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就以那些由于过分而极易引起人们反感的美好的情感来说，虽然过分可能显得应该受到责备，但也从来不会显得令人厌恶。我们谴责父母对子女的过于溺爱和操心，因为它最终可能害了子女，与此同时它对父母也是极大的麻烦。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很容易原谅它，而且也从不对它抱有憎恨和厌恶。而没有这种过分的感情反而总是显得特别令人可憎。一个人显得对自己的子女没有一点感情，在一切场合对待他们都是无端的严酷和粗暴，看来应是所有残暴的人中最可憎恨的了。适度感并不要求我们全然消除我们对最亲近的人的不幸的那种天然的特殊的敏感，缺少那种敏感总是比过分的敏感更加破坏了适度感。在类似的场合，斯多亚学派的冷漠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除了把纨绔子弟的铁石心肠的冷酷放大到比它原有的傲慢程度还高十倍以上之外，支持这种冷漠的所有形而上学的诡辩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那些最擅长于描绘爱和友谊的细腻和精美的诗人和罗曼史作家以及所有擅长于描写私人和家庭情感的诗人和罗曼史作家，如拉辛、伏尔泰、理查森、马利佛、里科波尼在类似的场合都是比芝诺、克里西普斯或爱比克泰德更好的教师。
对别人的不幸的有节制的敏感并没有使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履行任何职责，对我们分别了的友人的令人伤感和满怀深情的回忆，如同格雷所说，由怀念亲人而引起的悲痛绝不是一种无所谓的感觉。虽然它外表带有痛苦和悲哀的特征，然而它内在里却烙有美德和自我赞同的崇高品德。
而那些立即和直接对我们的身体、命运或名誉产生影响的不幸则全然不同。过度敏感比缺乏敏感更易触犯适度感，而且只有在极少的几种场合我们才可能是对斯多亚学派的冷漠和麻木不仁有一点过于接近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对植根于肉体的任何激情很少有什么同情。由于一个明显的原因引起的疼痛，如割伤或撕破了肌肉，也许是最能引起旁观者同情的肉体痛苦。邻人濒于死亡也能使旁观者产生伤感。不过在这两种场合他所感受的与当事人所感受的相比却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后者绝不会由于前者对他所遭受的痛苦显得有些泰然而感到不快。
仅仅是没有财富，仅仅是贫穷激不起人们的什么怜悯。对它们的抱怨常时很容易成为鄙视的对象，而并非同情的对象。我们鄙视乞丐，尽管他的纠缠不休可能驱使我们给他一点施舍，但他绝不可能成为人们深刻同情的对象。从富有沦为贫穷这是常有的现象，它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最现实的灾难，因而它总是能引起旁观者最真诚的同情。虽然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这种不幸的产生都离不开某种行为的不当，但他几乎总还是受到许多的怜悯，不致让他陷入最贫穷的状况。但是通过他的朋友，通常是通过那些有充分理由抱怨他行为不检的债权人的宽容，他几乎总是能得到某种体面的、卑谦而相当可以的支持。对于处于这种不幸的境地的人也许我们能很容易地原谅他的某种程度的软弱。但是与此同时那些意志坚定，对自己新的环境处之泰然的人，他们似乎并未因这种地位的改变而感到任何羞辱，他们把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建筑在财富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上。这些人总是最为人们所赞许，而且也总是能获得我们最高度和最深情的钦佩。
