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不过是她获取利益的一个搭扣。主要是她非法获取土地上的帮凶。那天，我正为乡镇人事改革后遗症烦心呢，有几个乡镇干部因为人事改革去北京上访，市信访局打了几次电话了，说两会期间你们的人再滞留北京，县委书记得向市委说事儿了，县领导因此很恼火。我对乡镇也如法炮制，跟几个乡党委书记打电话，要么立即领人，要么等候撤职。放下话筒，G就打过来，说找我有事儿。我让她来办公室。她说，办公室不是她去的地方，她想去一个私密一点的地方。我知道她想去“红地毯”，虽然“红地毯”的产权归她所有，她也信守诺言，不经我允许从没去过。
进了“红地毯”的门，她说：侯大书记忙啊，见不到你的影儿。我笑道：还不是你招手即来，颍川可是你G大老板的天下。埋汰我啊，累死了。借你宝地冲个澡你不介意吧？我戏说：我巴不得呢，要不要我跟你一起洗鸳鸯浴啊。她说：可以啊。G洗完澡就躺在床上说：侯大书记，你就体恤一下民情吧。别搞得跟开会似的，累不累啊？过来歇会儿，多舒服的床啊，过去的帝王也不过如此吧。我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走到床前，她竟然赤裸裸地躺着。她说她喜欢裸睡。面对一个美女的裸体，我实在无法控制，就上了床。这时她的电话响了。她招手让我跟她一起听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哪儿？床上。干吗呢，大白天的？想你呗。发大水了吧？是啊，快来抗洪吧。不行，中午市里领导要来，吃完饭洗干净了等我。事情怎么样？还没见侯书记呢。她呻吟着说：他要拒绝怎么办？电话里说：你就说我的意思，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咋办。我当然知道是谁的电话，说不了什么心态，不等电话结束，我就上了她的身。我觉得有时候性并不是欲望。完事儿后，我躺在床上，等着G冲完澡和我谈判。她说：你都听见了。我想要东城靠国道的那块地。干什么用？开发商品房。有眼光。可是，那地方规划的是“大学城”和科技馆。学校好像已经在筹建中。
你有办法。重新修编规划。
那得人大通过才行。你能做通张浩然的工作？
还是你想办法吧，那家伙软硬不吃。上次，他孩子出国留学时，送他的钱都退回来了。你不会送他夫人？你以为我傻，送他？可不就是他夫人。
别的地儿不行吗？你干吗非要那块地？我跟你说过，别跟张人大死磕。“大学城”是他引资的项目。
她说：商人只看利润，那块地可以建一个商城。你的股份已经封好了。没难度还要你侯大书记出马吗？
我不行，你去找H，她分管土地。
我已经找她了，她答应帮忙，你得运作这事儿。她一个人不行。
我让她找一个搞规划的大腕儿，让H陪同在颍川四处看看，媒体上热热闹闹地报一下，然后，拿出一个高层次的规划。
经过运作，G如愿地拿了那块地。
张浩然奉命去新疆考察劳务输出和棉花市场，走时这个项目交给了一个副主任。他出差回来，就去了“大学城”，看到工地上热火朝天，高兴地给老板打电话。老板的一句话把张浩然噎住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讲诚信？他一头雾水地挂了电话，叫来了那位副主任，问怎么回事儿。副主任委屈地说：您走后，市里召开了推进城市化进程大会，咱们县为了落实市委会议精神，提高城市品位，又新增一个大型的商贸中心。城市规划修编是四个班子研究的，我主持召开的人大常委会，按法律程序走。当时，我和您联系不上，想等您回来再开会，黑书记说特事特办。我跟H县长也说了，她说她已经电话给您汇报过了。那块地是挂牌竞标的，没有什么异议。大学城的选址可以重定，黑书记说颍川的地任他们选。
张浩然听了半天，终于恍然大悟，他看到热火朝天的工地是G的“天堂商厦”而非他引资的“大学城”。于是，他不得不孙子似的跟“大学城”老板道歉，解释选址改变的原因。他盯上了G也不是这一档子事儿，G出事儿应该在意料之中了。
独白十一
G是怎么进去的？据说问题出在银行里，跟张没有关系。张不动G是为了保护颍川的利益，还是保护“黑电话”？抑或是作为本级监督不力？我说不准。
“黑电话”曾跟我说，我们花的钱也不能算G的。她自己应该有多少利润。我们县财政的“扶持”资金一年就几百万，还有减免的税收，这些钱我们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扶持说明白了也就是一个沉淀池，我们就要表面的清澈。
财政上的钱我当然知道，但不知道G那里有他多少股份。G进去时，“黑电话”赌咒发誓说他和G没有关系。他是跟她没有直接关系，可我就扯不清了。
那天，招商局新任局长请我去市里吃饭，吃完之后他领我去了一家发廊，说是上海来的大师，出场费多少多少钱，还得预约。真他妈的世道变了，一个剃头的竟然摆谱摆到这份儿上，还不知道哪里的小松鼠到这里来充大尾巴狼。我本来不想去，招商局长说已经跟人家约好了。我就顺便一睹“大师”的风采。我一看乐了，好一个“大师”，一张老烟鬼的脸，瘦削刀背似的。一头染烫受伤的头发，在脑后被捆成马尾。他的不同寻常也就两只眼睛了，细小而贼亮，闪电似的让人畏缩，除非你有一双比他更尖锐的眼睛，一般他会把你刺得收回目光的。
