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华大帝国及其亿万居民突然被一次地震所吞食，我们不妨设想：一个与中国无任何联系的具有人道主义的欧洲人在得到这个可怕的灾难的消息后他将持怎样的感情？我想首先他将对那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不幸表示强烈的悲痛，他会对人类生活的朝不保夕进行沉痛的思考，并且对可能就这样毁于一旦的全部人类劳动所创造的繁荣进行沉痛的思考。如果他是一个投资商人，他也许会对这个灾难可能对欧洲的商业以及整个世界的商业和贸易的影响进行许多的推测。而当所有这些哲学工作进行完毕，当所有这些人道主义的情感都充分表达出来之后，他就又会以与从前同样的悠闲和平静去追求快乐，寻求休息或消遣，宛如这种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而降临他自己身上的哪怕是一点小小的灾祸都将可能引起他某种更加现实的不安。如果他明天将要失去一只小手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但是，如果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那么即使是几亿兄弟的毁灭，他也会呼呼大睡，酣睡不醒，而且那数亿人的毁灭看来还不如他自己的一点细小的不幸所能引起的关注大。因此为了阻止这种细小的不幸的发生，难道一个有人性的人就会宁愿牺牲其数亿弟兄的生命吗？只因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人性对这种想法感到震惊，世界尽管已经十分堕落和腐败，也从来未曾有过能够容忍这种事件的坏蛋。然而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差别呢？当我们的消极的感情几乎总是如此肮脏和如此自私时，我们的积极的天性又怎能时常如此慷慨和崇高呢？当我们总是更多地被与我们自己有关的事情所影响，而不大被与别人有关的事情所影响时，那么是什么在所有的场合促使慷慨的人以及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别人的更大利益而去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呢？它不是人道主义的温和力量，它不是造物主在人们心胸中所燃起的微弱的仁慈的火花——它虽然有能力抗拒自爱的最强烈的冲击。它是一种比较坚强的力量，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动机，它在这类场合尽力发挥作用。它是理智、天性、良心，居住在内心的居民，那个内部的人，我们行为的大裁判和仲裁人。是它，每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影响别人的幸福时，它就用一种能够震惊我们心中最放肆的激情的声音向我们高呼，我们仅是那亿万分之一，并不比其中的任何一个更好。而且当我们极端不知羞耻和极端盲目地认为自己高于别人一等时，我们就变成了愤恨、憎恨和咒骂的恰当对象。只有从它那里我们懂得了自身的渺小以及所有与我们自己有关的事情的渺小，而且只有这个公正的旁观者的眼睛才能够纠正自爱对它们的天然的歪曲。是它向我们展示宽宏大量的恰当性和非正义的畸形，把自己的更大利益让位于别人的更大的利益的恰当性，以及为给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做有害于别人的一件最细小的事也是畸形。在许多场合促使我们实行这些神的美德的不是我们对邻居的爱，不是我们对人类的爱。而是一种比这更为强烈的爱，更有力的感情，它通常在这类场合发生作用。它是对什么是光荣的高尚的爱，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以及对我们自己人格的卓越的爱。
当别人的幸福或痛苦在多方面都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时，我们就不敢像自爱可能暗示我们的那样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其他人的利益之上。这时内心的那个人马上就会提醒我们，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把别人看得太轻了，而且那样做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我们同胞鄙视和义愤的恰当对象。特别高尚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就不会为这种情感所左右。每一个效忠的战士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如果当效忠要求他付出生命的时候，如果他被怀疑为逃避危险，或者在需要献出生命时表现犹豫，那么他就会感到自己会成为战友们蔑视的对象。
