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地，对于柳大成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分给农民，又从农民手里集中起来。几十年了，他坚定不移地干社会主义，无论遇到什么，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党的正确性，怀疑过国家的政策，他对毛主席敬若神明。他跟党一心，跟上级一致，即便是他下台的时候，也从未有过怨恨。那一个菜团子的恩情，早和党的恩情搅在一起了。在他的意识里，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绝不是口号，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可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柳大成就犯糊涂了。下台的老陈书记又上了台，地主子女也都摘了帽。听说被打成右派的县委老罗书记也出来了，还到地委当了副书记。罗书记被打倒时，他觉得罗书记肯定是不听党的话，才出了问题。公社的陈书记靠边站时，也是一样。现在，陈书记开会讲话跟过去也不一调了，他说：国家有了新政策，实行包干到户，人家小岗村打的粮食都吃不完，咱当家的不能再让群众饿肚子了。我们把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分给了农民，又从农民手里交给了集体，现在还要交还给农民。咱是党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老陈书记说的跟他想的一样，他咋就抹不过那个弯呢？
刚刚分完地，大队支书就到县里集中培训去了，学习中央“一号文件”。这“一号文件”可是专门对农村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全县的大队支书都集中在陈州县委大礼堂里学习。柳大成和杨寨的支书，是当时红卫公社两个资格最老的支书。他俩床挨床睡着，夜里睡不着，便一起偷偷出去喝酒。睡不着是因为心里有事儿啊，可是心里那些事儿又没法儿说，从那时过来的干部，谁敢乱说？有事儿不能说就憋得难受，憋得难受只能喝闷酒。俗话说，喜茶、闷酒、没局的烟。杨支书和柳大成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才互相搀扶着从外边回来。上楼时，杨支书一脚踏空，便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断了腿。柳大成好歹扶着楼梯上了楼，没有走到屋里就倒下了，躺在过道里不省人事。“一号文件”学习班上，他俩成了一号新闻。
中国，经历了“文革”，像被关进笼子里的猛虎，如今突然蹿出来了。她看看外面的新鲜世界，伸了伸懒腰，便猛扑过去。
“一号文件”学习班上的“一醉”，柳大成就越来越迷糊了。1984年，国家下达了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了“农村商品经济”。其实，柳家集的各类小商小贩，摊点门面早就开张了。那些炸油条的，卖烧饼、麻花、胡辣汤的，杀猪宰羊的，卤肉锅子，摊子都摆上了，集市上又热闹起来。过去的“市管会”，看到做小买卖跟逮贼似的，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到处转悠着收钱，说是市场管理费。这世道说变咋就变了？让柳大成更失落的，是再也用不着打钟上工了。社员不靠工分吃饭，连记工员也没人理了。庄稼地里谁爱种啥种啥，他再也不能指挥着这块种谷子，那块种蓖麻。过去红红火火的大集体，一下子变得冷清了。