当然，他看到我的目光后就很不自然地收回他的目光。我调侃道：还真是大师风范。你怎么收费这么高。
他说：我给您做过之后，您就知道物有所值了。我和别人的区别就是那一点点的精致。到位和不到位，大师和非大师，其实就差那一点点。
一点点，贼亮。我嘲笑道。他当然不明白我说什么，专心而娴熟地耍着他的工具。我忽然想起了“黑电话”，“大师”说得很富有哲理性，到位和不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和“黑电话”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这一点点，我怕永远也超越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第六感觉。我正想“黑电话”的时候，他打来了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正理发，他让我理完发赶紧到他办公室。我匆忙地赶到，他说：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我一下子愣住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他接着说：最近市里考核班子，要补充一名副市长。竞争得很激烈。
我说：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就这两天。
我能做什么？
你负责市直机关的推荐，召集你最靠得住的人，对口打招呼。这样就没有贿票之嫌了。
四个班子呢？
交给县长吧。他的热情不亚于我们，人家早该当书记了。
我说：一个数可以吗？他说可以。
这个钱从哪里出呢？
找G吧。
我给G打电话时，她说在省里，有一笔贷款正在协调，马上回来。那天晚上，我在“红地毯”和G见面。她看上去很憔悴。这次她没有带来茅台，而是拿了一瓶原装的波尔多葡萄酒。她说，难得和你见面，陪我喝一杯吧，我现在情况不太好，经济危机，房子卖不出去，贷款也不好办，“老头子”的钱也抽走了，几家银行催贷。我希望“黑电话”能提拔啊，说不定会给我带来好运的。“老头子”看好他。
G自斟自饮，喝得满脸绯红，目光迷离。她鼻子上那块戒疤在一片潮红中发出光亮。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她：你原来不叫G吧？她咽下一口酒，盯我半天说：调查我了？不，我觉得你像一个人。她说出了“蝴蝶结”的名字。我碰翻了酒杯。她说：别这样看着我。我不想提那段历史。不过也无所谓了。我刚读高一下学期时，父亲抛弃了母亲，跟一个年轻的女人结了婚。优越速变成屈辱，尊崇转换为鄙视，我受不了这样的变故，要搬出家属院。母亲没有工作，不可能找到新住处，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后来，母亲得了肺癌，我只好回来照顾她。母亲去世后，父亲把我安排到他所在的单位，我改名换姓随了母亲。母亲的死对我打击很大，我亲历了一个弱女性的悲哀。站在母亲的棺材前，我透视着社会、男人、女人，总算看透了，一切不过如此。她自顾自地说着，我打断了她。你的学历？伪造的。现在的身份？真的。你鼻子上那颗黑痣呢？做了，一个相师说那个东西克人，我母亲就是它害死的。父亲怕克死他的新宠，要我做掉。你还想知道什么？哦，对了，我丈夫，在假种子之前就卷走了我的钱财，带着孩子和保姆消失了。颍阳，生我养我的地方，像碎玻璃一样充塞着我的过去。出来后，我走了，很远。最终，我又回来了，带着港商的身份，不是在颍阳，而是在颍川。我准备强到能托起整个颍阳时再杀回去。也许这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我很累，有时候躺在床上，想永远睡下去。G说完闭上眼睛，两串眼泪滚落在她的两颊。
这个世界真是太荒唐了。我一时语塞。她睁开眼睛，重重地吐了口气，继续说：我知道是你，我离开学校那天，看到一个又低又瘦的男生，低头走进校园。当时我好羡慕他，他还能继续读书，而我却不知道将去何处。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是那个低头进校园的男生。那个男生是我离开校园最后的记忆。
她不知道那个低头走路的男生同样有着成长的伤痛。我没有说出曾经对她的暗恋，消失在大门外的“蝴蝶结”，是我永远的心结，它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说出了“黑电话”的意思，她说没问题，银行的贷款先拖一拖。她用酒杯里最后的酒盖住了疤痕，还原成一个依旧光鲜的女人。我无法面对她的欲望，拿上她的支票离开了“红地毯”。
