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开创新时代，文学热曾经盛极一时。
不仅仅有一些人想通过文学寻找出路，也不仅仅有许多人要通过文学呼喊抒发，更有无数人当时要通过文学宣泄压抑、寄托希望乃至寻求理想。
山西作协的机关刊物《汾水》后来改名《山西文学》，发行量一路飙升。从几千升到数万，最多时候曾经达到十七万份。
一份刊物办得好，除了主编西戎老师掌控方向、知人善任，除了编辑部主任郑笃老师和编辑部两位副主任李国涛和周宗奇领导有方、协力办刊，全体编辑也都功不可没。
一块合作过的许多编辑同人，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一个小说家的人物形象库存。
1.忻州四俊杰
刊物发行量上涨，在文坛和读者群中间影响越来越大。编辑人手紧张，编辑人才短缺。西戎主编依然用借调的办法来发现人才，以充实编辑队伍。
在我正式调入作协不久，刊物从我省忻州地区一下子借调来了四位编辑。他们是曾忠龄、刘琦、王中干和燕治国。
四位，年龄最大的是曾忠龄，我们称之为老曾。
老曾，曾经入朝当过志愿军。没有打过仗，在军乐队吹什么贝咕噜。可能是神经方面原因，老曾平常不瞌睡、满精神，一站到队伍里，军乐一响，他就打瞌睡。后来转业忻州地区定襄县，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通讯组、文化局，后来县里成立文联担任了文联主席。是定襄文坛元老级的人物。一个南方人，为地处北方的忻州定襄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老曾个头不高，干瘦。冬日爱穿一件大氅，大氅几乎快要拖地，个头就更显得低。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开口讲话，非笑不言；笑的时节，那只小眼就几乎全然闭住；他的眼睛看不见对方，对方看不见他的眼睛。
老曾脾气太好，一说话总笑。谈论正经话题，即便做严肃状，也带几分不像。老派人物，对领导的尊重就更叫不同寻常。
孙谦家里那时喂着一条狗，取名“麦克”。孙谦在巷子里地位高，狗也就相当凶。人们上机关澡堂路过门口，狂吠扑咬。有一次，我去洗澡，麦克不看对象，照例扑咬上来。老孙又不在跟前，我就狠狠踢出一脚。正踢在狗的下巴那儿，将壮硕的麦克踢了一个倒毛筋斗。狺狺哀鸣不绝。从此见了我，仿佛一只避猫鼠。
老曾上家拜访孙谦，对麦克的态度则全然与我们不同。在老孙的院子外头，远远就先对狗赔了笑脸。到了狗的跟前，还要逗孩子似的和狗玩儿。自己将双手竖在脑袋两侧，扮演成为另一条狗，和麦克嬉闹。如此半晌，然后才去拜访老孙。
主人不在跟前，尚且这样，主人要在跟前呢？对狗尚且这样，对主人本身呢？相比而言，我敢说自己对老孙特别尊重吗？
后来，老曾没有调来省作协。他年岁不小，在定襄拖累大，也舍不得经营了一辈子的事业。
和老曾同样在过军乐队的有个河南人刘琦。
刘琦十六岁当兵，转业后一直在山西忻州文化部门工作。年龄没有老曾大，个头魁伟，超过老曾一头，而且显得要比老曾成熟老练许多。对编辑部上下都很尊重，讲话也是满面堆笑。以我一个年轻人的眼光看来，刘琦的笑容、眼神，有些深度，或者属于极富沧桑。刘琦早年就发表过有些影响的《黄连歌》，写过二人台剧目，对民俗民间文化有所了解。《山西文学》有不少民间文学方面的稿件，当时主持刊物工作的郑笃老师就安排刘琦负责看稿、联系作者。领导上这一安排，最终成就了刘琦。
不久，山西新时期以来的首届文代会召开。会上成立了民间文学研究会，并决定成立《民间文学》编辑部。具体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刘琦，顺理成章担任了刊物执行主编。刊物发行极好，一度上升到了几十万份。刘琦的编刊能力得到印证，刘琦从此成为著名的刘琦。
年龄与刘琦相仿，有个从忻州地区神池县借调来的王中干。据称是由当将军的伯父抚养长大，离开了湖南农村老家，于1960年大学毕业。老牌大学生，却被分配到忻州西八县里几乎最为穷苦的神池。老婆有工作，教书。虽是双职工，两夫妻生有三位公子，生活却也拮据节俭。但他秉性乐观，性格相当阳光开朗。
因为年龄原因，我们尽管不称王老师，但从开始就尊称王中干为老王。老王梳理一个大背头，鼻子带些酒糟红；从个头到长相，有几分像某领导人。极善言谈，东扯葫芦西扯瓢的；有时不乏幽默有趣，但更多时候难免着三不着二。笑话嘛，大家未曾发笑，老王会自己笑弯了腰，鼻子耸起在面部中央，愈加大而红。大家听得有些“审美疲劳”了，想要离席告辞，不成。老王刚刚说得有了兴致，站起身，眼神钩子似的抓牢你，继续演讲。那情形，简直面对碌碡也能讲得那石头疙瘩长出耳朵来。