家家户户关起门来过起自己的小日子。他当了一辈子的干部，突然觉得没有了主意，不知道该干啥。他依旧吃过饭就往外走，到大队部里转悠一圈，到那口大铁钟前摸摸，再磨磨蹭蹭地回家。还有，公社也不开恁多的会了。夏粮征购时，不再是他组织几十辆架子车，插上红旗，喊着号子，说啥时出发就啥时出发，而是他让队长一家一户地通知。他的号令也不灵验了，说是几时走，到时候就零零散散的几家，而且还是松松垮垮的规整不一。统购统销的指标也没有了，变成了合同。突兀地，他领的一群绵羊就变成了兔子，都躲在窝里不出来，不听话了。他们倒像真成了主人，他反而成了多余的人。他不但成了多余的人，而且成了人们憎恨的人。过去，他分给群众粮食，现在他向群众要粮食；过去，他向群众发钱，现在他向群众要钱。从分到合时，他觉得有目标，有方向；从合到分时，他一下子就没有了底气。更让他不安的是，他不但成了让人憎恨的人，而且成了历史的罪人。分产到户，他把集体的财产都败坏完了。集体成了空壳，干啥事儿都得让群众掏腰包，凡事儿都得和群众商量。他当的是啥干部啊？
他有罪啊！是他断送了柳家集的大好江山。
还有一个让柳大成更不能接受的现实，就是他家门前的饭场不知道啥时候也散了。柳大成家门前有块空地，生产队的石磙、磱石、碾子都在那儿放着。一到吃饭时，他早早地把他那破半导体拿出来，放在碾子上，音量放到最大。半导体比有线广播里的新鲜事儿多，全国的事儿都播。周围的社员都端着碗在那儿吃饭，有的端一碗杂面条，有的端一碗稀糊糊，大部分端一筐子蒸红薯。来早的坐在石磙上、磱石上，来晚的就把鞋一脱，坐在鞋子上，或者靠树蹲着、站着，大家吃着喷着听着。也有些骂玩儿的、抬杠的，张家长李家短，公鸡下蛋，骡子下马，三条腿的蛤蟆，四个眼的鸡，反正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气氛活跃而热烈。吃饭的时间有早有晚，大家也是陆陆续续，随着打嗝声、放屁声、拍打声，饭场也就慢慢地散了。虽然大家过的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日子，可是他们都安居乐业，贴心贴肺的。柳大成看着这光景，心里特别满足。饭场儿是他收集信息资料、掌握社员思想的主要渠道。他与别人不同的是，最早一个去，最后一个撤；别人坐的是自己的鞋、石磙、磱石，而他坐的是马扎子。责任田一分，这一切都像被大风刮走了。仍旧是那块空地，仍旧是那半导体，仍旧是那马扎子，再也等不到端着碗凑场吃饭的人。柳大成坐在那块空地上，呆呆地像做了一场梦。他真想这是一场梦啊，梦一醒，一切还都是原样。可是，这对他来说却是一场永远不醒的噩梦。
柳乔氏也很失落。饭场里，是她展示一手好茶饭的最佳机会，同样的饭，她比别人家做得好吃。都是蒸红薯丝儿，她拌得散绒，加点葱花，滴几滴儿香油，那味儿就出来了；同样的红薯片面，人家蒸窝窝头，她先用滚水烫烫，再蒸成面条，便成卤面了；同样的白菜疙瘩，她在锅里煸煸，再添上水熬，就不会显得水咂；同样的胡萝卜缨子，人家和面蒸窝头，她拌面蒸菜。她丈夫引领着社员干活，她引领着妇女的女工。她比柳大成还通透些，饭场散了，她吃饭的方式也随着改变了。她把做好的饭放到了小桌上，叫柳大成回屋里吃饭，不再把饭给他端到饭场里。
我干娘对饭场也是情有独钟。她通常揣着馍，走着吃着，走到饭场，馍也吃完了。空手在空荡荡的饭场里走一圈，然后“嘿嘿”一笑说：真干净，连石磙、磱石都分完了。
柳大成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的气管炎病又犯了。那天早上，柳圈儿来时，他还没有起床，起了几次才算坐起来。柳圈儿走进里屋，柳大成的夜壶还没有掂出去，一股臊气迎面扑来。这臊气夹杂着病中的腐臭，还有一种衰老的气息。他实在无法忍受，过去他也闻过这种气味儿，咋就没有这种感受呢？他实实在在有些反胃，就没有走近床前，而是后退一步侧着脸说：公社通知开会呢。
