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那家工厂报到
这是1967年。夏末时，我又失业了，全家人眼看就要挨饿，终于在漂染厂赵师傅的帮助下，也得到街道办事处那位小官员的恩准，我在一家印铁片的工厂找到活干，做一名因盛暑而临时增派的“高温搬运工”。因为是高温重体力劳动，每做一天一块八毛钱，比在漂染厂要多两毛钱，而且可以得到一份“高温营养汤”和一份“点心”。这是我那些年里得到的最好待遇。我十分欣喜，一大早便去报到。
刚走到那家厂所在的小街上，我已经像是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实在不想再举步向前了。因为我还没有走进那条又小又窄的弄堂，就听见厂房里的机器嘈杂的哐啷声，脚下已经到处都是呛人的黄色铁锈，以及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铁片废料，再就是散发出恶臭的腐朽的杂物。简直是一个肮脏不堪的垃圾世界。但是我不得不继续向那家工厂走去。
一进厂门，迎面喷来一股难闻的蒸汽和雾水，朦胧之中，我看见一群赤身露体的工人，在一间又脏又挤的车间里紧张地操劳着。我立在那个车间的门口，那里面有一些笨重而巨大的印刷机器，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印刷机，原来它们不是印纸张，而是印铁片的，就是把色彩和图文像印纸张一样印在铁片上，然后再制作罐头。
我好奇地观看着，我渐渐看清，原来正在工作的工人们并不都是赤身裸体的，他们上半身大都赤裸，下面则都穿一条短裤，胸前有一张厚厚的橡皮围裙，其中有几位女工，穿的是短袖短裤腿的工作服，也围一条厚重的橡皮大围裙。
这工作一定是很累的，我看见工人们全都十分紧张而专注，默默无言，看得出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而且小心翼翼。因为他们手中处理的物体是笨重又锋利的薄钢板，不用力就拿不动它，而稍一不慎便会被割伤。我被车间里的气氛感染了，也紧张而专注地立在一旁，看他们操作。
忽然，有人从背后把我一拉，我转过身去，看见一个穿蓝色干部服的人。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好像那张又肥又圆的面孔是一张面具。不等我说话，他就先盘问我：“你是不是某某街道派来的姓王的临时工？”
“是的。”我回答他。一定是那个负责派工的小官员打过电话给他了。我正要对他陈述，他却并不要听。见我手上捏着那个装有派工介绍信的信封，便一把抓过去，转身向外走，同时命令我说：“你跟我来！”
车间楼上是厂部，我随他上楼，走进办公室，他一屁股坐进一张宽大的破沙发，身体向后一仰，两条腿放在了面前的小茶几上。我立在离他三尺远的地方，等他说话，而他似乎并不急于理睬我。他先是侧过身，从裤袋里摸出皱巴巴的半包香烟来，抽出其中已经弯曲的一支，再起身走到屋里最大的一张办公桌前，在乱七八糟的纸张中翻找火柴，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擦不着，他又去另一张桌上翻找火柴，这才把香烟点上。然后回身再在那只大沙发上落座，再仰面躺下，两腿伸直，狠狠地吸几口烟，才把装有我派工介绍信的信封撕开，仔细地看起来。
他看看那张派工信，抬头看看我，再看看派工信，再抬头看看我。如此地反复了好几遍，好像那张派工信里有我的画像或是照片，他需要“验明正身”似的。
好不容易等他如此这般地对我查验完毕，他开始慢腾腾地说话了。当然是对我说的，脸上还是一点表情也没有：“你的情况嘛，你们街道都写上啦，电话里也都说过。对你来说嘛，你这不光是来支援我们高温生产的，而且也是来劳动改造的嘛。你说是不是？”
“是，是……”我不住地点头，介绍信里当然是写着我的“摘帽右派”身份的。
“不过嘛，工钱我们是不会少给你的。一天一块八。其他待遇嘛，别的临时工有的你也会有的。我们是严格执行政策的。不会亏待人的。可是你要比别人干得更多更好些，这你懂得的吧。要自觉改造嘛，是吧？”
“是，是……”我仍是点头如捣蒜。
“那你就去上班吧。”这位领导人物说，“你去印铁车间，负责那里六部印车每天早上的供料，今天供料就免了，人家已经有了。明天起，早上你要比别人早来一小时，把六部车子要用的钢板都给人家准备好。然后嘛，就跟第一部车，在那里干印料进出烘房的活，就是你一进车间门看见的那部车。”
原来我刚才见到的那个又脏又乱又挤、雾气蒸腾的车间，就是我今后要整天待在里面的场所。我心中有些惧怕，但是当然不能拒绝。不过这位领导嘴里那么随意而熟悉地说出的那些名称，什么供料，印料，烘房等等，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好在他立刻又说：“一车的车长姓刘，叫小刘，刘安民，你去找他，不懂的问他。”