一个人绝不能把自己看得过于重于别人，而为了个人利益伤害或损害别人，即使自己所获得的利益要比对别人的伤害大得多。穷人决不应诈骗或偷盗富人，即使前者所得到的利益可能要大大地多于后者的损失所能带来的伤害。在这种场合，内心的那个人也马上就会提醒他，他跟他的邻人完全一样，如果他做出这种不公正的偏爱，他就使自己变成了人们鄙视和义愤的恰当对象，同时也是鄙视和义愤自然使他们遭受惩罚的对象，因为他这样违背了一条人类社会的整个安全和和平赖以维系的那些神圣原则。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不对这样一种行为所带来的内心耻辱感到惧怕，对这种将永远烙在他心灵而不可能抹去的污点的惧怕，要比对不是由于他个人的任何过失而可能降临他头上的最大的外部灾难的惧怕大得多，而且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不会不在内心感到斯多葛学派描述伟大格言的真实。那就是一个人不公正地剥夺了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或者通过使别人受到损失或吃亏而不公正地谋求个人的好处是比死亡、比穷困、比痛苦、比所有能影响他的肉体或外部环境的所有不幸更加与天性相违背的。
当别人的幸福确实在任何方面都与我们的行为无关时，当我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不相关联，以至在我们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之间既无联系又无竞争时，我们通常就认为没有必要去遏制我们产生的，也许是对我们自己事情的不适当的牵挂，或遏制我们天生的，也许是对别人的事情的同等不适当的漠不关心。最通俗的教育教导我们，在所有重要的场合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和别人之间保持某种公正的态度，甚至世界的日常商业活动也能够把我们活动的原则调整到具有某种程度的恰当性。据说，只有那种最非天然的和最讲究的教育能够纠正我们消极感觉的不公平性；据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求助于最严厉和最深奥的哲学。
两类不同的哲学家一直在试图给我们上所有道德课程中这个最难的一课。一类哲学家致力提高我们对别人利益的敏感性；另一类哲学家则致力降低我们对自己利益的敏感性。第一类想使我们对别人的利益像我们本能地对自己的利益一样地关切，第二类想使我们对自己的利益像我们本能地对别人的利益那样地关切。也许，两者都把他们自己的主义推行到超过了天性和适当性的公正的标准。
第一类是一些好嘀嘀咕咕和阴阴沉沉的道德学家。他们一直是在指责我们，在我们还有如此之多的弟兄生活在不幸之中时我们还怎能如此快活，他们把成功的自然喜悦视作不虔诚，这种喜悦根本没有想到时刻在各种灾难的重压下劳动的那些可怜虫，那么多的可怜虫还处在贫穷的煎熬之中，疾病的痛苦之中，死亡的恐惧之中，并在他们的敌人的侮辱和压迫之下劳动。对那些我们从未见过，我们从未听说过，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肯定存在而且时刻侵扰着我们同胞的不幸的怜悯，它应该能够抑制幸运者的欢乐，而且使所有的人都会感到伤感和沮丧。但是，首先，对这些我们全然一无所知的不幸的极端的同情看来全然是荒谬和不合乎理性的。以全球平均来说，有一个人遭受痛苦或不幸，就有二十个人处于成功和快乐之中，或者至少是处于相当可以的环境之中。我们肯定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为那一个人哭泣，而不为那二十个人高兴。此外，这种人为的怜悯不仅是荒谬的，而且看来也完全做不到。那些假装这种性格的人通常只不过是有一点假装的和多愁善感的忧伤。而这种忧伤根本不会到达心里，只是使脸色和谈话具有一点离题的阴郁和不愉快而已。而且最终这种心态即使是可以装得出，也完全无用。它除了使那个具有这种心态的人痛苦外，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如果我们对我们不认识或没有联系的人的命运发生任何兴趣，对完全处于我们活动范围之外的人的命运发生任何兴趣，只能使我们自己焦虑，而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好处。我们为什么要在月明之夜而无端为世界苦恼？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处于离我们最远最远的地方的人无疑地有权利接受我们的良好的祝愿，而且我们自然也会给他们以良好的祝愿。即使他们是不幸的，为了那个原因我们去操心看来也完全不是我们的职责。因此，对于那些我们既不可能帮忙，也不可能伤害的人的命运我们不应发生兴趣。因为他们在多方面与我们是如此遥远，我们不对他们发生兴趣看来是造物主明智的安排，如果在这方面可以改变我们原始的素质的话，我们从这种改变中也得不到任何东西。
