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在这个冬天却决定不参加社交活动：《作家日记》的工作、家务琐事、为我的孩子们操劳，每天都把我搞得精疲力竭，到了晚上，我只想休息，看点有趣的书，而在交际场合，我肯定会表现出厌烦的神情。然而，不参加社交活动丝毫也没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刚回到俄国，就形成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我丈夫逝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为我不参加活动而难受，担心我会感到寂寞无聊，因而把他在做客时看到和听到的以及和某个人物交谈的一切都告诉我，以此作为补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叙述是那么引人入胜，那么富有表现力，对我来说，足以代替社交界给予的一切。我记得，我总是急不可耐地等待他做客回来。他通常在深夜一点钟或一点半回家；那时候，我给他端上刚沏的茶，他换上自己宽大的夏服（代替长袍），喝下一杯滚烫的茶，就开始讲述当晚的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明白，我想知道详情细节，因此他不厌其详，把全部谈话的内容告诉我，而我总是提问：“那么，她对你讲了些什么，你又对他怎么回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客回来以后就不再动手写作，而他惯于睡得很晚，于是我们便这样坐着谈下去，有时候一直谈到早晨五点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强迫我去睡觉，说我肯定会头痛，并且保证第二天把其余的情况讲完。
有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我面前自夸，说他在某次有关文学或政治的辩论中怎样占了上风。有时候，我丈夫又告诉我他的疏漏之处，说他没有认出某个人，由此造成了误会，他征求我的意见，要我为他出主意来补救这一过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偶尔也坦率地向我诉苦，说有些人对他如何不公正，力图侮辱他，伤害他的自尊心。应该说句老实话，他的同行们，甚至那些聪明、有才能的人，常常不怜惜他，而竭力用卑劣的讥诮或伤人的话语表示，在他们的眼里，他的才能是如何微不足道。例如，某些人根本不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到他的新作，仿佛他们不愿意以外界的恶评使他伤心；虽然他们明明知道，他期待于他们的并不是赞扬或者恭维，而是他们真诚的意见：在他的小说中是否贯穿了他想表达的主题思想？又如，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接问一位“朋友”是否看过他的小说最近发表的那一章（已经在杂志上刊载了一个月）时，“朋友”回答：“这期杂志使年轻人着了迷，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他们都赞扬这部小说。”然而，说话的人很清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重视的不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的意见，而是说话者本人的意见；同时，这位“朋友”也很清楚，他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作品不感兴趣，一个月里没有抽空读一下，这会使作者感到难受。
我记得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某个作家在社交界碰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终于看完了长篇小说《白痴》，而这部小说是在五年前问世的，他喜欢它，但是他发现其中有不确切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确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感兴趣地问，以为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有问题。
“今年夏天我住在巴甫洛夫斯克，”对方回答，“我和女儿们一起散步的时候，大家都寻找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阿格拉雅·叶班契娜住过的那所具有瑞士农舍风味的豪华别墅。无论您怎么说，在巴甫洛夫斯克是找不到这样的别墅的。”
按这种说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小说中所描绘的非得是实际上存在的别墅，而不能是虚构的别墅。
后来，又有一位作家宣称，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了两遍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检察官的演说，第二次读出声来，手里还拿着表。
“为什么要拿表？”我的丈夫感到奇怪。
