’这样一来，东西就找到了。每个侦探听到，他卖了力气就能得到报偿，他的劲头便来了。”
接着，这个侦探又举了两三个例子。我走开几分钟，去告诉丈夫：事情明摆着，我也得答应给百分之十的好处，即使先付五卢布也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光是摇摇头，认为侦查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我回到侦探那儿，说我愿意给他百分之十的好处，并且当即拿给他一张五卢布的纸币，随后，他答应采取某些紧急措施。
过了两三天，侦探又来了，说他发现了大衣偷窃者的踪迹，只是由于担心打草惊蛇，才决定不把窃贼的名字告诉我。他又开始盘问我，要我叙述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占去我大约一个钟点的时间。我以为他拿到钱就会走掉，于是我就给了他五卢布，说：我整天很忙，请他等到有可能告诉我有关这个案子的实质性的结果时，再来找我。
过了十天光景，有一次，我和丈夫坐在餐室里，卢克里娅激动地跑了进来，喊道：“好消息，太太，您的皮大衣找到啦！是侦探告诉我们的，他马上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