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侦探说，窃贼把从我那儿偷去的皮大衣送进了抵押商行（在莫伊卡），他在那儿找到抵押的单据；如果我拿出证据，证明这件皮大衣是我的，那么，抵押商行就得无偿地把它归还给我。他还说，必须赶紧去认领，并且建议我马上跟他一起到抵押商行去，把我的皮大衣立即要回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侦探的这个建议很不以为然；他表示，他想自己跟侦探一起去，但是后者不同意，说我丈夫是男子，恐怕不能把丢失的大衣的所有特征说清楚。我急切地想把失窃的东西取回来，就说服丈夫，让我和侦探一起去；再说，要是碰到熟人，我会用密实的面纱遮住自己的脸。于是我，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随同侦缉处的侦探，乘车穿过彼得堡的整个中心区，暗自感到好笑；我心里想，京城里所有在涅瓦大街闲荡的窃贼都会觉得困惑莫解，不知道眼前由侦缉处那个经常跟他们打交道的侦探押送的女贼究竟是谁，他们对她可是一无所知啊。
我们来到了莫伊卡，我想付钱给马车夫，但是侦探说，我还需要用马车，我拿到大衣后，它得把我送回家。于是我就嘱咐马车夫在外面等。我们走进管理处，被领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约约莫过了十分钟，有人拿来一件女式狐皮大衣。我一眼就看出这是别人的东西，就此告诉了侦探。
“您还是仔细瞧瞧吧，”他请求我说，“也许会认出来的，看看袖子，太太们大多会根据袖子认出来的。”
这当儿，侦探临时被人叫了出去，我突然看到缝在大衣前襟上的商行的标签。我弯下身去，读了那上面的文字，不由得火从中来。原来这件大衣是在1876年11月抵押给这儿的，也就是说，那是在我的大衣被窃以前四个月的事。显然，侦探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但是他以为，我认不得自己的东西，即使认得，由于自己的东西找不到，也就乐于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了。当侦探回来的时候，我把标签指给他看，并且当着商行经理的面，对他明显的欺骗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他的身子颤动了一下，倏地走开，去看橱窗里的什么东西了。从商行出来，我告诉马车夫，我不打算乘他的车了，并且问他，从格列切斯基大街到这儿的车资，加上停留费，得付给他多少钱。马车夫告诉我，要付七卢布；因为“老爷”一早就乘他的车，刚才从大门出来，还说，“太太会把钱都付清的。”我真是气坏了。当然，我只得把钱如数付掉。这样看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先见之明，寻找大衣只是白费劲。除了失物的损失外，还得加上花在侦探身上的十七卢布。按照我丈夫的看法，去向任何一个官员告侦探的状都无用：他们会派另一名侦探来，事情照样拖延下去，毫无结果。最好还是，东西丢了就算，以后碰到这种事，无论如何不要去请教这个可敬的机关。
六一八七七年。购屋。米罗波利耶之行。菲尔德彼得堡的女占卦者。的预言1877年初，我们得知亚·卡·格里布逝世的噩耗[9]，感到十分悲痛。他是旧鲁萨的别墅的主人，最近四年来，我们都是在那所别墅里度夏的。这位仁慈的老人对待我们全家始终十分热情，我和丈夫除了对他的逝世感到由衷的惋惜外，还担心，这所别墅不知转入谁的手中，那位未来的房主是否愿意让我们做他的夏季房客。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在旧鲁萨生活的五年中，我们十分喜爱这个地方，珍视那儿的矿泉水和泥疗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的好处。我们希望以后也能利用它们。但是，除了这个城市本身外，我们也喜欢格里布的别墅，我们觉得很难找到比它更相宜的住所了。格里布先生的别墅不是城里的房子，而像地主的庄园，里面有绿荫如盖的大花园、菜园、板棚、地窖等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欣赏的是设在花园里的一个极好的俄罗斯式澡堂，他不洗盆浴，而常常在那里洗澡。
格里布的别墅坐落在（如今还在）科洛姆兹附近的市郊，在佩列雷季察河边，周围种着高大的榆树，这些树还是在阿拉克切耶夫时代栽植的。房子的其余两面（沿花园）伸展着宽阔的街道，只有宅院的一面和邻家的花园毗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怕火灾，有时候，一场火灾会把我们那些建满木头房子的城市（奥伦堡）烧光；因此，我们别墅的这种孤零零的状态很合他的心意。我丈夫还喜爱我们那绿树成荫的花园和用石块铺砌的大院子，碰到雨天，当整个城市泥泞不堪、在未铺路面的街道上不能行走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院子里散步，而散步对他的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使我们俩特别满意的是几间并不大、但安排得很恰当的房间以及里面那些古老、结实的红木家具和陈设，我们住在里面感到又温暖又舒适。