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
甲戌，师以皇太后令召群臣会议，以帝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群臣皆莫敢违。乃奏收帝玺绶，归藩于齐。
司马师决定冒一定风险废掉曹芳。
合法手续还是履行了的，那就是“以皇太后令”办了这事。2010年春晚赵本山率众徒弟出演的小品《捐助》，因为拿寡妇说事，遭到了文化人的抨击。欺负皇太后——位置最显赫的寡妇，是中国历史久演不衰的剧目。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先后利用这位郭太后粉碎了曹爽集团、废黜了第三任皇帝曹芳，皇后或皇太后在皇帝交替的间隙里，是皇权合法性的来源。
司马师在废掉曹芳前清理了朝廷内部的异议分子，主要是中书令李丰，还包括了夏侯玄、张缉等。夏侯玄是夏侯渊的后人，也算宗室，曾掌军事，时任大鸿胪、太常；张缉是曹芳的岳父老丈人，时任光禄大夫。李丰想联络他们诛杀专权的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结果失败，夏侯玄、李丰、张缉等人皆被夷灭三族。
司马师本来想立彭城王曹据，曹据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同辈，曹叡、郭太后的叔辈。郭太后以辈分不对，而且坚持自己的老公曹叡不能绝嗣，所以反对立曹据，她推荐了侄子曹髦。
曹髦当时只有十四岁，在司马师看来，这个年龄的少年，对自己暂时构不成什么威胁。（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挑成年的曹据。曹据生卒年不详，但在建安十年即公元205年封侯，就算一生下来就封，到现在也五十岁了。）而郭太后在曹髦小时就见过他，对他有印象，坚持要自己亲自将玺授交给曹髦。后来曹髦奋起反抗司马家的专权，没准儿这位郭太后是有所预料也有所期待的。
司马师废立完成以后，扬州刺史文钦（曹爽派）、镇东将军毌丘俭（夏侯玄、李丰的朋友）矫郭太后诏，起兵讨伐司马师。
废、立、起兵，大家都借用了太后的名义，太后确实是皇帝暂时缺席时的权力象征。中国近现代废掉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他是名义上的最后一个皇帝），确认清朝合法性转移“中华民国”的是隆裕皇太后的诏书。
合法性是政权存在的基础，古代不承认民主选举，不认为权力来自公民一人一张的选票，只是笼统地讲“天下有德者居之”。怎么才算有德呢？最低标准是你得打败更缺德的。不管怎么样，从古到今，合法性这个好东西，不是赵本山对小沈阳说的“这个菜可以有”，而是必须有，否则政权就难以长期稳定。
先行废立测验民意（其实是官意），再行篡夺坐定江山，这是司马氏在中国历史上创立的模式。在这之前，董卓只行废立，后世有罪推定他肯定会再行篡夺；曹操篡夺了，但没有必要通过先行废立做民意调查。司马氏是完整的2.0版的软件，好使，后来的野心家都喜欢。
换皇帝最早起头的，还是霍光——慢着，前面还有，是赵高，赵高废掉了一个皇帝秦二世，不过立的不是皇帝是秦王，算是有一点“瑕疵”吧。先秦权臣废立更换君主的，也能找一大把，为了省事，就不往前追究了。其实，霍光和司马师的废立，程序上都一样，结果不一样，我们无法证明是不是司马昭后来有了篡夺野心，才把他哥哥从“霍光第二”的光荣榜上拖下水。反正符合“历史正义”的尧舜禅让和霍光废立，都为后世建立了一套可执行的合法程序，别有用心地树立榜样和各取所需地学习榜样，都是当权者的智慧。所以锐圆哥哥经常提醒：榜样出没，屁民注意。
今天读史读到这里，我觉得再批判野心家也没有什么意思，格老子有机会也会有野心。我在想皇帝专制制度，君权和相权有着深刻的冲突，皇帝强了，可以随便换丞相（包括大将军、领尚书事、内阁大学士以及军机大臣），当然还可以杀了他们；丞相强了，像诸葛亮这样，就把皇帝晾一边了，像曹操，皇帝就得战战兢兢，像司马氏，那就对不起，皇帝得把位子腾开。
君相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不小心就进入一种恐怖状态。现在各个大国之间都建立了一种预警机制，就是防止一方无意的动作被另一方理解为突然袭击，别弄得你发射卫星我这边核导弹就招呼过去。过去的君相之间没有这种机制，关系好的时候，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关系紧张的时候，因为对方一出手就可能让自己死无还手机会，所以双方都格外警惕。在曹操时代，在司马氏时代，君臣之间进入了一种恐怖平衡。曹操说实话，他说自己坚决不能下台，坚决不搞轮流执政，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举族被诛，这就是传说中华丽的“骑虎难下”。
司马师废曹芳，就是因为李丰等人搞“黑串联”落下了痕迹，为了自家不被灭掉三族，就得灭掉其他人的三族。到这个份儿上，不篡党夺权就没有出路。
因为权力而产生摩擦和冲突，是正常的，但是冲突怎么能保证任何一方不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政治文明要解决的事情。中美之间要搞战略再保证，君臣之间也应该有类似安全再保证。
《资治通鉴》读到这里，没有看到历史上有人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政治文明的缺失比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更多。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似乎讨论到这个问题：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上古天子都是传贤不传子，后来退化天子传子，但是宰相传贤不传子，算是一种政治制度上的补救。但是皇帝专制对“宰相传贤”一直进行破坏，君臣互为仇寇竟成为常态。
三国时代，基本上是个君弱臣强的时代，曹操、诸葛亮、司马父子都是强臣，孙权死后，吴国也是臣强君弱，皇帝和权臣的斗争展示出了丰富多彩的形态。南北朝时期，暴君多出，是不是对魏晋时代权臣多出的一种历史补偿？揣着这个问题继续我们的《资治通鉴》之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