我们对同伴的成功的喜悦不予同情从来没有成为人们反对我们的理由。只要是不存在妒忌的地方，我们对幸运的好感通常很容易表现得过于强烈。同样那些道德家在责备我们对不幸的人缺乏足够的同情的同时，也责备我们轻浮，轻易赞美和几乎崇拜幸运者，崇拜有权势的人和富人。
在那些竭力想通过降低我们对与我们特别有关的事物的敏感性以达到纠正我们消极感觉的不平等性的道德家中我们可以把古代所有派别的哲学家都计算在内，尤其是古代的斯多亚学派。依照斯多亚学派的看法，人不应把自己视作某种独立的与别人无关的什么东西，而应当把自己视作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自然界巨大的整体的一个成员。为了这个巨大的社团的利益，他应该时刻愿意牺牲其个人细小的利益。任何关系到他自己的东西对他的影响，应该只不过是任何关系到这个巨大体系的其他同等重要部分的东西对他的影响。我们不应当用我们自私的激情和喜好把我们放置的那个位置上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而应当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公民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对于降临我们头上的东西我们应视作降临我们邻人的头上的东西，或者也是同一回事，像我们的邻人看待降临我们头上的东西那样。爱比克泰德说，当我们的邻人失去了他的妻子或儿子的时候，我们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世间的灾难，而是一个完全合乎事物的日常进程的自然事件。但是当这同一件事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时，我们就会哭喊，宛如遭受了最可怕的不幸。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当这种事件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如果我们处于他的境地时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们处于自己的境地也就应是怎么样的。
有两类不同的个人不幸常使我们的感情容易表现过度。它们或者是一种对我们只有间接影响的不幸，首先它们是通过对与我们特别亲近的某些人发生影响，这些人如我们的父母、子女，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亲密的朋友；一种是立即和直接影响我们自己的不幸。它们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命运，或者我们的名誉，这些如疼痛、疾病、濒临死亡、贫困、耻辱等。
遭遇到第一类的不幸，我们的情绪无疑可能会走得很远，超过适度所允许的范围。不过它们同样也可能达不到适度，而且它们经常如此。如果一个人为失去父亲或儿子或为父亲或儿子所遭遇的不幸所感到的痛苦与他为别人失去父亲或儿子或他们所遭的不幸所感到的痛苦相同，那个人看来就不是一个好儿子或一个好父亲。这种不自然的冷漠远不能激起我们的称赞，而且将招致我们最大的不赞同。不过，在这类家庭情感中有些人很容易由于表现过度而使我们反感，而有些人又由于表示不足而使我们反感。造物主为了最明智的目的，赋予大多数的人，也许是所有的人以比子女孝敬之情强烈得多的父母之爱。因为种族的延续和繁衍完全依赖于后者，而不是依赖于前者。在平常的情况下，子女的生存和维持完全依赖于父母的关怀。而父母的生存和维持则很少依赖于子女的关怀。因此，造物主赋予后者以如此强烈的感情，它通常无须激发，反而需要节制。道德家们很少致力教导我们如何放纵，反而通常是教导我们如何遏制我们对子女的爱，我们对子女过度的依恋，我们给予我们自己的子女的那种不公正的偏爱远远高出于我们所给予别人的子女的。相反，他们规劝我们关爱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的晚年给他们以正当的回报，回报他们在我们孩提和幼年时代对我们的哺育之恩。基督教的十诫就是教导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父母，而只字未提我们对子女之爱。造物主使我们为履行这后一任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人们很少因为装得比他们实际上更加喜爱自己的子女而受到指责，而他们对父母所表现的孝敬有时反倒被怀疑其中有过多的虚假。由于同样的理由人们对寡妇虚饰的悲伤反而怀疑其不真诚。如果我们能相信其悲伤是真诚的，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赞同，我们也不应严厉地谴责它。那种悲伤看来是值得表扬的，至少在那些假装的人的眼中看来是如此，这个假装就是一个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