况且我们亲爱的阿廖沙是在此地出生的，这就使我们把这所房子当作自己的老家。我们有一个时期心里很着急，生怕失去这个心爱的住处，但是事情很快就明朗化了：格里布先生的女继承人离开了这个城市，决定把房子卖掉，要价一千卢布（连同家具，甚至包括十沙绳沙绳，俄国旧长度单位，1沙绳等于2.134米。——译者注木柴），而旧鲁萨的市民嫌这个价钱太贵。当时我们拿不出这笔钱来，但是我很不愿意放弃这所别墅，于是就请求我弟弟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以他的名义把房子买下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再把它转卖给我们。我弟弟答应了我的请求，买进了房子，直到我丈夫过世以后，我才以自己的名义从弟弟那儿把它买下来。
由于买到了这所房子，用我丈夫的话来说，我们就“有了自己的窠”，一到春天，就欣喜地动身到那儿去，深秋离开的时候感到恋恋不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我们旧鲁萨的别墅是自己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得到安宁之处；我记得，他把自己喜爱的、有趣的书放到抵达旧鲁萨之后阅读，在那儿，很少有闲着无事的来访者破坏他所期望的幽静气氛。
1877年，我们继续出版《作家日记》，虽然它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带来的成果越来越大，但是出版月刊的艰辛也随之增长，诸如邮寄刊物，征求订户，与订户通信，等等，等等。我进行这项事务没有助手（除了听差），因此，我感到疲劳不堪，这影响到我一向结实的身体。最近两年来，我消瘦多了，并且开始咳嗽。我那好心的丈夫素来关怀我的健康，这一次坚持要我在夏季完全休息；但是由于在旧鲁萨家务缠身，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休息，于是他便决定接受我弟弟的邀请，到弟弟的田庄去过夏。5月初，我们家就动身前往库尔斯克省我弟弟的那个靠近米罗波利耶城的“小普里科尔”田庄。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那一次长时间的旅行，在莫斯科和一些大的火车站逗留，由于军队要开赴前线作战[10]，我们的火车不得不接连停驶几小时。在每次停车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到小吃部去购买大量的白面包、蜜糖饼干、香烟、火柴等，把它们拿到车厢里分送给兵士们，还跟其中的某些人交谈良久。
每次忆起这次长时间的旅行，我可以说，总是感到诧异：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很容易激动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是个特别合适的、有耐心的旅伴。他什么都同意，不提任何意见和要求；相反，当小孩子们对旅行很快就感到厌倦、开始耍脾气的时候，他总是竭力设法减轻我和保姆的负担。我丈夫驯服孩子的本领简直使我吃惊：只要三个小家伙中的一个耍起脾气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从自己的角落里（他和我们坐在同一个车厢里，但是坐位跟我们有一段距离）走过来，把耍脾气的孩子带到他那儿，顷刻间使小家伙安静下来。我的丈夫特别善于和孩子们谈话，了解他们的需求，取得他们的信任（即使对他偶尔碰到的别人家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如此），引发孩子们的兴趣，使他们很快就开心起来，变得听话了。我认为这是出于他始终爱着孩子们，正是爱启发他在某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
6月底，为了编辑和出版《作家日记》5月和6月夏季双月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从乡下前往彼得堡。我和两个较大的孩子要到基辅去朝圣，和他同路到科列涅沃车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孩子们幼年时期所体验到的那些鲜明、光辉的印象对他们的教育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丈夫知道，我早就想望到基辅去朝拜圣地，就建议我利用他不在家的机会到基辅去一次，于是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启程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顺利地办完了《作家日记》夏季号的出版和邮寄工作；但是使我遗憾的是，他由于没有收到我的信而深感不安。我寄给他的信是通过一个管我们房子的老人转交的，这个情况特别使他生气，其实，转交一事我曾征得过他的同意。在癫痫病发作的影响下，我丈夫完全忘记了我们的约定，忘记了下述情况：如果我把信直接寄给他，那么，邮政总局就会按照他春天动身去乡下前的嘱咐，像处理许多寄到彼得堡给他的信件那样，把我的信也送到米罗波利耶。
