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蚂蚁运粮
四十多年前，1958年，我当上右派，被送往太行山区去劳动改造。
坐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后，我又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荞麦峪。村里到处见不到一个人影，我沿路拐过弯，才看见一个人，他蹲在路边，头低着，凝神不动。我走过去，向他打听党支部办公室，他抬起头看看我，没有说话，又低下头去。我顺着他的目光往下看，发现他正关注的，是一大片匆忙奔走的蚂蚁。这时正阴云密布，马上会有一场大雨，蚂蚁们在忙碌着搬运一堆食粮。那人像是和它们一样着急，眼睛注视着它们来往的奔忙，不时地用一根树枝帮助它们把麦粒往洞口推。
我有些好奇了，同时也需要等他指路，便立在一边，观看他和那群蚂蚁的操劳。
蚂蚁的搬运终于结束，他也立起身来。我看见他宽宽的粗糙的黑脸膛，显得眼睛很小，但是他身材魁伟，手大脚大，人便显得英俊。从他微微向后驼起的脊背上，能看出他四十岁上下的年龄。他穿一身黑布衣裤，一块白毛巾包住剃光的头。跟那一带所有的农民一样，他腰里缠一根草绳，上面别一个短旱烟袋。
听说我找村党支部，他上下打量着我，好像在询问，特别是留意我背上的行李。我便说一句：“我是来报到的。”他“哦——”了一声，再说了一个字：“走！”便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一边摆一摆头，示意我跟着他。带我到村支部门前，他用手一指，便转身走开。
“踩王八”的孩子
几天后，我和十多个老乡一起在山脚下一片旱地里锄苗，早春天气，有人还穿着棉衣。忽然传来一阵“救人哟！”的叫喊。原来，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在一个池塘里“踩王八”（用脚在水下的烂泥中踩，冬眠未醒的野甲鱼藏在泥里，踩着它时，便可以捉到。一只能卖两三块钱），其中一个的脚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水已没过他的肩头，其他几个孩子爬出池塘在大声地求救。
当我们听到叫声还在发愣和犹豫的时候，只见一个人从村里奔出，冲向池边。我看出，就是那天帮蚂蚁搬食和给我带路的人。他顾不得脱衣裳，一把掀掉头上的毛巾，便跳进水里，扑到那孩子身旁。他把孩子托出水面，推向浅处，自己的两脚却陷入烂泥中，又没人敢下去帮他。只见他独自在池塘中挣扎了很久，几次倒入水中，又伸出头来，好不容易才拔出腿来，又再挣扎一会，才脱离危险。
他爬上岸，冻得直打哆嗦，躺在地上喘息。我和其他许多人这时已经跑到池边，围在他身旁。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娃呢？没事了吧？”
我对这人感兴趣了，打听到他的名字叫二吉子，但是我不敢去和他交往，那几年里，像我那样的“政治黑人”，都不敢主动接近别人。而对二吉子，除这种心情之外，我还另有几分敬畏。我听说他是老党员，抗日战争时是一个游击队分队长，立过许多战功。
我开始悄悄留意他。
每天下工时，他总是冲在前边，不跟别人说闲话，一个人扛着个锄头往回走，大声地着唱歌。他会唱几百首解放区的歌，有时，在地里干活歇息时，别人吆喝几声，他也会唱一首给大家听。
谁家锄柄断了，谁家炕漏了，谁家粪桶脱箍了，只要上工时给他说一声，一下工，他就会去给人家修。有一次在地里，我的锄头脱落了，也是他不吭声地走过来，给我装好，在地边的石块上砸紧，又自己锄几下试用过，再交给我，不吭声地走开。
一天在地里，一个老乡告诉我，二吉子是村里是能人，样样活都会干。他还有一种人人羡慕的手艺：会做柿子醋。太行山一带，人人爱吃醋，太原和石家庄的柿子醋名气很大，其实都是太行山里出产的。并不是每个山里的农民都会做，二吉子不知怎么就学会了，每年秋后，他一家家去帮着做，还要带上自己的醋麴子，从不收人家的钱。
他和孙寡妇
每次地头休息时，要是那块地离二吉子的屋子近，他准会提一壶开水来给大家喝，或是取一大瓢他从山上采来的野黑枣给大家吃。不是我们在城里南货店买的那种黑枣，是一种风干的，类似柿子的小小的东西，很好吃的。
往往是，大家一边吃着他的黑枣子，一边拿他开玩笑。这时有人会说：“二吉子，你那年背上山的人，要是个团长啥的，现在你早就到北京去享福啦！”