我转身往外走时，只听他在我背后大声地吼叫一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这你知道的！”
这我是知道的。这是那个年代里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说的一句话。我虽已经“摘帽”，但“摘帽右派”仍属右派范畴。“白马非马也”的逻辑他们是不承认的。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搬运工
车长小刘是个非常和善的年轻人。他欢迎我的到来，他们车上正缺一个人手。他含笑地鼓励我说：“你的工作是车上最重要的！”他带我去领来橡皮大围裙和劳动防护胶鞋，嘱咐我必须整天穿上，以防受伤。他说：“钢板是很容易伤人的，一定要当心！我们这里很多人都被钢板割破过。”
我立刻在他的指导下干起活来。我的工作是推一部四轮小车，把印机上印好颜色和图案的钢板，运送到大约五十米以外的一个房间一样大的煤气烘箱里。钢板必须在那里把印上去的颜料烤干，然后才能再印下一种颜色。钢板是不会自己把颜料吸干的，也不能多种颜色一次性套印。因此把印出的钢板送进和取出烘箱，便是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必须有专人承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专人。
小车上放有上下两个摞在一起的铁质框架，由印铁工把印出的钢板一片片插进框架上的齿状小格中，绝不可相互碰到，每两片之间有大约两厘米的距离。插满两架，便由搬运工，就是我，推送到大烘箱里，烤干后再取出送回到车间。这些日本进口的镀锌薄钢板，每片比我画水墨画的四尺宣纸小一点，重约两公斤，每个框架上插五十片，一车两架，约两百公斤，再加上框架和小车的重量，我手下要用的力气可想而知。
我立在印车左侧，等印工插满两架，便按照小刘师傅教我的方法，一手紧握车上的横杆，再用胸膛顶住，另一只手伸向前方，紧捏住两个框架衔接处的中央，弯腰埋头，用力向前推。
刚走两步，我便知道这一天一块八毛钱很不好挣了。小车很重，车轮上的轴承并不灵活，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推得动它。我必须把车子一直推进烘房，把框架从车上取下，在烘房里摆摞整齐。我把第一车两架一百片钢板推进去放好，还只是放了第一和第二层，我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第二车是严重的考验，为了充分利用烘房的空间，框架必须摞三层，这时要摞第三层了，已经有我胸膛高。小刘师傅只教过我推车，没教我进烘房以后的操作，我只能自己摸索着干。我咬紧牙关，拼命用前胸和双肩，甚至用头顶把那只框架推上去。当我终于把第三只框架连同那五十张钢板安放在第二层框架上面时，我的心脏快要破裂了。但是为了养活自己和父母子女，我必须得到这一块八毛钱。说真话，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那位领导人物所提醒的，我的劳动的另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继续改造。
就在我一手捂住发胀的胸口，一手推车往车间走时，那位领导（后来我知道他是专门负责人事和阶级斗争的厂革委会副主任）陪一个比他官更大的人物从我面前走过。我清楚地看见也听见他满脸堆笑地在对那位比他大的官评论我，他说：“这种人，从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叫他也尝尝苦头……”他一边走一边还回头把我指给那个大人物看。天知道，我哪天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我是农民出身，这辈子吃过的苦可能比他和这家工厂里的每个人都多。但是，我倒也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从来就不把像他这样的人放在眼里。我埋下头，不去看他那张“下倨而上恭”的小丑面孔，假装没听见他的话，继续推我的车，用我的力气挣我的一块八毛钱。
“你快跑呀！你！”
我能把这份超重的体力劳动顶下来，因为我从小在家里帮父母亲种过地，当右派以后又在农村劳动改造过。和农村的条件比，这里应该算是天堂了。我每天午饭吃的是白米饭和一份有点肉味的营养汤。还有一份特重高温工人的点心呢。那点心每天都是一小碗糖水橘子，我第一天自己吃了，第二天起，便带一只小瓶子，悄悄装下带回家，给卧床不起的父亲吃。看他吃得那么香，我浑身肌肉的劳累和疼痛好像都消失了。后来我知道，这些橘子是食品罐头厂的试验品，他们用了这家厂的铁罐，不知内层涂料有无问题，每批产品都要开罐抽验一些。开罐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便“废物利用”，给我们这些特重体力工人当“营养点心”吃。