最近几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不能上达罗沃耶，到他的亡母的田庄去看一下感到遗憾；在他童年的时候，每逢夏天，他总住在那儿。1877年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觉得自己的健康情况良好，我就劝他从彼得堡回米罗波利耶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一下，然后从那儿前往达罗沃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这样做了，在他的妹妹维·米·伊万诺娃家（田庄转归她所有）住了两昼夜。他的亲戚们后来告诉我，在他逗留期间，他到过公园和近郊的许多他记忆中感到亲切的地方，甚至还步行到他童年所喜爱的“切尔马什尼亚”小树林（离庄园约两俄里），后来他给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小树林就起了这个名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顺便走访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庄稼汉，其中许多人他还记得。老头儿和老婆婆们以及他的同龄人从他童年起就记得他，他们高兴地欢迎他，一再邀请他到他们的农舍中去喝茶。达罗沃耶之行勾起了许多回忆，我丈夫回来以后向我们十分生动地叙述了这些往事。[11]他许下诺言，将来一定带孩子们去达罗沃耶，让他们看一看那儿公园里所有他喜爱的地方。为了实现我丈夫的遗愿，让孩子们瞧瞧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我于1884年带孩子们前往达罗沃耶，在那儿，我们按照他的亲戚们的指点，走遍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后一次到过的地方。
1877年夏天，我们全家过得愉快和安宁，可惜到了9月，我们不能继续待在乡下了。为了出版夏季7、8两月的合刊，我们必须在8月底以前回到彼得堡。
通常那种为琐碎小事而烦恼不安的生活又开始了。每天都有熟人和陌生人来看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年秋天，我丈夫的天才的崇拜者，作家符·谢·索洛维约夫常来我家做客。有一次他来的时候告诉我丈夫说，他认识一位挺有意思的太太——菲尔德夫人，她对他过去的生活谈得很准，她向他预言的某些事情已经应验，使他感到惊奇。在索洛维约夫回家的当儿，我丈夫跟他一起外出，去作长时间的晚间散步。在路上，我丈夫问索洛维约夫，菲尔德夫人住得可远，当他知道她的住所就在附近的时候，他就要求索洛维约夫现在就跟他一起去菲尔德家。后者同意了，于是他们便出发去找这位女占卦者。[12]菲尔德夫人当然不知道这位陌生的客人是何许人，但是她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预言却丝毫不差地应验了。菲尔德夫人向我丈夫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他会赢得人家的崇敬，享有他甚至无法想象的荣誉——而这预言在普希金纪念会上果然应验了！她还说，我丈夫很快将遭到一场家庭灾难，她的这个预测不幸也言中了——我们亲爱的阿廖沙离开了人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我们丧子之后才把女占卦者这一令人悲痛的预言告诉我的。
随着这一年岁末的临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来年是否要继续出版《作家日记》？我丈夫对这一出版物带来的经济利益十分满意，公众在给他的信中所表现的真诚和信任的态度以及许多素昧平生的人们的来访，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但是对文学创作的需要还是占了上风，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将《作家日记》停刊两三年，着手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感兴趣的是哪些文学上的问题，这可以根据在他故世以后找到的一个记事本来判断，在这个记事本上有他1877年12月24日的如下笔记：终身记住1.写俄国的老实人“老实人”是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心地善良、头脑简单的青年。——译者注。
2.写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
3.写自己的回忆录。
4.写一部有关四旬祭的长诗。
（这全部工作，除了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和预定出版的《作家日记》外，至少需要十年时间，而我现在是五十六岁。）
一八七七年发生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