在那个县里有一位老妈妈，当年日本鬼子扫荡时，曾经把一个受伤的解放军团长背去藏在山里，救了他的命，老妈妈因此被称作“子弟兵的母亲”，解放后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享受很高的荣誉和待遇。二吉子做过像她一样的事，只不过他救的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
这时二吉子会回答说：“人家享福有啥不好呢？”
有人好几次地对他说：“我昨天见你在孙寡妇家自留地里浇水啦，薅草啦！”
他都是这样回答：“我住人家屋，该帮人家做嘛。”
这时另一个人会说：“二吉子，你咋不跟孙寡妇成亲呢？”
他的回答就会是：“你胡说个！”说完就去干活，不睬人家。大家一阵哄笑，也就跟上他去干活了。
通过这些地头的闲聊，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二吉子的事。不仅知道了他许多打鬼子时的光荣事迹，我还知道，他从他哥嫂家搬出来，一个人住在村边上一间独立的破屋里。有人说，他是让嫂子给赶出来的，嫂子嫌他吃得多，一顿要吃五六个包谷面饼子，还要吃几碗菜。又有人说，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躲他嫂子，他自己要搬出来的。他四十多的人了，找不到个女人，都因为嫂子老是缠住他。他住的那间屋是孙寡妇的，寡妇愿意把屋子借他住，不收他房钱。寡妇拖两个孩子，日子艰难，二吉子住她的房，帮她种自留地。还给她挑水，为她做许多家务活。他哥大吉子家有一院房，里面空着好几间，他搬出来住了，可还是天天一大早回去给家里挑几担水，把院子打扫干净，把那个小侄子抱一会。他哥那年造屋上梁时跌断了腿，成了半个废人。还有人说，他嫂子凶得很，他跟他哥都怕她……
每当别人扯到他家里的事情时，二吉子总是说一句：“你胡说个！”然后走开，或是把话题引到别处去，并不和人家计较。
“你赔俺一只王八钱！”
我亲眼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被二吉子从池塘里救出来的那个名叫狗娃的孩子的母亲，一个大约三十来岁、满脸疤痕、又矮又小的女人，有一天，当我们在地边休息时，一摇一摆地走来，当着我们十几个人的面，公然地、大言不惭地对二吉子说：“你要赔俺一只王八钱！”
我们大家和二吉子都不知她是啥意思。她自己才继续说下去：“俺娃说啦，那天他脚底下踩到一只好大的王八了，是你把他拉开，才没捉到手。你咋不该赔俺？”
一听这话，我们十几个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一位年长些的老乡先开口，他说：“狗娃他娘，人家救了你娃一条命，你咋就不说啦？”
那女人说：“那王八跑了呀。不是他把俺娃拉走，不就捉到手啦？”
在场的人笑过以后，忍不住七嘴八舌地骂起那女人来，有人话说得好难听。比如说：“你家炕上不就有一只？你自己养的啦，你回去捉呀！”等等。还是二吉子出来打圆场。他把那女人引到一边，不让她被一伙人围攻，好言好语地对她说：“我赔！我赔！我赔你一只王八。”
他把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送到地头上，请她走开，免得她听到那群人说出的更难听的话。那女人还是不肯走，他再说：“赶哪天，我下池塘去踩一只大王八给你，还不粘吗？”（“不粘”就是“不行”的意思）
有他这句话，那女人才肯走。后来二吉子几次去她家看望孩子，送两只大南瓜给孩子吃。他是不是真的下池塘给那女人踩过王八，我不知道。而他自己因为在水里泡得太久，生一场病，那女人却没来看望他。
我和他接近了
我暗中欣赏二吉子，但是“自惭形秽”，不敢去接近他。
有一天，下工时，他唱起那支游击队的队歌：“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我正走在他身边，不知不觉地随他唱起来：“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他转头望望我，非常高兴，再大声地唱，示意我跟他一起唱：“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两人的歌声在山沟里回响，老乡们的喝彩声使我们越唱越有劲，我们二十多人，一路上有说有笑有唱，非常开心，好像是一支刚刚打完胜仗归来的斗志昂扬的队伍，一天的疲劳忘去了很多。我在那一时间竟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异类。二吉子亲切地和我肩并肩走着，大声合唱着，我们迎着嫣红的晚霞往回走，他从路边地里摘两个嫩茄子，用指甲卡去皮，递给我，还教我怎样吃。