对于一个无辜的人来说，在能发生立即和直接影响的所有外界不幸中，名誉上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肯定是最大的了。因此对如此重大的灾难所能带来的后果的高度敏感总是并不显得有什么不光彩或令人不快。当一个年轻人对可能加在他人格和荣誉上的不公正的谴责表示愤恨时，即使有些过火，常时也是更加使我们尊敬。对一个年轻无辜的妇女来说，身边流传的关于她行为不检的无根无据的流言蜚语所给予她的折磨常常使她显得非常可爱。一个饱经人世风霜和不公的老人已经学会对世间的指责或赞美不予过多理睬，忽视和鄙视大声咒骂，甚至对于那些无聊作者的狂怒也不屑一顾。这种完全建立在对自己完善品格上的坚信的冷漠，如果出现在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具有这种信心的年轻人身上就将是令人不愉快的了。因为这在他们身上可能会被认为是他们在晚年会对现实的荣誉和不名誉采取一种极不适当麻木的态度的预兆。
对其他所有立即和直接影响我们个人的不幸我们根本就不会由于显得过于无动于衷而感到不快。我们常常带着愉快和满足回忆我们对别人不幸的敏感。我们却不能不带有几分耻辱和羞耻来回忆我们对自己不幸的敏感。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我们的软弱和自我控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我们会很容易相信，我们必须具备这种对我们消极情感的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力不是来自诡辩的辩证法的深奥的推理，而是来自于造物主为了使人获得这种和其他各种美德所确立的那一伟大天性，即要重视我们行为的现实的或假定的旁观者的情感。
一个很小的孩子没有自我控制能力，但是他的情绪是什么：害怕、悲伤或生气，他总是通过发出强烈的哭叫声以尽可能引起保姆的注意或父母的注意。当他仍处于这种具有偏爱的保护人的保护之下时，他的生气是最先，也许是唯一的被教以节制的激情。他的保护人为了他们自己的自在常常借用大声斥责和恐吓来吓唬他，让他不哭不闹。而那种引起孩子吵闹的激情所受到的限制就是教导孩子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当他长大到入学的年龄，或能够与他相同大小的伙伴们玩耍时，孩子马上就会发现他的伙伴们对他并没有那种溺爱的偏袒。孩子自然希望得到伙伴们的好感，而避免引起他们的仇恨或鄙视。甚至为了自身的安全大人们也会教导他这样去做。而且他很快就会发现他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不仅要把自己的愤怒，而且要把自己所有的激情都降低下来，降低到他的伙伴们可能乐于接受的程度。他就这样进了自然克制的大学堂，他学会变得越来越能掌握自己，而且开始对自己的感情进行一种训练，而那种训练即使是最长的生命也不足以能够把它操练得尽善尽美。
在处于疼痛、疾病、悲愁所有这些个人不幸中时，一个最软弱的人，当他的朋友甚至当一陌生人来看望他时，他马上就会想到来人对他的处境可能产生的印象。他们的看法把他的注意力从他自己的看法上引开，于是他的内心在他们来到时在某种程度上马上就会平静下来。这种效果是在瞬间产生的，而且仿佛是机械地产生的，但是对于一个软弱的人，它不会持续很久。他自己对自身处境的看法马上就会重新浮上心头。于是他像先前一样沉湎于哀叹、流泪和叹息，并竭力像一个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一样在他自己的悲伤和旁观者的同情之间达成某种和谐，只是其方法不是通过节制前者的悲伤，而是通过不断乞求旁观者的同情。