“在小说中，您说，这次演说持续……此处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一分钟，我想核实一下。原来不是……此处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而只有……此处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起初以为这位作家对检察官的演说是那样感兴趣，以致他决定读第二遍，就像我们看到令人惊异的描述时经常所做的那样；可是这位作家之所以读第二遍却别有缘故，那缘故是如此微不足道，只有蓄意要惹恼或刺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人才会提到它。文学界的同时代人对待我丈夫的这种态度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对别人的自尊心的卑鄙的伤害，干这种事有损于那些聪明、有才能的人物的体面；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对我有病的丈夫的衰弱的神经起了有害的作用。我常常对这些不怀好意的人感到愤懑，觉得这种侮辱性的狂妄行为是出于“同行的嫉妒”（如果我说错，那就请原谅我），而费奥陀·米哈伊洛维奇，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是从来没有这种嫉妒心的；因为他总是给予其他作家的有才华的作品以公正的评价，尽管他所谈到或写到的作家有着与他不同的信念。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还描述他在社交界见到的太太们的服装，这总是使我感觉兴趣。有时他表示，非要我缝一件他所喜欢的衣服不可。
“你可知道，安尼娅，”他说，“她身上穿着一件极其漂亮的衣服，款式很简单：右边微微隆起，打上褶子，后边一直垂到地面，但裙边没有在地面上拖着；左边我可忘了，好像微微隆起。你就照这样缝一件，穿着可漂亮呢。”
我答应缝一件，虽然要按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描述的式样做相当困难。
有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色彩也会搞混，不大分得清。他曾说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再使用的色彩名称，例如，马萨克色；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肯定地说，马萨克色与我脸部的肤色一定很相配，要我缝一件这种颜色的衣服。我想满足丈夫的要求，到商店里去买这种颜色的衣料。店员们摸不着头脑，后来我从一个老妇人那里得知，马萨克色是一种深紫的颜色，过去莫斯科人用这种颜色的天鹅绒做棺材套。可能深紫色与某些人的脸相配，也许跟我也相配，然而我终究未能为自己做一件这种颜色的连衣裙来实现我丈夫的愿望。
顺便说说，我丈夫看到我穿漂亮的衣服、戴好看的帽子，总是十分满意。他希望看到我打扮得漂漂亮亮1876年7月24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5]，他由此得到的快乐远远胜过我本人。我们的经济情况始终拮据，因此，没有条件考虑到装束。然而，当我亲爱的丈夫有时甚至违反我的意愿，从国外给我买来或捎来什么漂亮的衣服时，他总是显得非凡地满足和高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次到埃姆斯去，都尽量节约，用省下来的钱给我买点礼物：有一次给我带来一件工艺品——一把华丽的、有雕刻装饰的象牙扇子，另一次是一架用天蓝色搪瓷做的望远镜，还有一次是琥珀制的首饰（胸针、耳环和手镯）。他选购这些东西花了很多时间，看得挺仔细，多次打听它们的价钱；如果这些礼物使我喜欢，他就感到心满意足。我知道丈夫乐于送我礼物，因而在接受礼物时，我总是表现得十分欣喜，虽然我有时内心感到不是滋味，他给我买的礼物虽然精致，但并不那么实用。例如，我记得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卡特科夫那儿拿到了钱，就在莫斯科的一家高级商店里买了一打每件价值十二卢布的女式衬衣，这使我十分心疼。当然，我接受礼物时表面上显得喜出望外，但心里却舍不得钱；因为我的衬衣已经够穿，而用这笔花掉的钱可以买很多我所需要的东西。
在购买衬衣之前发生了一件令我发笑的滑稽事。有一天，约莫深夜一点钟，我丈夫走进房间，把我叫醒，高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安尼娅，这是你的衬衣吗？”——“什么衬衣，大概是我的，”我在蒙眬中没有听明白。“这么粗劣的衬衣难道可以穿？”我丈夫怒气冲冲地说。“当然可以，我不明白你在讲什么，亲爱的，让我睡吧！”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弄明白他来找我以及冒火的缘由。女仆告诉我，“老爷”起初把她和厨娘吓了一跳，后来又叫她们感到惊奇。前一天黄昏，她洗了自己的两件衬衣，把它们挂在绳子上晾在窗外。晚上起了风，冻硬的衬衣开始敲打玻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书房里工作，听到敲击声，担心这响声会把孩子们吵醒，于是他就走到厨房里，站到方凳上，打开气窗，悄悄地把东西一一收进来，接着，将两件衬衣分别挂在炉灶上。就在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清楚了衬衣（当然，它们是用灰色的粗麻布做的），大吃一惊，便跑来叫醒我。早晨我告诉丈夫是怎么回事，他方才知道弄错了，觉得挺好笑。我问丈夫为什么不去叫醒女仆，他回答：“我不忍心去叫醒她，她干了一整天活，让她好好休息吧。”我丈夫对待仆人始终是这样的，他不要求他们替他干额外的活儿。