柳大成咳嗽了一阵子说：你去吧，我现在走到公社都很困难。看看有啥任务，回来咱再商量。柳圈儿没有像过去一样，利利落落地应声而去。他犹豫了一下说：让学成去吧，他年轻，俺这腿也痛好几天了。不能见阴天，天一阴就痛。咱都老了，你今年也六十出头了吧？
六十一了。让学成去开会不太合适吧，他才是个治保主任，还不是主要干部。
该让他挑重担了，公社里进了许多年轻干部，听说还有些学生娃。
那天，柳学成在他的四个兜外面罩上了他刚做好的西装去公社开会。开会回来，他抑制不住兴奋，滔滔不绝地向他爹汇报大会的盛况。他说，他见到县委书记了，县委书记来给张庄乡政府剪彩的，也是跟他一样穿着西装。
柳大成听得晕乎乎的，说：啥？啥玩意儿？啥乡政府？剪啥彩？从头汇报，没有主题。以后你还咋当主职啊？
柳学成说：公社的牌子换了。人民公社不叫人民公社了，叫乡人民政府。大队也不叫大队了，叫行政村。生产队也不叫生产队，叫村民小组。红卫公社是第一家换的牌子，县委书记来剪彩了。现在红卫公社恢复为过去的张庄乡政府了。以后您不能再说红卫公社了，得说张庄乡政府。
这不是改朝换代了吗？不对啊，这天下还姓“共”啊。这红卫咋又叫张庄了？可他还是柳家集大队的书记啊。不对，是柳家集行政村的支书，咋恁别扭呢？
那一场会，断送了柳大成的政治生涯。
那年，县里要求调整农经作物比例，分给张庄乡的是棉花种植任务。张庄乡新来的书记姓罗，也穿西装，看上去文质彬彬，干起工作雷厉风行。对上级的要求不讲价钱，对下级要求绝对服从。柳家集的任务是：三分之一的地种植麦棉套。开完会，柳大成觉得根本不可能，三分之一种棉花，社员都吃啥？发家致富？有了钱，就有一切了？农民不种粮食，还能叫农民啊？钱能当饭吃啊？他实在想不通，就没有落实。年轻的罗书记，要求各行政村必须完成任务，说这是县里分的任务。还说：谁完不成，就递交辞职报告。动员会后，有些村干得轰轰烈烈；有些老支书，也跟柳大成一样观望等靠。于是，再次动员的时候，罗书记把柳大成叫到他的办公室，让他写辞职报告。柳大成一怒之下，罢了会。可想而知，他被撤了职，成了杀鸡吓猴的鸡。跟他一起被“杀”的，还有四个村的老支书。
张庄乡党委来考察柳家集的班子时，找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座谈。当然，我干娘是劳模啊，也是群众代表之一。考核组问她：大娘，您这村里，除了柳大成谁还能当支书？我干娘说：柳大成。
人家就笑了：除了他之外，还有谁？
没有谁了。柳大成领了半辈子了，没犯啥错，咋要换人啊？
这是党委的事儿，你就说谁能出来当支书吧。你觉得柳学成咋样啊？
学成这孩子从小就痞，跟俺铁锨一块儿没干多少好事儿。当兵回来后就学好了。这孩子是个好孩子，要是把一集人都交给他，他能撑住摊子？
问你呢？
问俺还是柳大成。
好，你回去吧。
我干娘回家之后，就心神不宁了，老在屋里转悠着。柳英儿看见说：娘，你转悠啥？都给俺转晕了。
我干娘说：俺转柳家集的当家人。
当家人不当家人碍你啥事儿了？你一个老百姓，你以为人家真听你的，你说是谁就是谁？真是的。
人家能征求俺的意见，还不是看俺比一般社员主贵啊。俺是劳模，柳家集是大家的柳家集。这柳家集没有柳大成可咋办啊？不行，俺得找他们说说去。不碍俺的事儿，咋不碍啊？选个当家的，谁的事儿都碍着哩。
我干娘再去找工作组时，人家已经走了。大概，我干娘是唯一力荐柳大成继续干的一个人。这次，她不仅仅是为了报恩，而是为了柳家集的大业。
柳学成脱颖而出。我干娘一人反对，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一个人的意见连少数都不占。其实，那时候如果没有柳大成，柳学成早就是支书了。他们考察班子时，没有征求柳大成的意见，更没有考虑血缘关系，实实在在听了党员群众的意见，完全是从工作需要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