老王文字底子不错，看稿当然也在行。后来担任过我们小说组的副组长，文联作协分家时到了文联那面，与董耀章并列担任刊物《火花》的主编。前五六年在一个饭局与老王见过一面，其时他已经退休。日子过得怎么样？孩子们长大，生活不再拮据。但老王自家说，早上散步，会捎带到集贸市场买那儿的便宜蔬菜。不过，精神头儿不坏，还是乐呵呵的。我想，一个人乐观与否，实在是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乃至是决定因素。正是佛家所言：心安乐处，即身安乐处。
当初忻州借调来的四位俊杰里，数燕治国最年轻。比我年长一岁，同是老三届高三毕业生。毕业后先是回乡务农，随后才招工到县办煤矿下井挖煤。燕治国年轻，个头却最高：净高一米八六，是为南华门里第一高度。所以有时被我简称“幺八六”，不过是顺嘴说说。韩石山认为其中有贬义，怪怪地笑，坏坏地笑。
老燕与我们同是以工代干调来，和我一块儿读北大作家班，后来合作编刊物，当我的副手。对于他，偶尔开开玩笑是有的，有意贬损哪里至于。
燕治国同属忻州四杰，也是好脾气。见人远远打招呼，夸张地表示惊喜，然后满脸笑容、热情握手。称得上礼貌周全，谦虚谨慎。写得一手散文，文笔细腻；小说也走婉约路数，仿佛出生在南国水乡。而燕治国其实生在晋西北的河曲，是地道的边地汉子。人高马大，外带一头拳曲毛发，所以自称是半个蒙古人，以五胡乱华混杂血统而自豪。豪情何所见？当在酒席之间。几杯老酒落喉，面色转红，言语开始粗豪，情绪不受控制。豪气冲天，气吞万里如虎；起而高歌，直欲响遏行云。
老燕喝醉酒，言语或有出格，难免粗口；情绪一时失控，竟而落泪。也算得是性情中人。老燕骂娘，骂些什么？老燕落泪，哭些什么？比如分房子楼层太高，评职称一时还低，牵扯到个人利益，有关饭碗面子，要哭要闹，也在情理之中。
但有时，我觉得这位大个子是在专意玩儿幽默。借着几分酒意，正色质问周宗奇、厉声责怪张石山，声色俱厉、气急败坏的。嫌大家不管事，不关心机关问题、不关注人的死活。那么，到底有些什么事件、何种问题？原来机关水费收得有些高了，而老燕又怀疑比张石山家的水费还高，而且更怀疑是收费者故意欺负咱老燕，所以借酒撒疯、呜呼呐喊、地动山摇。你说，这不是在玩儿幽默吗？酒后醒转，为自己失态而懊恼，为或许伤害他人而自责，郁郁寡欢者数日。免不了连连道歉，意在弥补错失；或赌咒发誓，诚心知过必改。而后，巷子里高挑挑漫步行走者，又是礼貌谨慎一位谦谦君子矣。
眼下，老燕也快退休了。戒了烟，体重有所增加；酒偶尔还喝，酒徒情状往往依然故我。这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呢，还是“童心不老，青春永驻”？
2.大同两老小
在我和李锐借调之前，编辑部从大同方向已经调来两位编辑。一老一小，或曰一长一幼。长者冯池，幼者王子硕。
王子硕是我们几个以工代干编辑里最年轻的，老三届里的初一学生，调来南华门也最早，二十刚出头就成为正式编辑。共事多年，我觉得王子硕完全当得起“少年老成”这个评价。如果说燕治国主要优点是谦虚，王子硕的主要优点则是谨慎。好像从小就已经学到并且能够坚持做到“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训。不搬弄是非，不议论他人，风险话题，决不随便插言表态，话到嘴边，三缄其口。也许是家教遗传。而我更怀疑他童年受过坎坷磨炼，性格因之内向早熟。
就说编辑看稿的日常工作吧，王子硕当然也是积极认真，毫不逊色于我等。发现作者、推出精品，多年里卓有功勋。但他签署稿签很讲究，至少比我要显得成熟圆通。好稿，决不会像我似的写上“此稿可发头条”一类断然话语；次稿、差稿，往往也不直杠杠退还作者，而要写上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推荐到小说组长那里。稿子好坏，让上一级领导来决断。与其说王子硕是害怕开罪作者、推卸责任，不如说他处理事情谨慎。不越权、不张扬。稿件是否可发头条，是自己一个小编辑能够决定的吗？
于是，说好并不明确、说差也不显然的稿件就推荐到组长冯池案头。
再说冯池。冯池也是当兵出身，贵州人氏，转业到北地边城大同工作，办报纸多年。看稿仔细，校对严谨，划版编排也不在话下。几个编辑小子，始终尊称他为“老冯”。