但是好景不长，我干了才半个月，就闯下一场大祸。
那天下午，我好不容易和其他车上的搬运工一同，一车又一车地把烘房装满。最后进烘房的一车恰好是我推的。因为不知道正确的操作方法，又没有多少经验，而且人实在太累，更因为，我最后放上第三层的那只框架本身是有些扭曲变形的。在我把它连同五十张钢板，拼命用胸膛和右肩顶上去安放在第二层上的时候，上下两只框架没有能完全地咬合，上面那有些变形的一只朝外偏了一点。
我推着空车走开，想着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离开烘房刚四五步远，只见小刘车长在前面对我做一个惊慌的鬼脸。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也做一个鬼脸回应他，又继续向前走了两步。而小刘师傅这时竟大声喊叫起来：“你快跑呀！你！”
我还没反应过来，便听见身后发出哗啦啦一阵巨响。马上车间里的许多工人随着小刘师傅向我奔过来。而这时我仍是没反应过来，我没有照小刘师傅说的向前跑，而是一边仍旧慢慢走，一边回过头向后看。就在这分秒之间，小刘师傅已经奔到我跟前，用力把我手中的推车掀倒在一边，一把抱住我往后退。
我和他两人都倒在了地上，我压住他，两人的头都重重地撞到那辆小推车上。这时车间的工友们都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
我回头一望，才看见，烘房里的框架正一个个在向外倒，框架上刚印过颜色的钢板正在一层层向我砸过来，一直砸到我的脚跟，后面的钢板还在继续向前涌，同时继续发出可怕的哗啦啦的声响。我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事故，而闯祸的人就是我。因为最后一只第三层框架没有放好，在我离开烘房时，脚下的震动又太大，那只框架便倒了下来，它倒下时的震动又引起其他框架的坍塌，于是便造成一场灾祸。
工友们把我和小刘师傅扶起来。我没有什么，只是头顶撞了一个包，小刘师傅被我压在下面，他不仅头撞破了，一条腿也扭伤了。而他这时首先关心我：“你受伤没有？！我看见钢板砍在你身上了！”
大家马上查看我的全身，发现我一点也没有受伤。那砸到最前面的一块钢板正好切在我后脚防护胶靴的后跟上，那厚厚的鞋跟已经被斜着砍掉，我的袜子也切破了，露出脚上的肉，而我的脚竟然一点也没有受伤。
这真是奇迹！
“你的命好大哟！”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我的确是命大。那崭新的薄钢板一片片都像刀刃般锋利，加上倾倒下滑时的加速度，如果砍在身上，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我如果不是已经走得离烘房有六七步远，那一把把飞快的利刃，会正好把我从头颈开始直到脚跟，砍上几十刀。而现在的结果竟然是，我恰好被切去了鞋后跟，而我的脚和我整个的人则毫无损伤。
大家大大地松一口气。而这时我却瘫倒在地上立不起来了。两个工友一同把我扶起，送我到车间后门外的小天井里，让我背靠墙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位年长的女工给我送来一瓶盐汽水。她没有走开，坐在了我的身边，一手扶住我的肩头，两眼慈祥而焦急地注视着我，怕我会因为恐惧而支撑不住。在那一刹那间，我似乎觉得，她就是我的母亲。
这场祸造成的损失不小。整个车间一天中印出的钢板，因为瘫倒时互相摩擦，全都色彩混乱了，只能报废。
“你是个现行反革命！”
我接过那位老大姐递给我的盐汽水，正要喝第一口时，听见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吼叫声：“那个右派呢？那个右派呢！在哪里？在哪里！”说着他已经冲到我的面前。
“你好大胆子！搞出这种事情来！你这是反革命破坏！反革命破坏！现行反革命破坏！你是个现行反革命！”
我这时神经似乎已经麻木了，并不感到害怕，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而那位老大姐（后来我知道她姓金）却呼地立起身，挡在我和向我冲来的副主任之间。跟着涌进小天井的工友们立刻过来围在他们的四周。而我却仍然坐在台阶上，仍然两目呆滞，心中茫然。
几分钟后，金大姐先说话：“是事故，不是破坏！”她声音很大，态度坚决。人群中立即有几个声音赞同她，连声说：“对，不是破坏，不能说是破坏！”
这时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好几个厂部领导和革委会的人。金大姐继续说，不光是对副主任，也是说给大家听：“老王力气搭不够，可是他劳动态度是最好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都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