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王良大伯
他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1944年以前是游击队员，有一次在石家庄附近日本人占领地区给解放军收集情报，让敌人抓住，鬼子兵打掉他几颗牙齿，打断几根肋骨，还用香烟头在他身上烫了两百多个疤，他也没有招出一点事情来。四十多年前，1958年，我当上右派，被送往太行山下一个叫做羊角岙的山村，分配到他家落户。我有了这个事先得到的印象，还没有见面，已经对他怀有一种崇敬感。
那天中午，我背上行李，走十几里山路来到羊角岙，到村支部去报到。办公室里没有人，我便坐在门前的土台上打盹。
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身边坐着一个人。他缩起身子，正吧唧吧唧地抽着他的旱烟锅子。看我醒来，才跟我说话。
“醒啦。”他说。一边在鞋帮上扣打烟锅里的烟灰。
这时我看清，他又瘦又干又矮，嘴是瘪的，门牙全没有了。棕黑色的脸膛上满是皱纹和尘土，腰背佝偻着，一身旧黑布衣裳，头上是一块发黄的白毛巾，把耳朵以上全包住。他好像是他身后那灰扑扑的太行山上的一块石头，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
“我来接你。走！”他说，眼睛并不看我。
他背起我的行李便走向院外。我要把行李接过自己背，他把身子扭开，还反手又把我的背包也提在手上，再说一声“走！”便迈开了步。我乖乖跟在他身后。
他就是王良大伯。
“要好好改造呢！”
他让我和他十五的儿子大竹睡在驴圈旁的一张大炕上。他还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青竹，十五岁，是个哑巴（她后来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将在另一篇短文里来讲）。小的叫小竹，四岁，圆圆的小脸。大娘四十岁左右，正在怀孕，行动不大方便。
大伯那时大约不到五十岁，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天一亮，他站在院子里咳嗽一声，这是全家的起床令。早饭是没有的，但是我和大竹例外，每人有一碗小米粥。两只饭碗旁放一个巴掌大的包谷面贴饼，是给大竹带去学校当午饭的。幸亏我第一次早饭时没有伸手拿，否则会很尴尬。大伯自己则是俯身在水桶上喝一瓢他刚刚担来的井水，用最后一口水把脸一抹，他的早餐和漱洗便都有了，然后他就带上我下地去。
他总是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跟我一同干活的人几次告诉我：“王良叫你悠悠儿干，莫累着。”可见他对我是关心的。
我在他家住下十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随他下地时，我才听见他对我说话，他说：“好好干。这才对呢。要好好改造呢！”这时我知道，他是在有意识地关心我，帮助我改造，而且他对我的劳动态度是满意的。
他家人口多，收入少，便给队里代养两头驴，每年能得大约八十个工分。用驴的人每天一早，在大伯喂过草料以后，把驴牵走，晚上下工再还回来。这时他总要把驴身子上上下下全摸过，看有没有伤口，再遛几步，看腿瘸不瘸，才让人家走。然后用一把软扫帚给驴子全身扫去尘土，再让它们在门前痛痛快快打一阵滚，解掉乏气，才拴到槽上叫它们饱餐。
驴吃的草料必须用铡刀铡短。我见大竹每天放学后要花许多时间蹲在铡刀前，为大伯往刀刃下送草。我叫他去做功课，这事由我来做。大伯用不好意思的微笑向我表示谢意，但却叫我揿刀，由他来送草。揿刀是很吃力的，好几次我都暗暗希望他能和我交换个位置。但是自从我帮他干这个以来，他从不叫我送草，只叫我揿刀。只是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村里发生过多次铡掉送草人手指头的事，我才醒悟到王良大伯的用心。
他家的饭食几乎顿顿都是白水煮豆角和包谷面贴饼。大娘给餐桌上摆的饼子是定量的。大伯两个，我和大竹每人三个，她自己和两个女儿每人一个。煮豆角则随便吃。因为豆角是家里自留地的出产，用来代粮的，他家是缺粮户。但是他们却非要我每顿都把三只饼子吃下去。大伯让大竹对我说，要我放心吃，要吃饱才有力气干活。有几天他们甚至让大竹把我没吃的饼子放在我的枕头边，叫我晚上饿了吃。他愈是要我吃，我愈是心里不安。尤其是后来我知道，羊角岙有六个下放干部，其他五个落户的人家条件都比我的王良大伯好，而他们吃得都比我差。有的人家有几个人吃饭，每顿桌上就只摆几只饼子，于是落户的人就只好意思吃一个。有的人家甚至并非每顿都有粮食吃，而三十斤粮票还是要交的。
天渐渐热了，在山坡上锄苗晒得头发昏，大伯托人从县城给我买来了草帽，花了他两块五毛钱。山坡上没有水喝，大伯在我每天上工时塞给我一根自留地的黄瓜，坐在地头休息时吃它，真是美味。这些事被下放小组的领导知道了，严肃地批评我，说我不该接受那草帽，说一根黄瓜在县城要卖一角钱，而我们按规定每月只给落户人家交九块钱。我知道自己错了。但是草帽我已经收下，黄瓜已经吃了几十天，补救也来不及了。
一碗白米饭
一天中午我回来，竟然发现我面前放着的是一大碗白米饭，我真是垂涎欲滴，好久没吃大米饭了。我已经举起筷子，幸亏这时我多了个心思，发现就是我一个人有大米饭吃，大伯、青竹、小竹都吃饼子和豆角，而且大娘没出来吃饭。我把举起的筷子放下问个究竟，才知道，大娘这天上午临盆，又生个女儿，当时就被滹沱河边一个富裕村子的人家抱走了。这家人送给他们十斤大米作回报。
这碗大米饭我如果吃了，真是犯罪。在我坚持下，大伯把那碗饭端进屋去。过一会儿，他从屋里出来，还端着那碗饭，对我这样说：“还是你吃吧，你在俺们这里，受苦了。”
这时我尽力忍住感动的泪水，不让它往外流。但我还是坚持没有吃。我把那碗饭分给了两个妹妹，还请大伯也尝一些。两个女孩很高兴地吃起来，大伯则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吃饭。当时我觉得，他是在想着被人家抱走的孩子。
“它是一条命呀”
我们隔壁住的是生产队会计，名叫狗不理，他和我特别要好。一天清早，他大喊大叫地来找我，说他家水桶里有一条大花蛇，有小人胳膊粗，非常可怕，问我怎么办才好。他的老婆吓得抱上孩子逃到村外去了。我和狗不理商量着用什么办法除掉这条蛇，已经决定请大娘烧一锅开水，拿去烫死它，这时王良大伯知道了，他瞪起眼睛对我们大声说：“不粘！”（意思是不行。）又说了两个字：“胡闹！”就立刻自己奔到隔壁去。
一群又害怕又好奇的大人孩子围在那里，他拨开人群，提起那只水桶，小心翼翼地走向村边水渠旁的草地，那蛇好像知道他要做什么，一动也不动地盘在桶底。到草地上，他把水桶倾倒，蛇便自己爬出去，他亲眼看它消失在石头缝里才回来。
回到狗不理家放下水桶时，王良大伯才又说一句话：“我也怕呢。可它是一条命呀！”就一声不响，吧唧着他的烟袋锅子带我下地去了。那时，跟在他的身后，我想起他成天为队里大家的事不辞辛劳地奔忙，想起他每天怀着爱心抚摸那两头驴，想起他在山上干活时不许队里的年轻人去掏鹌鹑蛋，想起这条蛇，想起他怎样待我……我觉得，他佝偻的身形真是非常地亲切可爱！
半山上的红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