但是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高兴的是，在他逝世前两年，他送我一副每只镶着一粒钻石的耳环，价值二百卢布。为了购买耳环，他曾请教过熟悉珠宝的行家彼·福·潘捷列耶夫。我记得，我第一回戴这副耳环是在一次有我丈夫参加朗诵的文学晚会上。当其他文学家在朗诵的时候，我和丈夫并排沿墙壁坐着，墙上镶有镜子。我突然看到我丈夫朝旁边望，不知在向什么人微笑；随后又转向我，兴高采烈地小声说：“在发光呢，好亮啊！”原来，在众多的灯火下，我的钻石正在射出夺目的光彩，丈夫为此而像小孩子那样感到高兴。
四一八七六年。欠屠格涅夫的债
在我们1876年的生活中，我记得有个小小的误会，使我丈夫十分不安，在此两三天以前，他曾发过一次癫痫病。有个年轻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奥托（奥涅金）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奥托（1844—1925），普希金的原稿和资料的收集者，也是普希金陈列馆的建立者。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此人住在巴黎，后来成了普希金的珍贵的著作和文献的收藏家。奥托先生声称，他的朋友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委托他来拜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后者偿还欠款。我丈夫感到奇怪，便问：屠格涅夫是否收到他委托安年科夫帕维尔·瓦西利耶维奇·安年科夫（1812—1887），作家和批评家，回忆录作者。转交给屠格涅夫的五十个塔列尔，他是于去年7月回俄国途中在火车上碰到安年科夫的。奥托先生证实，屠格涅夫从安年科夫那儿拿到了这笔钱，但说，屠格涅夫记得，他寄往威斯巴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不是五十塔列尔，而是一百塔列尔；因此，他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欠他五十塔列尔。我丈夫十分不安，以为自己可能记错，就立即把我叫去。
“你说，安尼娅，我欠屠格涅夫多少钱？”我丈夫把客人介绍给我，然后问。
“五十塔列尔。”
“对不对？你记得很清楚吗？不会记错吧？”
“记得十分清楚。屠格涅夫在信上就写得明明白白，他寄给你多少钱。”
“把信拿给我看，你把它藏在哪儿？”我丈夫要求道。
当然，信不在手边，但我答应把它找出来。我们要求年轻人过一两天再到我们这儿来一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定，担心我可能记错，他是那么不安，使我下了决心，即使通宵不眠，也要连夜把它找出来。丈夫的不安传给了我，弄得我也怀疑起来，在这件事上是否发生了什么误会。糟糕的是，我丈夫前几年的信件搞得很乱，我至少翻阅了三四百封信，到最后才找到了屠格涅夫的信。我丈夫看了信，确信我没有搞错，他才定下心来。
过了两天，奥托来到我们家，我们便把屠格涅夫的信拿给他看。他感到很窘，要求把这封信交给他，好让他寄给屠格涅夫，而且他还答应将信还给我们。
过了三个星期左右，奥托又到我们家里，捎来了信，但不是我们交给他的那封信，而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从威斯巴登寄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要求屠格涅夫借给他五十塔列尔。[6]这样，误会冰释，使我们十分满意。只是亚·费·奥托遭了罪，他在好多年以后（1888年12月19日）的一封来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奥托先生的信还保存着。——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中这样写到自己：“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短暂的结交是从一场使他不快的误会开始的，在这场误会中，我不由自主地扮演了角色。我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你们还住在佩斯基的当儿来找过你们的那个人。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病情加重，经济困难，我受我的朋友伊·谢·屠格涅夫的委托，来找他还债。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你们自己坦率地向我说明了事情的基本情况，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气愤不平，认为伊·谢·屠格涅夫的要求太不公道。出于我那倒霉的急躁性格，我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给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事情终于弄清楚了：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几乎失去他的友谊，凡是卷入两个人矛盾中的第三者，往往会有这样的遭遇。”[7]
五一八七七年。大衣失窃
1877年初发生了一件“大事”，为了这件事，我不得不与当时京城里的侦缉处打交道：我新买的狐皮大衣被人偷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