“黑电话”有干爹罩着，运筹帷幄，出奇制胜，还真入了围，全市就推荐他一个。公示前，他去了张浩然的办公室，请张看在老乡的分上一定给予支持。他说：我们都是从基层起家，干到这个位子不容易。张浩然长叹道：是啊。之后，他给我交代，张浩然的老娘信佛，让我给老人家送一尊金佛。张浩然是个孝子，不会有违老娘的旨意。“黑电话”又安排了几个人秘密关注着张浩然。我惊叹“黑电话”的精细，但是，谁又能保证张浩然不会像绊我一样绊“黑电话”呢？
“黑电话”公示刚刚结束，省委组织部还没有下文，G就进了监狱。她的罪名是涉嫌金融诈骗。几十个亿的银行贷款不知去向，几家银行联合起诉，大小行长们纷纷落马。
正是“红地毯”，我和Q正看一光碟，Q已经转“正”了，当然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能量，她好像上面有什么人，跟“黑电话”打了招呼的。我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怎么了，心里老是晃晃悠悠地不踏实。按说“黑电话”提拔了，紧接着就会是县长和我，我该高兴才是。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让我对女人欲望很高，也许是想在短暂的快感中寻找一种解脱。Q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胸上，教我怎么抚摸她的乳头她才更兴奋。我正处在极度亢奋中，床头上的黑电话陡然响起，我吓了一跳。是“黑电话”打来的，他说：你多带点钱，出去避一避。G进去了，可能什么都会说。
我很明白，G如果供的话，肯定会先供我。我很平静地把Q收拾了，然后准备出逃。
传闻十七
侯书文脑子里又出现了那张白纸条，突然觉得自己真是傻啊！也许是这种日子把他的智商变得太低了。一张空白的纸片难道不是要他说点什么吗？他没什么好说的，他把握得那么好，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定力。定力才是决定输赢的根本。他的心情顿时好起来，看来这种煎熬终于要结束了，他可能真要出去了。肯定是干爹的能量，那老人岂止是“黑电话”的干爹啊，简直是大家的干爹了。他想，如果能出去就辞官归乡，就在钱湾，钱银行的行宫里，把他的大树都处理掉，种上花草，终老一生。
说不定他还能回到“红地毯”，重新做颍川的主人。也许，凭他对颍川的了解，和他的才智，会把颍川建设得更好，他觉得他比其他人更合适待在颍川。出去后，他会做颍川的包拯或海瑞，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审视着交代G的材料，看看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不，还是销毁吧，也许已经用不着这玩意儿了。
他撕了交代材料，充满期待地等着。也许很快就要跟这儿说再见了，自进来他还没有这样轻松过。
终于等到了那根黑筷子，他闭上眼睛，吞下一大口空气，压迫狂躁的心，让它稍稍平静。他不敢怠慢，颤抖着打开黑木筷，当那纸片幻化出一道金属的寒光时，他笑了，笑得那样惨烈。
他重新摊开材料纸，复制着撕掉的交代材料，写完后交给看守说，让他稍睡一会儿，醒了全都坦白，不想再耗下去了。
侯书文躺着，记忆像清澈的颍河水一样慢慢地漫过来：树叶般漂泊在岸边的渔伐，泥鳅般油亮黑滑的脊背，站在岸上比谁尿得高的伙伴，父母、孩子，钱银行，钱妮娃、钱二妮、A、N、G、H、Q等等，他的那些记住名字和没有记住名字的女人们，“红地毯”，茅台酒，“黄鹤楼”……
当年轻的看守送来饭时，侯书文已经睡在自己的血泊里，僵硬而冰凉。
钱银行的继任来通知钱妮娃时，她已经浑身素裹地准备好了。她说，俺知道了。俺有一个要求，别让侯书文进侯家的坟院，让他葬在俺爹身边，钱家后嗣的位置。侯书文进侯家的坟院，侯家后代会出问题，钱湾的风水也会坏掉，这是爹临终时说的。
钱妮娃拒绝了村长给她安排的机动车，她拉着那辆早已废弃的架子车，一高一低地走向侯书文。刚出钱湾村，一个黑衣女子与她迎面相遇，那女人低头说道：怨生不怨死。钱妮娃看着这个清丽憔悴的女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她说：妹子你……那女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她终于想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了，钱银行的丧事上，那个没有喊她嫂子的女人。
钱妮娃领着两个儿子跪倒在侯书文的新坟前，她眼前突然出现侯书文弟兄跪在父亲坟前的一幕，这个自侯书文死没有流一滴眼泪的女人，此刻突然大放悲声。
侯书文新土未干，“黑电话”就出事儿了，而且跟侯书文和G都没有关系。“黑电话”进去之后，迅速崩溃，连司机给他买了一条短裤都交代了。让人意外的是，不是G和候书文交代了“黑电话”，而是“黑电话”交代了G和侯书文、一大批颍川的科级干部、已经提拔的处级干部……
（原载于2010年第7期《北京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