对一个意志多少坚强一些的人，上述效果多少要持久些。他竭尽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固定在伙伴们对他的处境可能采取的看法上。与此同时，在眼前这种巨大的灾难的压力下，他仍能保持平静，显得他对自己的感觉与同伴们对他的真实感觉完全一样，这时他感觉到了同伴们对他自然而然怀有的尊敬和赞许。他通过他们对他的赞许的同感来赞许自己和为自己喝彩。他从这种情感得来的快乐支撑着他，而且使他能够更加容易地继续做出这种崇高的努力。在大多数场合他避免提及自己的不幸，而他的伙伴，如果他们是有相当好的教养的人的话，也会小心翼翼地不去提起任何能勾起他那些不幸的事情。他竭力像平常一样用各种不同的话题来引起伙伴们的兴趣，或者，如果他感到他自己有足够的坚强可以去提起那些不幸，他就会竭力用他认为他们谈论那些不幸可能采取的方式来谈论它，而且像他们所能感受的那样去感受它。不过，如果他尚未习惯于很好地严格自我克制，那么他很快就会对这种遏制感到厌倦。长时间的看望会使他感到困乏，而且在看望将要结束时，他经常会做出每当来访一过他就要做的那种事情，把自己沉迷于过分悲痛的软弱状态。现代对人性的软弱极度放纵的一些文明的做法是在某一时期禁止陌生人访问处于极大的家庭不幸中的人，而只允许他们的至亲好友才能探望。想法是至亲好友的出现会要比陌生人的出现给他们的压力少些。而受害人能够比较容易使自己适应他们的感情，从他们那里他们也有理由可以指望得到更多的宽容的同情，而那些隐秘的敌人以为人们不知道他们是这种人，常常喜爱像最亲密的朋友那样尽早地去对受害人进行那些慈善性的探访。在这种场合，人世间最软弱的人就竭力保持男子汉的面孔，并且出于对他们的恶意的义愤与鄙视尽可能地装作快乐和轻松自在。
经过自我克制的大学培养的真正坚强和坚定的人、聪明和正直的人在人世的纷争中也许在面对派系的暴力和不公正、战争的艰苦和危险，在所有场合都能保持对自己消极感情的这种控制。不论是独自一个或在与人交往中他都装出几乎相同的面孔，装出几乎相同的样子。在成功和失败中，在顺境和逆境中，在友人和敌人的面前他常时都能根据需要保持这种男子气。他从来一刻也不敢忘记公正的旁观者对他的情感和行为可能给予的评价，他从来一刻也不敢放松对他内心的那个人的注意。他总是习惯于用这个伟大的与他共处的人的眼光来看待与他自己有关的一切，这个习惯变得对他是完全熟悉了。他一直在不断地实践，在不断的需要下模仿，或者竭力模仿他的外在行为举止，而且甚至根据这个可怕而又令人尊敬的裁判的内心情感来塑造自己的情感。他不仅仅是倾向于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他是实实在在地接受了它们。他几乎把自己等同于那个公正的旁观者，他几乎自己变成了那个公正的旁观者，而且除了他的行为的那个伟大的仲裁指示他应有的情感以外，甚至再无别的感觉。
在这类场合，每个人用以审视其自身行为的自我满足的程度，其高低完全与为了获得那个自我满足所需要的自我克制程度相一致。在不需要自我克制的地方，也就没有自我满足。一个仅仅擦伤了手指的人，尽管他很快就显得忘记了那个细小的不幸，但他不可能获得很大的喝彩。被炮弹打掉了一条腿的人在丧失了一条腿后，他仍能用往常的冷静和平静的心态说话和做事，由于他要做出较高程度的自我克制，他自然会感受到程度高得多的自我满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遇到这样一种偶然事件他们对其自身的不幸自然的看法必然带有极其生动和强烈的色彩，其强烈的程度足以完全抹去其他任何看法。他们什么也感觉不到，他们也不可能再注意到别的什么，只有他们的疼痛和他们的恐惧，不仅是内心的那个想象出来的人的判断，而且碰巧可能在场的那个真实的旁观者的判断这时都会完全被忽视和不予考虑。
造物主给予处于不幸中的人的良好表现的回报就这样完全与那个表现的良好程度相一致。造物主对于疼痛和不幸所带来的痛苦所可能做出的唯一补偿也正是这样，良好表现的程度恰好与疼痛和不幸的程度相一致。与我们战胜自然敏感所必需的自我克制的程度相比我们从中所获得的快慰与自豪要大得多。而且这种快慰和自豪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充分享受到它们的人会全然感到不快。痛苦和不幸绝不可能进入一个心中充满了自我满足的人的心胸。一个遭到了上述偶然事件的聪明人，其幸福在各方面与他处于其他任何条件下所能享有的幸福完全相同。这种说法对于斯多亚学派的人来说也可能是过头了一点。不过至少必须承认这种对自我喝彩的充分享受，虽然不可能完全熄灭他的受苦感，但肯定必然大大减轻他的受苦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