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夏季收成好。麦收时节，村里和家里都忙碌而有生气。一天，大伯带上我们十几个人去山洼里收割一块远处的飞地，离村有好几里路，而且是在山脊梁上走，回来时，他把我要挑的麦捆扎得小一些。他怕我挑不动，其实我是能行的，我不仅能挑动那两百来斤的麦捆，而且还有兴致一边跟随大家唱山歌，一边尽情欣赏那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的美景。漫步在那座山梁上，两旁脚下是一块块农田和一丛丛庄稼，大河小得像是小水沟，田间的人像一只只蚂蚁，当时，我感到心情十分地舒畅，真想从此永远留在那里当一个农民，给王良大伯当儿子，比在城市里当个什么大学教师强。
半路上的山脊旁有一棵枣树，我远远看见王良大伯停在树下，他是特意等我的，他要我放下挑子歇一歇，还把他拾起的枣子在衣襟上擦干净，叫我吃几颗，再跟我一起往回走。他挑得比我多得多，矮小的身体整个都埋在两捆好大好大的麦草里，腰背更显得佝偻了，而他仍然快步向前走着，比我走得快。
没吃到嘴的面条
他家原有五分自留地，有两分种了小麦。我来以后，队里划出三分已经种上麦子的地给我“自留”，这样，我们便有半亩属于自家的小麦需要收割。那些天我们从早到晚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上工时割队里的麦子，午休时和晚饭后再去自留地里割。我和大伯、大竹三人割，大娘和青竹妹妹捆，小竹妹妹负责拾落下的麦穗。我们是一个多么快乐和睦的家庭！王良大伯计算着，半亩地上可以收到至少两百斤，有这两百斤定量以外的麦子，一年的缺粮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这时他心里多高兴啊。那天中午我弯腰弯得一时直不起来时，大伯给我轻轻捶几下，还说：“明天打完场，就磨面，就叫你大娘给你擀面条，她擀得可美呢，比头发丝子还细！”
这好像是几个月来我听见他说得最多的话。
然而，我没能吃上大娘擀的面。就在那天夜晚，全村开大会，宣布上级的命令：所有自留地种的粮食都要算口粮。也就是说，自留地里收多少，分配口粮时就扣掉多少。
当初号召大家在自留地里种麦时，明明说过多种多吃，不计口粮的。要不谁也不会在自留地里种麦子，种蔬菜不但能有吃，剩余的还准许拿去卖钱。下放干部那几分地里的麦子也说好是归落户人家收的，算作是一种优惠。而现在上边的人说的话都不算数了。
会后叫村民分队讨论和落实。村里有三个生产队，我们是第一队，大家聚在我们家门前驴打滚的场子里，心里都不高兴，但是谁也不开口。王良大伯是队长，大家眼睛望着他，等他发话，都看他怎么说。
他说话了：“我家，连老王的三分地，一共能收两百斤，兴许多点。你们各家自己报个数。”
大家都不响，他又说一句：“多缴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嘛。”
这明明是上边的人不讲信用，食言自肥，为了向他们的上级多报产量，邀功领赏。而王良大伯却连一点抱怨和不满都不让自己有。他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于服从的中国老百姓，而且还要带着一个生产队的人跟着他服从。
人群中有了嗡嗡的议论声，但是没有人反对。就这样“讨论落实”了。大家各自回家。
我一直在留意着大伯，想看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他心里想的跟他嘴里说的一个样。他真是一点抱怨或不满都没有。回到家里，他到驴圈来，坐在我和大竹的炕沿上，吧唧着烟袋，说：“上边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们少吃点，没啥。”
他是怕我和大竹想不通，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的。
我们一家人辛苦好几天，收割完自留地，打过场，净收两百二十四斤麦子，他如数报给了村支部。在他的带头下，全队没有一家隐瞒的。
这件事让我感到，王良大伯真是单纯、老实、善良得就像太行山上的土石草木一样，他是他周围平凡的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难怪我第一天见他就觉得他是太行山上的一块石头。再加上没有文化，加上已经成为一种惯性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他才会以为，那些在他上面发号施令的人从来都是正确的，自己则不假思索地去做他们的驯服的工具。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尤其是那个时代，这岂止是王良大伯一个人的缺点和悲哀？
不久以后，吃大锅饭的风刮到了我们村里，王良大伯第一个停掉了家里的灶火，把全家人带进食堂里，粮食一颗不留，全部交出。后来食堂解散，别人家都还有点吃的，唯独他家要靠挖野菜过活。
接着是大炼钢铁，他又是第一个把家里的锅砸了，送去炼钢，后来许多日子，他家里只有一只泥沙锅和一块用来摊饼的洋铁片。
县里号召“用三天时间绿化全县所有的荒山”，这是一个荒唐的号召。而他坚决响应。那几天，他硬要全队每家每户每个人都上山去，叫食堂每天给每个人发三个大馒头。结果白白地吃掉了几百斤粮食，又耽误了农活，只在山上乱撒些果核和树种，一根树苗也没长出来。他为这件事受到队里人们的许多埋怨。
大伯救了我的命
七月里一天，我突然肚子痛得不得了。村里的卫生员说可能是盲肠炎，也可能是伤寒病，要送县医院。王良大伯急坏了，他把我放在牛车上，立刻赶向县城。那十几里路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一路上，他抽打那头牛时手臂急挥的样子，他在几次上坡时下车去拖住牛鼻子往前走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被诊断为急性肠炎，医生说，再晚来就会有危险。王良大伯救了我的命。
病好回来，他不许我干重活。叫我和狗不理一起统计工分，或是跟队里的娃娃上山割驴草，还叫几个灵活能干的娃娃照顾我。我从医院回村时发现，我的被褥和冬天的棉衣他都叫大娘和青竹妹妹给我拆洗了。去医院接我回来的路上，他说：“等你好些了，俺们吃顿大娘擀的面！”
离别
我终于没能吃上这顿面。
不知驻当地的下放领导人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竟会认为，我和王良大伯一家人以及周围的农民关系太好了，对我的改造不利。他们突然下一道命令，把我立即调到另一个叫南古月的村子去，离羊角岙有二十多里地。我从此就离开了王良大伯和他们一家人。我想回去看望他们一次，也不准假。
然而，我虽是离开了，“人一走，茶就凉。”这个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对王良大伯并不适用。我记得两件事：其一：我当时的妻子也在那个山区下放。在我调离羊角岙以后很久，她忽然染上肝炎，住在县医院里。王良大伯比我先知道。大伯很着急，把家里所有的鸡蛋全煮熟（他家平时全靠这些鸡蛋换油盐），一共有三十几只，给我妻子送去。但是他又不认识她，他们从未见过面。他提着篮子，满医院地喊“老王女人！”终于让他找到了……
其二：在我奉调离开太行山区时，大伯带上他队里的几个老乡，把一块画有西湖风景的玻璃镜框（他们叫做“玻璃匾”）送到下放领导人那里，说是感谢我对他们的支援，还请领导早日给我摘掉右派帽子。临走那天，他和大竹赶到汽车前，递给我一个包。里面是一袋大红枣子和十个白面馍馍……
后来两年间，我一直和大竹通信。1962年，当地修水库，羊角岙村淹没了，我们断了联系。我再三打听，只知道那一批人都迁到了山西省，具体到哪里，就不知道了。
敬爱的王良大伯啊，您教我的那许多做人的道理，指导着我的一生。我想念您。您可还健在？你如果还活着，应该已经九十多岁了……大竹也已经快六十了。大竹，如果你能读到我的这篇简略的回忆，请务必立刻来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