那以后，我不像原先那样不敢接近他了。有机会跟他干活，我会很高兴。有好几次，他干活需要下手，他都挑选我。他认为我干活认真，肯出力气。许多人一起下地时，我往往会选择一个靠他近些的位置。
“他样样知道”
一天下午，我和二吉子，还有另外七八个人，在一处大山沟的口口上干活，头顶是灼热的烈日，远处山尖上漂浮着一带浓云，那边一定在下雨。我心里暗想，这雨要是下在这里，该有多好。但是那片雨云离我们至少也有几百里。我只能顶着骄阳埋头干活，不再去妄想。而忽然间，二吉子大喊一声：“大雨来啦，快跑！”我无法相信他的话，以为他是在和大家开玩笑。我把锄柄头撑在下巴上，立在那里不动，仰望着朗朗的青天。但是人们却都跟上二吉子扛起锄头大步地往村里奔了。一个老农见我呆立不动，走过来，一只手扯扯我的衣襟，一只手指着山沟深处对我说：“你听！”
“听什么？”
“你听呀，仔细听！”
忽然我听见了，真是神奇！从那山沟深处，一股明显的、低沉的、稳重而又有力的呼呼声正冲我们涌来，这平日里静悄美丽的山谷，竟会发出这样雄浑可怕的声响来。原来山谷也是有生命的啊。
“这就是雨呀，好大的雨！”
他说着便一把拖上我就跑。边跑边对我说：“俺们早先也不懂这个，二吉子教俺们的。他样样知道！”
我们还没来得及跑进村，大雨已倾盆而降。二吉子家在村边上，大家就全都躲进了他的那间屋。他拿黑枣子给大家吃，烧水给大家喝。大雨下个不停，我们围坐在他的炕上炕下，扯起闲话来。那个拉我一起往回跑的老农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懂科学，俺们庄户人也懂科学呢。二吉子啥都懂，他就是俺们庄户人的科学家！”
二吉子被这位老农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叫他不要说，而这位老农和别的人反倒说得更多，他们抢着告诉我二吉子在村里为大家做过的“科学”事。什么改耧呀，浸种呀，给棉花“脱裤子”呀，果树嫁接呀……许多我都不懂，只是从他们的话里体会到，大家都佩服二吉子和他的“科学”。大家正聊得热烈，忽然二吉子对我发问：“老王，你是大知识分子，你说说，俺们刚才干活的那地方，要是装上个风力发电机粘不粘？”
他倒是把我给问住了。我不懂，无法回答。见我发愣，二吉子继续说下去：“我是说，俺们刚才回来的那地方，正在风口上，那下雨的声音，就是随山沟沟的风传出来的，那里成年都有风，我寻思，可以利用那股子风力呢。”
我也像别人一样佩服他了，但是我答不上他的话，因为我一点也不懂。他继续对我说，还拿根小木棍边说边在地上画：“你看，这样的。”
他在地上画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画一个有三个叶片的东西，我还是莫名其妙，因为我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四十多年以后，2001年，当我站在美国洛杉矶市郊外，落基山脉的一个山谷开口处，看见那一排排成百上千座三个叶片的风力发电机在迎风运转时，我立刻想起当年二吉子问我的话，想起他那天在地上画的那幅画。我在心中对他肃然起敬。不知他当年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但我早已不知道二吉子人在哪里，更是不知道他是否建成了他的风力发电机。
“你咋好说老王呢！”
我到荞麦峪的几个月以后，下放干部的领导认为我和农民之间相处得太好，是模糊了阶级关系（他们是劳动人民，我是资产阶级右派），认为很可能是我用什么假象蒙蔽了群众。他们决定开全村大会宣布我是个右派，剥削阶级分子，跟地主一个样，要大家来监督我，帮助我改造，同时也防止我搞破坏。
开过宣布大会的那一夜我没睡着觉。第二天早上，我心里好难受，简直不敢往地里走，不知道一同干活的老乡们会怎样对待我。
我晕头晕脑地和大家一起锄苗，那杆七八尺长的大锄很不听使唤，一不留意，一溜四五棵山芋苗都被我铲断了。我发现自己惹了祸，正不知所措时，在我右边锄苗的名叫傻子的青年农民已经大叫起来，他说：“老王，你咋搞的！你把苗锄咧！”
他这一叫吓坏了我，万一人家认为我是在破坏生产，那我有嘴也说不清。昨天刚刚宣布了我的坏人身份，今天我就搞破坏，这还了得。
我吓得心慌意乱。还好那天一同锄山芋苗的三四十人，排成一大行，一人锄一垄，我排在靠东头，而我们的下放小组长排在最西头，傻子的喊叫声他没听见。
就在这一刹那间，排在我左边的二吉子丢下锄头，跨过我的田垄，扑到傻子身旁，一把把傻子的嘴捂住，又急又气地说：“你咋好说老王呢！”
傻子其实不傻，他立刻领会了二吉子的意思，对我抱歉地笑笑，回身去把我锄掉的苗用土掩盖住。大家像没事一样，继续干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